总结晋商的经营内容 第1篇

从太原到平遥，车程约两个小时。

沿路的风景并不怡人，空气里透出北方秋天特有的肃杀气氛，一辆辆集卡呼啸而过，带起一串长长的烟尘。

一路上，我脑子中反复闪出平遥的样子：一个有点老旧的小城，四周环绕着一圈黄土城墙，城内的建筑一片灰白，偶尔在门前挂上一个红色的灯笼作为点缀，建筑里兜售各种时兴的旅游纪念品，游客们热热闹闹，彷佛在赶一场大型的庙会。

这种刻板的印象来自于电视剧，也来自于大多数以旅游业为生的南方古镇。但当巨大的平遥城墙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刻板的印象被击打的粉碎，城墙比我想象中至少高出三倍，雄壮、威严，丝毫没有陈腐之气。

带着满心的景仰，我走进了这座具有两千七百年历史的古城。

周宣王时期，一个叫猃狁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一路攻打到泾水北岸，直逼都城镐京。尹吉甫奉命出征，一路北伐，将猃狁打到太原以北，他的军队驻扎在平遥，并在平遥筑起城墙，后来的平遥城就在这些城墙的基础上建成。

是谁设计了平遥城，历史中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这座四四方方的古城，形如一只乌龟，城门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南城门为龟头，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最低处，城内所有的积水都经北门流出。

城墙东西有四座瓮城，两两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的瓮城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爪前伸，唯有下东门的城门径直开向东面，据说是害怕乌龟爬走，所以将一只腿拉直，绑在城东的一座麓台上。

在中国文化中，乌龟是一种长寿的动物，而平遥古城竟然也能在山西这个战火频仍的地带，从两千七百年前的西周穿越而来，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就不得不让人对中国的风水文化感到叹服。

平遥城的精髓还不限于此。

汉朝初年，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皇帝刘恒曾经在平遥封王，平遥在当时又被称为中都，再往前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曾出任鲁国的中都宰相。

虽然两个“中都”毫无关联，但平遥人还是借着这点微弱的联系，把孔夫子和他教出来的七十二位贤人以及三千弟子请进了平遥城，在城东南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文庙，供奉这些以文墨为生的读书人，让他们成为全城子弟效仿的偶像。

在平遥城的城墙上，有七十二座敌楼，象征着七十二位贤人，敌楼上又有三千垛口，象征孔子的三千子弟。将文人的意向融入军事防御工程，清晰地表明平遥人对于外敌的态度：用武装来震慑你，用文化来感召你。

军事上的强悍是外表，文化上的强大和自信才是城市的灵魂，是真正维持人间香火的力量。于是，城墙和文庙成为平遥城市的两种意向符号，清晰的地勾勒出平遥人“文修武偃”的人格形象。

在这座“文武兼备”的小城内部，以市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通向城门，大街之间又有小街八条，巷道七十二条，构成完备的城市道路系统，城中遍布着一百年前响彻中华大地的老字号。

“日升昌”、“协同庆”、“蔚泰厚”、“同兴公”……，我们走进这些巨富之家，恭恭敬敬的站在堂屋前，想象曾有一批商业巨人就在这里创造了“海内最富”的神话。而今，堂上的主人已经驾鹤西去，他们的智慧留在泛黄的家书里，留在大门的楹联上，也留在后辈的血液中。

夜幕降临之后，古城更有了“古”时的味道，掌柜的伸伸懒腰，站在店门前点上一支烟，此时恰好有客人上门，掌柜笑嘻嘻的说：“关门了，赔本卖了”，然后给出一个令人惊喜的价格，主客两家皆大欢喜。

客人走后，掌柜的面带微笑，彷佛还在品味这令人满足的一天，然后亲手上好门板，回到后院，享受人间天伦。

曾经的平遥人们过得就是这样的日子，白天兢兢业业的工作，晚上回去和家人一起，围坐在餐桌前，高高兴兴的吃上一顿晚饭。饭后，回到书房，盘算着今天的进项，计划着明天的生意，再有余闲就在昏暗的烛灯下读几页圣贤书，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好呢？

这日子看似单调平淡，实则趣味无穷，山西商人们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踏实与宁静中，成为一代财雄。

反观我们现在的生活，科技一日千里，生活丰富多彩，一部手机，让人时时刻刻与世界保持着联系，无穷无尽的信息山呼海啸的来到我们面前，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有用哪些无用，根本无从辨别。

倘若曾经走西口的青年们，知道现在只要拍拍视频就能获得挣钱的机会，他们是不是还会选择长途跋涉？倘若等在家中的姑娘们知道用手机摇一摇，就能获得无数男子的青睐，她们是不是还会选择等待爱情？

我们当然要肯定科技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但它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必然也蚕食了一些东西。我们来到古城，要寻访的绝不仅仅是古城的遗迹，而更应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中去寻找一些我们可能已经丢掉的东西。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走出平遥城外，城外的一座剧场里，一场“又见平遥”的演出座无虚席，它用实景体验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朝末期，沙俄入侵，平遥一家票号的王掌柜在沙俄不幸遇难，留下一脉单传的儿子，为了保住王家的血脉，票号东家赵易硕抵尽万贯家财，从平遥城中雇佣了二百三十二名镖师远赴沙俄。

七年后，王掌柜的儿子回到了平遥，而前去搭救他的东家赵易硕和二百三十二名同行镖师无一生还。

看完演出，一股豪迈之气回荡在心里。

剧本是编出来的，但剧中的精神无法杜撰，从走西口到日升昌，从运粮贩盐到海内最富，无数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远离家乡，向北走入一个充满凶险的世界，能带着财富和荣誉归来的只是少数。

大多数人就和剧中那二百三十二名镖师一样，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钱财，更没有留下血脉，也许记得他们的，只有在出行前给予他一夜温存的那个善良的姑娘。

后辈们把他们的故事写进剧本，给他们安上一个名字，用这种方式来祭奠万万千千埋葬在口外的灵魂。

此时的世界一片沉寂，平遥城内，月光如水，静静的倾泻在古城的街道上，沿着月光的指引，日升昌、协同庆、同兴公……这一串串显赫的名字，就像已经谢幕的演员，静静侧身于历史的帷幕之后，任观众从面前一一走过。

这一天结束了，厚厚的城门被守城人吱吱呀呀的关上，巨大的城墙在苍茫的夜色中留下一道深深的剪影，遥远的地平线上，有无数从这座小城中走出去，但未归来的灵魂，它们总会在深夜中回到故乡，来听那一声响彻云霄的绝唱：

总结晋商的经营内容 第2篇

票号给山西商人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小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根据后人推算，日升昌一个分号年均汇兑二百三十万两白银，按当时二十几家票号，四百多家分号计算，山西票号一年的汇兑量就可达到八亿多两。

如此庞大的财富本可以让山西商人在历史上书写下精彩的一笔，但可惜生不逢时，票号蓬勃发展的时期，正是世界发生巨变，清王朝全面下滑的时期。日升昌建立十七年后，_战争爆发，中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外敌入侵，风雨飘摇中的国家，带着山西商人一起驶入了一片险滩之中。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851年1月。

这一年，屡试不第，在郁闷中受到上帝感召的广东农民洪秀全，在自己三十八岁生日的当天，领导着手下的一帮弟兄在广西一个叫金田的小村庄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一夜之间，“头裹红巾，剪辫蓄发”的太平军席卷了全中国，这些贫苦的农民疯狂的冲进城市，直逼北京，他们以太平为名，却制造着最令人惊骇的混乱。乱局之下，商人们纷纷关门歇业，山西票号也向汉口等地的分号发出了紧急撤号的指令。

1853年，太平军进入北京，繁华的京城一下子陷入萧条，城里冒出来成千上万失去生计的流民。慌乱的清政府一面要筹备兵马对付太平军，一面要拨出银两赈济流民。钱从哪来呢？

一位与晋商素有来往的亲王向皇帝密奏：

第二天，大清的财务官员就将山西富商的财报上交给皇帝，按名单分配捐款任务。截止当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白银超过二百七十万两，几乎占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之多。

自此之后，晋商就成了清政府所依仗的大财团，一有捐钱的事儿，政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当然，白花花的银子捐上去，不可能一点利益都没有。

太平军起义之前，清政府始终不允许票号染指官府的银两，但太平军起义之后，各地政府都表示“道路不宁、装鞘运现风险太大”，请求_同意以汇兑代替运现。面对着地方政府的现实需求，结合山西商人的多次倾囊捐助，清政府终于在1823年取消了票号不许汇兑官银的禁令。

此时，太平军起义已经接近了尾声，十余年动乱，商业萧条，百废待兴，由于山西商人在起义期间的“优良表现”，清政府决定将官银放进山西票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虽然清政府在走下坡路，山西票号却逆势而行，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巨额且不计利息的公款给山西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但局部的繁荣改变不了大局的走向，没过多久，第二次危机又来了。

1900年，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由，闯进北京，对皇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蹂躏。面对着这一乱局，慈禧带着光绪和大队人马离开北京，一路南下，到西安避难，对于这一次毫无脸面的跑路行为，官员们还给了它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两宫西幸”。

就在“两宫”临幸山西之前，慈禧的随从之一内阁学士桂春将慈禧的行程密告给大德通掌柜高钰。这位精明的山西商人立刻做出了人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将大德通改造成慈禧光绪下榻的行宫，并且为这对逃亡的帝后筹措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一年之后，这场浩劫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局，条约中规定：中国从关税中拿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按的年息，分三十九年还清。这对国家来讲是奇耻大辱，但对山西商人来讲，竟然又成了一次从天而降的机遇，因为慈禧太后把这笔巨额的“庚子赔款”交给了山西票号打理。

就这样，山西商人在全国人民都水深火热的时候，再一次实现了财富的飞跃。

1888年，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八百五十两，到了1908年，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竟然达到一万七千两。这是一次回光返照的繁荣，春风得意的山西商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对手——银行。

庚子之乱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全面渗透进中国社会，对中国本土的传统产业构成严重的威胁，银行，就是山西票号的劲敌。

关于这一点，在大城市里工作的商人们已经有了感知，蔚泰厚在北京分号的大掌柜李宏龄写信给东家，信中力劝东家应该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文化：

但李宏龄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04年，清政府开始筹建由官方主导的户部银行，并邀请山西商人入股参与，这本是一个向西方银行学习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决定生死的机会，如果山西商人能抓住这次机会，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对票号进行改革重组，那么中国金融业的历史都将被改写。

但遗憾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协商之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拒绝参与。

这一次，自信满满的山西商人们真的是老了，他们不相信洋鬼子的银行能在我中华大地上展开拳脚，他们更不相信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票号能被洋鬼子的银行打败。

然而，败局已定。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群固执的老人与最后的机会擦肩而过，在帝国落日中一步一步走向末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国，中华大地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山西票号放出去的贷款大多无法收回，而这些贷款竟然没有任何抵押。

陷入困境的掌柜们，天真的寄希望于北洋政府，派了代表向政府请愿，这个半吊子政府回信：

这个“他日”并没有到来，1914年农历9月，山西票号的开山鼻祖日升昌，在一个秋叶飘零的日子里，永久的关上了大门。

在唏嘘感叹之余，我们也总想问个缘由，如此宏伟的财富大厦，何以在一夜之间倾颓？除了外敌强劲，_之外，晋商这座大厦的根基里又有哪些问题呢？

第一，票号的立身之本是一种被称作“信义”的意识形态，而非西方银行的实物抵押。

中国受儒家文化熏染两千多年，中国的商人被称为“儒商”。儒教文化是一种君子文化，儒商们默认自己圈子里的人都是遵从“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小人”群体是不被儒商接受的，所以只要你有良好的口碑，令人信服的品德，那么票号就可以和你做生意，即所谓“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这种建立在“君子文化”基础上的商业系统，事实上非常脆弱，因为“信义”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随时发生变化的东西。当政治修明，社会稳定的时候，这套“信义”系统运转良好，而社会一旦动乱，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自保”，“信义”系统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

所以，清政府灭亡之后，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存钱的人们纷纷上门挤兑，而借钱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山西票号从“信义”的天花板上一脚踏空，粉身碎骨，而靠实物抵押制度立身的银行则在战火中从容而过。

第二，商人始终是政府官僚的附庸，而非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支撑社会的柱石，商人们虽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在“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序中始终位于最末一级，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为自己发声。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商人们长期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官僚在给予优惠政策的时候，往往带着施恩的心态，而商人自己也觉得只有依附于官府，才是一个稳妥的立身之本，所以历次动乱中，革命的都是农民，而非商人。

面对着清政府近乎勒索的劝捐，山西商人非但没有拒绝，反倒是一次又一次的将身家性命压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政府身上，他们不曾想，也不敢想，要从官府的荫蔽之下独立出来，搞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既然是政府官僚的附庸，那当政府灭亡的时候，商人们也就只好跟着清政府同归于尽了。

第三，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山西商人们缺乏国际视野。

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以前，山西商人纵横商界二百余年，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去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和困难，但这些危机和困难说到底都是中国式的问题，用中国人的智慧就可以解决。

外商进入中国以后，危机和困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视野，需要不断和外来文化进行沟通和交流，但很遗憾，在“蛮夷”面前，保守的中国儒商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方式，闭上眼睛不去听不去看，企图和外商划清界限。

这种“自杀式”的固执，常常令后人捶胸顿足。当时的西方银行，虽然具有更严密的制度和更稳健的经营管理，但说到底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以中国人的聪慧，只要能稍稍睁开眼睛看上一看，就能立刻悟到“蛮夷文化”中的机窍，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改进和壮大自己，在战乱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历史没有如果，曾经走西口的山西青年，在走了两百年以后，终于也年迈了，保守了，最终，他们的眼光没能越过自家大院的那道院墙。

这段文字发表在1915年的大公报上，它记述了山西商人们的结局。如今，日升昌的招牌还在，当人们从它面前经过时，都会长长的叹一口气，然后深深的鞠上一躬。

总结晋商的经营内容 第3篇

走西口，是中国山西一次大规模的民间移民浪潮，起始于明朝中期，延续至清末民初，历时三百余年。

为什么要走西口呢？答案就一个字：穷。穷的根源并不是山西人懒惰，而是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清朝一则文人笔记中记载：

在当时的社会中，耕牛是一个农业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让牛累成这个样子，可即便如此卖力，依然是“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之十一”。

除了土地贫瘠之外，山西的自然灾害也特别多，整个清朝，山西全省有记录的自然灾害多达三百余次，平均每三年一次，在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中，山西全省饿殍遍野，饿死的饥民达到百万以上。

就这样，一方水土不足以养一方人，走投无路的山西人只能背井离乡，到口外去谋得一个生路。那生路为什么又在“口外”呢？原因要追溯到明朝初年。

当时，蒙古人被明朝军队赶出中原，但他们的势力并没有被完全瓦解。为了加强北部的防御，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北长城上建了九个军区，称作“九边重镇”。

军区距离当时的统治中心十分遥远，军队人数达到一百二十万人之多，如何向如此庞大又边远的军队提供稳定的后勤补给，是_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明朝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谁能把河南和山东的粮草运到边关，谁就能取得“盐”的专营权，这条政策被称作“开中制”。

这一下，山西人看到了希望。

首先，山西虽然什么资源都没有，但南部小城里偏偏有一个盐池，这个盐池从春秋时期起就是重要的食盐生产基地，一车车的盐不断地被运往全国各地，小城也因此而得名“运”城。

其次，山西与河南毗邻，自古就是连接北方边塞与中原的通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先天的优势，把运送粮草的任务交给山西人，那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于是，“运粮卖盐”就成了山西人的第一笔生意。

在早期走西口的群体中，有一位著名的商人张允龄，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文集中描述父亲的从商之路：

“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短短几个字生动的还原了晋商群体最初的形象：一群贫穷但乐观的青年人，推着一辆辆小车，带着粮食和梦想，奔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用双脚开启了一条财富之路。

行至明朝中叶，蒙古人清晰地意识到夺取中原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他们对边关的骚扰，主要是为了贸易。于是，在高拱、张居正等朝臣的斡旋之下，明朝政府与蒙古俺答汗签订了“隆庆和议”，和议的重点之一就是“互市”。

这是山西人迎来的一次重大机遇。

“互市”意味着商人的经营范围得到了拓展，除了运粮和卖盐之外，一切蒙古人民和内地人民需要的商品，大到马匹骆驼，小到针头线脑，都纳入了山西商人的经营范畴。

于是，各式各样的店铺，客栈，酒肆，铺天盖地的在边疆小镇上建立起来。此时，到口外去，做生意，赚大钱，成了山西人明确的人生志向。

越来越多的青年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越来越多的姑娘加入了等待丈夫归来的队伍。有的人回来了，带着大笔的财富盖起了高高的宅院，有的人暂时回不来，但年年月月将家书和银子如期寄到，供妻儿老小置几亩薄田，但更多的人杳无音讯，姑娘的青丝等成了白发，带着一腔的哀怨告别了人生。

到底有多少人走过西口，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能活着回来光宗耀祖的，一定是少数，因为走西口的道路，充满着动荡和凶险。

所谓西口，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又称作“杀虎（胡）口”。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里曾经是胡人和汉人打仗的地方，既然是打仗的地方，地理位置必然险峻无比。

在通往西口的路上，财富带来的希望是模糊的，但盗匪、寒冷和风沙都是确定无疑的危险，走西口是山西人向命运和财富发起的一场豪赌，唯一的赌注就是他们的身家性命。

现在的包头城外，有一片古老的坟地，这里曾经被山西商人买下来，给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回不了家的老乡们提供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于是，父亲走了，儿子再跟上，一代一代的山西人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积累着财富，也积累着运气。

1727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条约中规定，中俄两国的商人可以直接通商，这对山西人来讲，无异于天赐良机。因为远道而来的俄国商人，一踏进蒙古草原，最先遇到的中国商人就是晋商。

当时，俄国人最需要的商品是茶叶，这片小小的中国树叶不仅在俄罗斯有巨大的消费群体，在整个欧洲也是紧俏的货色。于是，曾经运送粮草的货箱又装满了沉甸甸的茶叶，从福建出发乘水路到达汉口，再从汉口由骆驼和骡子一路向北运到归化和张家口，在这两个口岸稍事整顿之后，驼队继续向北，将茶叶运到边境城市恰克图。

一条以福建为起点、以圣彼得堡为终点的国际商路被打开了，这条商路行程上万里，历时二百余年，以恰克图为界，商路的一端控制在俄罗斯商人手里，另一端则牢牢的掌握在晋商手里。

这次，山西人不仅走到了口外，还走向了国际，繁忙的商路犹如一条流水线，日夜不停地为山西商人创造着财富，可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一些困难。

当时，商人们的交易都靠白银完成，交易量小的时候，自然不成问题，但现在面对着动辄上万两白银的交易量，现金交易的代价可就太大了。一是舟车劳顿，二是盗贼横行，更重要的是，资金流通太慢，严重掣肘了交易的效率。异地汇兑的问题迫在眉睫，谁来担纲？重任落在了山西商人的肩上。

1823年，平遥商人雷履泰开现代金融之先河，创办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日升昌用银票代替现银，长足的解决了大额资金异地汇兑的问题。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山西商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办了三十多家类似的票号。

这一下，资金融通的问题解决了，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了，票号，这一划时代的创造让山西商人的财富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

因贫穷而背井离乡的山西人，从走西口到日升昌，三百多年总算走出了一片天地，走出了一番名堂。“一纸之符信谣传，万两之白银立集”，票号的掌柜们坐在平遥县城的柜台后面，运筹帷幄，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荣光换发的迎来了他们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