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读书总结 第1篇

1880年，李叔同生于天津，他的家族是最有名的富商之一，被称为“桐达李家”。由于李叔同生母王氏是从丫环收房的妾，所以李叔同算是庶出，在家里没什么地位，这或多或少导致他性格上的敏感。比如，在李叔同15岁时，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江月，富贵终如草上霜”如此沧桑悲情的诗句。

但是，因为家庭优渥，李叔同算是养尊处优型的公子爷，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他哥哥亲自给他开蒙，又给他请了天津最有名的书法家。

19岁那年，李叔同带着母亲、妻子俞氏离开了天津大家庭，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居住，进入蔡元培主持的南洋公学读书。一到上海，李叔同“如鱼得水“，不仅在文艺圈里大出风头，号称“二十文章惊海内”，著名的《送别》便是此时写就的，此外，他还成了闻名沪上的风流公子，“饱受”上海花魁名妓青睐。

1905年，李叔同母亲逝世后，他执意决定去日本留学。他考取了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学油画、水彩，课余又在音乐学院学钢琴、学西洋戏剧。

林语堂曾评价：“李叔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个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一个人。”

1911年，李叔同回国，且带回来一个日本妻子。但由于“家运”不行了，李叔同便去了南方任教，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音乐、绘画，认识了一辈子的好友、文学家夏丏尊，也教出来了丰子恺、刘质平这样的学生。

也就是在杭州，成就一代大师——弘一法师。

事实上，一开始李叔同是利用假期到虎跑寺去暂住，偶尔练字。在虎跑寺的日子让他对僧人的清幽生活很羡慕。干是，此后就越来越勤，逐渐开始穿起出家人的衣服，打算住满一年后正式剃度。

后来，夏丏尊“戏谑”对李叔同说，“既然你住在庙面，又穿着和尚衣裳，何不就此出家？”

结果，李叔同当真了。后来提前结束了这一年的课程和考试，在虎跑寺出了家,又在灵隐寺受了比丘戒，成为正式僧人。

在杭州出家之后的二十四年，弘一法师长期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云游，修行，说法，编著。他对戒律执行得极严，随身的东西很简陋，棉被和雨伞都是出家前的东西——用到“尽形寿”。

即使病倒，他还是严守“过午不食”的戒律，寺里的方丈为了让他一天吃上两顿饭，把全寺的午饭提前到了上午十点。有人探望他，他说:“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要问我今天念佛了没有？”

终于，在63岁这年，弘一法师在泉州旧病复发，但拒绝医治，开始绝食，逝前，他写下了“悲欣交集”四个字——这四字也成为他的绝笔，在这四字的旁边，弘一法师还写了三个略小的字，“见观经”。之后，弘一法师便圆寂。

从风流才子李叔同到佛门高僧弘一法师，从风花雪月到清修苦行，弘一法师的一生可谓是不断地“见自己”的一生……前半生，将各项艺术推至巅峰；后半生，排除掉了个体欲念，将内心融入十方世界，深研佛法，关怀世间众人。

他的人生无非都是在践行“认真”二字。

另，禅宗有一则偈子是这么说的，有源禅师来拜访大珠慧海禅师，请教修道用功的方法。

他问慧海禅师：“和尚，您也用功修道吗？”

慧海禅师回答：“用功！”

有源又问：“怎样用功呢？”

慧海禅师回答：“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

有源有些不解地问道：“如果这样就是用功，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和禅师一样用功了？”

慧海禅师说：“当然不一样！”

有源又问：“怎么不一样？不都是吃饭、睡觉吗？”

慧海禅师说：“一般人吃饭时不好好吃饭，有种种思量；睡觉时不好好睡觉，有千般妄想。我和他们当然不一样。”

以上，说的也无非是那个理儿：认真地行动——做一点小努力，对自己很满意。

刘润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他们11个人，雇了50多个向导，去爬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其中就有北京登山队的教练，到了山顶，所有人都站在山顶合影，导游就不站在山顶，站在山顶下面一米的地方，问他为什么在这儿拍？

导游说，我们干专业登山的都要把最后一米留给山，他说山不是供你征服的，山是来帮你征服自己的。书也是一样。

我们总会说，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到了VUCA时代，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好像没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但是要想解答前文所说的问题，想要“征服自己”，这多少（并非全部）需要借助书籍的力量。

或者换句话，如罗振宇所说，“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对自己的一点点小苛求，向着自己满意的方向走那么一点点，可以拯救太多的挫败感和焦虑感。

一个人愿意减肥，忍住一天晚上不吃饭，第二天早上起来，尤其看那个秤掉上一斤半斤的，那种对自己的满意，握着自己的手想说你是一个好同志，这种感受太美好了。

读书也是一样，读书成本比不吃饭低，所以做一点小努力，对自己很满意，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个时代的人在阅读这件事情最大的好处。”

罗振宇读书总结 第2篇

大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曾经对人生有过一段悲观地描述，“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则痛苦，满足则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另一位哲学家，也是诺奖获得者的阿尔贝·加缪则同样表示，“世界荒谬，人生痛苦。”

活在当代的我们，或许早已对此麻木，因为 “社畜”“996福报论”“打工人”这些标签似乎都与大多数人紧密相连，大多数人对此深有感触。

不过，叔本华也好，加缪也好，他们并没有因此直接否定人生。比如，加缪就还说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存在，首先遇到自己。人之初，是空白的。后来露面，要造就自己。人不是上帝造就的。人是自我感觉到，然后存在。总之，存在先于本质。”

因此，人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往往不是“命定”，而是选择。

就拿加缪最为经典的著作的主人公西绪福斯来说，在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得罪了诸神，诸神罚他将巨石推到山顶。然而，每当他用尽全力，将巨石推近山顶时，巨石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滚到山底。西绪福斯只好走下去，重新将巨石向山顶奋力推去，日复一日，陷入了永无止息的苦役之中。

诸神的想法是多么“明智”，因为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如果类比现在，很多人恐怕都深有感触——正如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科层制一般，人被工具理性所俘获。

形式主义：确定每个机构的管辖范围，规定机构内的权力分布，把每个职位与责任联系起来、排除个人的专断和偏好，使一切事物成为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和可控制的；

技术效率放于首位，对人性的漠视，对自由的抹煞；

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重视教育程度和专业资格，职业专家和技术官僚。

说回与我们“极其相似的”西绪福斯，尽管“他是荒诞英雄。既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苦。他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苦得无法形容，因此竭尽全身解数却落个一事无成。”

但是，西绪福斯的喜悦在于他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人生是属于他自己的。

如加缪的评论，“这块巨石上的每一个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绪福斯来说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这就是阅读带来的惊喜——人应当是自由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实在太妙了，所以我们选择直接摘抄。

金庸的《_》所讲的，不只是一个热闹的故事，其实还是一场有关人生选择的大型思想实验。在中国古代，一个心里有梦的人，能有多少种选择?

自古忠义难两全，让萧峰来选，他选择苍生大义，只不过代价是他自己的生命。江山和美人，让慕容复来选，他幻想自己有机会得江山，于是硬生生把绝代佳人逼进了别人的怀抱。清规戒律与红尘繁华，让虚竹来选，他头也不回，只想要清规戒律。但没想到最后出了岔子，一个梦姑把他拽到了温柔乡里。爱恨情仇让天山童姥、李秋水这些人来选，她们都选择了恨。结果呢？人生尽头只看到一场闹剧。

他们都没想到，故事中结局最好的人，恰恰是只喜欢男欢女爱的段誉。原来，温柔乡中，心无大志，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罗振宇读书总结 第3篇

1903年，在题为《世界是为人类而造的吗？》一文中，大作家马克·吐温写道：“如果埃菲尔铁塔代表宇宙的历史，那么它顶端的球形构造上，那层薄薄的油漆就代表着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人会认为那层薄薄的油漆是建造埃菲尔铁塔的目的。但我想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显然，马克·吐温这话是为了反驳“人类中心说”。

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看待人类在世界上的位置呢？或者换个角度，我们是通过怎样的“世界观”来把握世界的呢？

对此，我们先回到公元前4世纪，回到当时人类文明的圣地之一——古希腊，从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来看看（毕竟亚里士多德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世界观）：

（1）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

（2）地球是静止的；

（3）月球、其他行星和太阳都围绕地球运行，大约每24小时运行一圈；

（4）在月下区，有四种基本元素，即土、水、气和火；

（5）在月上区，物体由第五种基本元素“以太”构成；

（14）一个静止的物体会保持静止，除非有一个运动来源（要么是自身的运动，比如一个物体向自己在宇宙中的自然位置的运动；要么是外界的运动，比如我把钢笔从书桌这边推到另一边）。

如果我们是以当下的角度来看，我们便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持有的观点与现在我们认识到的“现实或是科学理论”截然不同，有些观点甚至十分可笑，可能一个中学生就能轻而易举地反驳。

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不在于亚里士多德有多“愚蠢或无知”，我们想说的是亚里士多德通过推理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观点”整合，将“世界”体系化的呈现在了当时的人们的面前，这是一项非常值得钦佩的工作。

同样，在爱因斯坦没有提出相对论之前，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将天上运动与地上运动统一了,它把天体运动纳入到根据地面上的实验得出的力学原理之中，将世界运行的机制完美地概括了起来，成就了人类认识史上一次巨大的飞跃。

有位作家评论道：在苹果坠落的那一刹那，牛顿的顿悟一定不只包含了对于地心引力的推断，而且包含了对于苹果与地球、地球与行星、行星与未知宇宙奇妙关系的想象。那不仅仅是一次理性推演，还是一次感性审美……再后来，就是爱因斯坦得出E=MC²这一创举。

可以看到，不管是亚氏、牛顿还是爱因斯坦，包括后来很多大家，都将一个复杂的世界的运行体系通过“抽象”为一个美妙绝伦的公式（概念），得以让很多人对世界实现了较为精准的把握。

因此，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一个概念，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让我们了解周遭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入口。

比如，罗振宇就提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当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为本科生上过三年传播学的课。对这门学科，我应该不算陌生了。但多年之后遇到一本书，陈力丹老师的《传播学关键词》，我仍然大开眼界。这本书没有什么惊人之论，只是用25个概念把传播学重新梳理了一遍。读完之后的感受，就好比有高手帮我打通了任督二脉，传播学的所有知识在这25个概念下秩序井然，被安置得明明白白。”

传播、反馈、符号、编码/解码、符号互动论、信息/讯息、话语、文本、叙事/叙事学、媒介、拟态环境、媒介即讯息、媒介环境[生态]学 把关人、受众、公共领域、文化工业、议程设置、知识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舆论、宣传。

——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

因此，每当遇到一个概念，我们一定不要轻易否认或迷恋，而要不断地揣摩理解，推测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然，脑子中只有一堆概念，作用也不会很大，因为概念只是帮助我们“化繁为简”的一项工具。如果你想获得认知世界的普世智慧，首要法则就是我们仍需要将概念进行抽丝剥茧，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将这些“极简”的东西彼此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一种叫做“思维模型”的东西，才能更好地让我们把握本来样貌。

即我们仍需要学会“俯瞰”——丢掉一些信息，就像坐飞机升至高空，再回望地面，我们能看清山川河流的大走势、大格局、大模型——尤其是今天信息与知识都在呈指数级增长的时代。

比如，查理·芒格认为，“每个学科都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切入了解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摸象的瞎子。要对世界有真实的了解，就必须掌握多个学科的核心思维方式。”

以鲁道夫·克劳修斯提出的“熵”为例。这个概念本身是用来形容分子的运动状态，即分子永远会走向熵增。所谓“熵增”，就是说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所有事物都在向着无规律、无序和混乱发展，最终“热寂”。而为了维持系统长时间的运转，就要打开封闭系统，让外界输入能量，让系统减熵，趋于有序。

但是，“熵”早已不再是一个概念，它逐渐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面对复杂世界中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

比如，埃尔文·薛定谔就在其演讲“生命是什么”中说道， “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说到底，生命有机体在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就是在对抗熵增。反过来，有些人经常说“我的生活一片乱麻”——熵增至极。

究其本质，无非是不愿意保持开放，并输入“能量”，比如说不读书，以“知道了自己该知道的而满足”，对于“自己不知道的”毫无敬畏与好奇，甚至认为任何“混乱与无序”都可以通过敲键盘解决。

对此，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曾表示：“管理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对抗熵增。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生命力才会增加，而不是默默走向死亡。”

对此，贝佐斯说，“亚马逊要反抗熵”；而任正非则说，“华为没有成功，华为只是在成长。”本质上都是在利用“反熵增”进行公司管理。

俗话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惊人地相似。如果你能找出普适的模型，就能立刻获得许多信息，甚至一眼看出问题背后的本质。

因此，通过阅读，不断磨练“抽象”和“俯瞰”的能力，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付出的努力将会扩大你的“能力圈”，之后，你可以高效地思考问题，并逐渐地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