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的论文范文 第一篇

一、研究背景

如保山市的许多乡镇13年以来其跨境婚姻人数迅速增加(见表1)，配偶大多数来自缅甸。文山州都龙镇共有跨境婚姻322对，配偶均来自越南，仅2010年至2012年，跨境婚姻人数就增加了67对。临沧市2009年底累积有边民跨境婚姻3888对，到2011年底增加至4696对，在2年时间内，跨境婚姻人口的增长幅度就达，年均增长10%左右。西双版纳州的勐满镇有107对，其中100对配偶来自老挝，7对来自缅甸，近2年的增长幅度超过15%。面对这样迅速的增长趋势，国家层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严格管理和控制。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人群的增长，伴随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跨境人员的非法入境;跨境婚姻的非法问题，以及所引发的非婚子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还附带诸多其他问题，如艾滋病、传染病防控问题;吸毒、_、买卖婚姻、贩卖人口、骗婚犯罪行为等等，这些都成为近年边境地区的管理新问题，给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带来隐患。本研究在充分调查云南省跨境婚姻的基础上，重点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从跨境婚姻形成的内在因素和跨境婚姻人数上升快速两方面展开，分析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果联系和协调路径，并提出思考和建议。

二、云南省跨境婚姻人数上升的人口学分析

从人口学的角度，婚姻问题通常是从出生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适龄人群性别比、两性间的死亡率差异、夫妻年龄差异、年龄结构以及人口迁移等人口学结构性因素来考量和分析研究。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目标出发，选择下面的几点进行分析。

1.总人口性别比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严重失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在2008年达到的最高值。根据中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必然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失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云南省为，保山市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云南省为，保山市为。整体上，近十年的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近几十年来，国家从法律保障、政策调整、传统观念、督查指导等方面进行大力调控的结果，使我国总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合理化。表2所列出的州、市、县为此研究入户调查点，其中保山市是重点，其辖区内所有的县都选择了入户调研点，涵盖其全部边境乡镇，所获得的资料相对较齐全，以对保山市的人口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保山市总人口性别比各县情况有升有降。总体上，总人口性别比较高的县区，跨境婚姻人口数量较多，龙陵县尤其突出。从人口学角度看，男性比例偏高，造成男性娶妻难问题突出，就会产生“婚姻挤压”②现象。婚姻挤压最终将压力叠加到最低层的边疆最贫困的未婚男性，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凸显的问题就是跨境婚姻的陡增。

2.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跨境婚姻大多数发生在农村。根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云南省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别为、，城镇人口性别比为、，农村人口性别比为、。数据显示，云南省农村人口的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和城镇，而长期累积的人口问题要短期改善是很困难的。云南是个农业大省，这所指的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并不是农业发达或者耕地多。2010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012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所增加。但是农业人口依然占大多数，在各边疆州、市，农业人口占比更大。保山市虽然总人口性别比不高，但是农业人口占比却很大，超过90%，另外，农村户籍的人口性别比也较总人口性别比高。很显然云南省和保山市居住在农村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高于总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也高于在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保山各县区的数据反映出的情况表明，在农村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男性婚姻压力较生活在城镇的男性更大。根据“婚姻挤压”的理论，男女性别比差距较大的一代人进入婚嫁期，同一年龄组的男女中将有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于是这部分男青年就可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对象，城市里面的人开始到农村去寻找配偶，农村男青年又过剩，他们又开始到山区找，山区的男青年再到更远的贫困山区找。如此循环下去，将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扩大等社会问题。农村贫困人群是处于最低层的弱势群体，发达地区的“困难男性”可以选择欠发达地区的适合女性，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困难男性”可以选择农村适合的女性，欠发达地区的边疆农村“困难男性”只能寻求周边外籍适合的女性了。从调研数据看，很明显，性别比高的县，跨境婚姻人数多，现实与理论相符，如龙陵县和腾冲县。因此，跨境婚姻问题从宏观上分析，是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个体因素，或者是个别案例，应该认真将其当作新时期一个社会现象来看待和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早重视和解决跨境婚姻问题，无论是政策层面和管理层面都不应忽视。

4.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因素主要是生存需要、战争因素和政策因素。在人类社会早期，流动人口数量很小，只限于社会交往、采集食物、宗教活动等有限几种类型。人类发展中期，随着经济活动和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流动类型大大丰富，流动人口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到了现代发达阶段，由于交通条件的完善，流动将取代迁移的一部分功能，使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流动的成因将偏重于经济和娱乐成分。现代人迁徙同样选择环境好、经济状况好于原住地的地方去发展。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生存发展需要是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和直接动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2000年为亿，占总人口的;到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亿，占总人口的，增幅达到。流动人口中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流动人口婚育年龄推迟。①云南省在我国是欠发达边疆省，外出打工的人员较多，据国家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流动人口2000年为万，占总人口的;到2010年，达到万，占总人口的。十多年一直保持较高的人口流动量。2000年，按照迁徙原因分类的云南省流出人口中，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41849人，男性为8621人，也就是外嫁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流动人口的。2010年，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287669人，男性为105017人，也就是嫁出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出去人口的。十年来，嫁出适龄女性在数量上的增加更是明显，增长了近7倍。这项数据也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云南本乡本土的男性，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男性找媳妇难。云南本省性别比高于全国水平，男性多于女性，再加上外嫁女性逐年增加，婚姻挤压的人口学因素更加显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着国际间的人口流动加速，2014年上半年，我国出入境人数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入境外国人人数万人次，同比增长;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万人次，同比增长。②这就带动了跨国职业的发展，在异国工作的人员有很大机会结识驻地国的异性，有很大几率经过一定时间一定程度的交往进而发展为跨国婚姻。在云南省的边境一线，跨境流动人口也明显增加。例如，作为国家级口岸，瑞丽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约6万多人，相当于其总人口的1/3，而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为缅甸籍人员，往来于两国间。2013年底，云南天保口岸出入境旅客首次突破60万人次，磨憨口岸首次突破70万人次。③2014年上半年，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5万人次，出入境人数同期比增长20%。④诸多数据都表明了云南跨境流动人口的增加。云南省与毗邻国边民之间交流频繁，尤其近年在跨境打工这方面，互动较多，双边边民都会跨境到对方砍甘蔗、割胶、种植、搞建筑、做生意或在服务行业工作等。此调研的很多跨境婚姻夫妻双方都是因为打工认识的，到双边国家的情况都有，甚至有的中国男青年到缅甸、老挝、越南去打工，目的就是想找媳妇的。这也显示随着时代的进步，边疆青年择偶观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开放。云南边境一线的贫困、大龄村民到缅甸、老挝或者越南去找媳妇，跨境婚姻人数的上升，是受世界一体化因素的影响，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边疆青年婚姻观念从保守、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的一种直接体现。

三、思考与建议

跨境婚姻现象主要发生在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边境山区一带。造成跨境婚姻最主要的原因是山区远离乡镇中心，经济发展缓慢，资源环境条件差，缺乏发展契机，再加上跨境婚姻人群普遍是村里的低收入家庭(年均收入4000元以下的占)，经济条件比较贫困，年龄普遍偏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导致娶媳妇比较困难。所娶回的外籍女性，家庭情况更差，受教育水平更低。调研数据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中方配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外籍配偶为年。这样组成的家庭是当地最弱势的人群。他们缺乏谋生必要条件、人力资本和发展的手段，只能从事农业劳作，其后代同样是低学历、低素质，形成恶性循环。跨境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云南省边境地区婚姻适龄男女比例失调、贫困家庭娶不到媳妇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利于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和边疆和谐。跨境婚姻的快速增长，也潜伏着种种发展和稳定的问题，处理不当，会引发和带来种种不和谐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甚至引发和带来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调研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改变观念，自我脱困宏观层面，应该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地方政府应该加强边境落后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并努力解决特困少数民族的温饱问题。作为大多居住在偏远山区的贫困人群，也要自己努力改变，适应社会的发展，自己努力突破困境。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思维模式单一，很难寻找或开发各种营生方式，大多数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农耕生活。山区自然环境条件差，土地生产力较低，而且人均土地较少。仅靠耕种自家土地，只能维持基本温饱生活。因此，改变生活现状，首先是从思想观念开始，有想法，才会有行动，才能改变。其次要走出去，接受新事物，长见识。由于交通闭塞，与外界交往有障碍，此调研的跨境婚姻人群多数最远只到过县城，有的甚至只到过乡镇。跨境婚姻家庭的外籍人员更是由于无合法身份，根本无法外出或打工。边民必须要走出山寨，了解外面的世界，才会激发改变自身的欲望，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跟上社会发展步伐。

2.接受教育，提升能力首先是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汉族为年。云南省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年，文盲率为。近30年，云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明显提高①，由1990年的年提高到2000年的年再到2010年的年。但云南省201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与全国200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持平，是全国教育落后的省份之一，且不平衡现象突出。云南省16个跨境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见表9)，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低很多，甚至低于30年前的云南省平均水平;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盲率更是远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可见，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很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国家层面应该有进一步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倾斜政策。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和农村差距很大，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我省省情的面向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制度。首先，实现从临时性救助到制度性补偿的转变。教育是百年大计，帮助边疆贫困人群提升受教育水平，必须有长远规划，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应制订弱势群体教育保障制度，成立专项资金，工作长抓不懈。其次，实现从基本受教育权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型。当前教育救助的主要目的是不让弱势群体子女因贫困而失学、辍学或上不起学，即保障弱势群体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些孩子在升学和就业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情况，给予“份额制”对待，使教育救助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其次是提高个人劳动技能水平。要提高收入，改善生活，首先是要有能力去行动。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贫困弱势群体的自身生存能力。对于大多数边疆贫困人群，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生产技能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和商品意识淡薄，安于现状。如果他们自身能有意识地去学习一门劳动技能，改善生存现状才有可能。社会及劳动部门要建立就业培训引导机制，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贫困人口的专业技术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对贫困人群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就业培训，提高就业和劳动能力和素质，增长创收才干，创造就业机会，是促使其实现自养是脱贫解困的关键。还可以“小额贷款”等形式扶持有能力的贫困人口自主经营，并扶持一些小企业和个体户，使他们增加收入，减轻社会的负担。这也是贫困家庭未来摆脱贫困的关键一环

3.强化边民国家意识、法律意识要在边民中树立起国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依法办事，依法律己，自觉维护社会秩序。要加大对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和落实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和落实，使边民树立办理《结婚证》和《生育证》的意识，认知积极办证的必要性，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还要宣传国家婚姻政策、边民优惠政策、防艾知识、违法后果等，让他们真正了解非法婚姻带来的弊端，自觉维护合法婚姻。还要对边民的“国界”、“国家”意识加以强化，从小孩抓起，以达到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在宣传方式上，要采取灵活多样、简单易懂的方法。由于云南边境地区边民的文化水平有限，法制教育宣传不能照本宣科或书面板报了事，要采取容易让当地边民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如在跨境婚姻家庭相对集中的村寨召开会议，对全村群众进行宣传，同时针对跨境婚姻家庭进行有针对性的细致耐心的教育和法律法规解释，并同时进行现场办公等。在向当地边民宣传时，应当使用本地方言，或本民族语言、当地土话，把一些法律术语转化成当地人语境下能够被理解、容易被接受的话语;宣传地点可以定在赶集日和边境互市点;也可以采取边民互相教育的方式等等。应该注重对跨境婚姻群体的人文关怀，致力于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法律调整和政府部门的主动介入，确实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并通过中国与毗邻国的共同合作，双边达成跨境婚姻管理协作和共识，使跨境婚姻管理真正走向有序化、规范化。

关于人口的论文范文 第二篇

浅析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引言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与必要条件，人力资源不仅取决于人口的流动状况，而且更取决于一国生育率的大幅调整，我国现阶段已经临近刘易拐点，人口红利的失去将对我国的制造业用工、建筑业用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_队人员补充等产生深远影响，进而亦将会对我国经济增产业因应影响。

二、人口结构变迁的基本判断

1.生育率骤降的影响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亦将我国多年所积累的人口红利全部释放出来，1978年至2010年的长达32年间，我国的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令世人称羡的，因此被称之为中国式的奇迹。与此同时我国亦调整了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实施，过低的生育率导致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的转折，全国的总抚育人口锐减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份额激增，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目前已由1970年的骤降到2010年的以下，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即已跌至更替水平以下，此后一路下滑，所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的生育率目前已经跌至以下。过低的生育率必然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

2.人口的流动性影响

据我国201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的高度，我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现象。同时，在工业化极速发展与城镇化的高歌猛进之下，我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在我国的人户分离的亿人口之中，流动人口已经高达历史上的高点亿。从我国人口的流动趋势来看向沿海沿江集中的态势有增无减，同时，新兴都市圈与中西部核心都市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域。长期居留、举家迁徙、务工等人口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以200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全部流动人口的构成中，占比39%的为80后，这些80后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这说明高端人口流动性略有增长，人口的流动性为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经济圈的繁荣带来了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要保障。

三、人口结构未来发展探析

1.未来人口总量的变局

我国持续30年的生育率的骤降已经将人口红利堪堪耗尽，高达2亿多的流动人口更是使得生育率不断地持续下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昭示着我国不仅仍将继续出现劳动力的短缺现象，而且人口的正增长亦在不断趋缓，到2030年，在巨大人口基数的驱动之下，我国的人口将缓慢地达到14亿的峰值，此后，我国人口将出现大幅的负增长。人口的负增长将导致我国未来人口总量出现巨大变局，并且负增长的速度将会以每隔30年锐减1/4的速度持续下降，照此下滑速度，预计2100年，我国的总人口将仅为不足5亿。无论是人口红利的耗尽还是人口的锐减都不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障碍，人口的负增长反而会最大化地提高我国的人口教育水平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

2.人口老龄化趋势

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我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高达亿，在总人口中占比为，这一数值相对1990年激增了，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已基本形成。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生育政策的一刀切，所以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变化亦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更为突然，加之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凸显。

3.人口结构特征分析

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西方发达国家的预测，鉴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与速度远高于印度，因此，在未来的30年间，在人口红利持续不断的影响之下，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超过中国。人口结构中的人口抚养比过高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结构的一大问题，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反比关系，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经济增率将下降，而纵观中国的人口结构，到2017年将达到抚养比的最低点，从此以后，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逐年上升，这也就意味着自2017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将逐年走弱。

四、人口结构变迁效应分析

1.经济增速发展放缓

纵观整部世界历史，我们看到，人口基数与经济总量在整个社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有着密不可分的密切关联，人口老龄化问题早已不仅仅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已经来袭，由此而带来的诸如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经济衰退等方面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世界许多学者针对中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研究与分析均认为，21世纪最缺的不仅仅只是人才，而且更缺劳动力人口，中国的适合劳动力年龄的人口份额比重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开始由充足转而锐减，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结束，经济发展的增速亦已开始出现放缓迹象。由人口结构变迁中的刘易斯拐点与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最高可能会达到。

2.经济结构被动调整

人口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效应，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要素薪酬的增长与供应总量的减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必然会造成经济结构的被动调整。我国三次产业受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将逐渐过度至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仅制造业会出现减弱的趋势，而且我国经济赖以支撑的房地产业亦将因为彻底失去刚需而裹足不前。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会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呈现收缩的态势，这对我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利好消息，受此影响，我国的工业比重还将不断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将会稳步上升，而随着我国人口的减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必将出现大幅提升，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不断随之得到提升。未来，二元经济将再也无法束缚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3.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分析

适龄的劳动力份额与适龄的劳动力的参与率，在经济结构未完成大幅优化与调整阶段，必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影响，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耗尽，一方面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会锐减;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减少，人口的普遍素质会得到补偿式的提高，这就为科学技术的更快发展与更大规模的创新提供了动力。同时，在人口结构变迁的被动调整之下，经济发展将会经历一个结构优化、调整、蓄势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人口素质的提升融合在一起必将会为经济带来一个正螺旋式的良性上升循环，由资源密集、人口密集、环境劣化的传统经济，转型为更加集约、更可持续、更重环保的健康经济时代已经指日可待。

五、结语

从索洛的生产函数理论来看，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进步，在资本与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之下，技术进步将大幅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人口红利的丧失必然会对人力资源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应对措施是必须尽最大努力尽快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以人口素质的提升弥补人力资源总量的不足，以人口素质提升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生产力来获得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而不应依靠调整人口政策等方式硬性改变人口结构，硬性改变人口结构还有可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于人口的论文范文 第三篇

浅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1.人口红利理论。人口红利是由大卫?布鲁等人在研究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明确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2.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的时间点。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也对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相关的研究，余长林(2006)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通过MRW扩展模型，构建了一个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学家Mehdi Safdari(2011)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0―14岁和60岁以上的人口对于经济的增长起副作用，而15―60岁的人口对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

二、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分析

(一)人口总量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来，东北人口总量的变化特征：1979年东北地区人口总数仅为万人，1992年东北人口首次过亿，21世纪初叶，东北地区的总量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到2014年东北地区的人口亿人。从1978年到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增速为26%。而同期全国人口总数增速为39%。

(二)人口总量变动的特点

1.人口老年化严重。东北三省经过多年的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老年人口数呈逐步上升趋势，辽宁的老年人口数大于其他两省的人口数，老年人口比重在总人口比重中上升。

2.社会抚养比高。东北地区少年儿童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而老年人抚养比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老年人抚养比增长较快，劳动力负担人口数压力较重。

三、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因素及数据选取

本文结合东北地区人口特点，选取东北地区劳动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二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东北地区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二)确立模型

总体回归函数描述了被解释变量的均值随解释变量变动的规律，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解释变量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相关关系。

(三)建立回归方程

在研究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生产模型，引入人口负担比来进行考察。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示为：Y=AL^αK^β，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情况，A表示的是技术水平，设定为一个常数，L表示的是劳动力，这里用每年的就业人口表示，K表示的是资本存量。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lnY=lnA+αlnL+βlnK+u(1)

并且老年人抚养比F，并把lnA和βlnK看称外生变量已知，用字母c表示，上述方程表明被解释变量不仅受到解释变量的影响，还收到解释变量之外诸多因素的影响，随机干扰项u便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体，则估计模型得：

lnY=c+αlnL+βF+u(2)

运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回归模型的参数，来求解α、β，使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通过分析并根据已知的各项数据通过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估计模型中的参数，可以得到具体的回归方程为：

Y=(3)

(四)模型检验

从回归结果看R2=，R2=，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常数项F、lnl对应的Prob值分别为和，小于，表明参数估计值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F的系数为，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经济总量就会下降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的系数为，表示就业人数增加1%，GDP就增加个百分点，与实际情况符合。

(五)模型预测

假设2015年东北地区劳动力增长为80000万人，老年人口抚养比增长为，则根据本文得到的模型Y=可得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率为Y=**

四、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减轻人口抚养压力

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中老年人口日渐增多，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要充分发挥老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抚养压力，同时转变社会观念，正确制定人口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

东北人口变动的原因之一是出生率低，应该在一定范围内，鼓励生育，在人口生育率低的地区鼓励生二胎，对于二胎子女，政府及教育部门给予一定的抚养补贴及教育扶持。

(二)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

目前，东北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为解决东北地区就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拉动内需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就业作用亟待发挥，东北地区应在大力发展服务业、减轻就业压力的同时，积极推进第二产业的升级，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改良，完善产业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使第二产业内部实现良性互动，以增长带动就业的扩大和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关于人口的论文范文 第四篇

浅谈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

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类型主要有四种，明代亦然。《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就明代而言，逃户、年饥流民、附籍贯穿始终，避兵流民主要在明初和明末，移徙则主要在明初。而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山西向中原及两淮地区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

一、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基本概况及特点

(一)山西移民概况

明朝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迫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压力而自发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是统治者基于某些需要而主动安排或经官方允许的移民。前者往往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故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较大;后者则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的定向流动。而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徙以政府组织为主导。主要成员是参加开荒的贫苦农民和屯垦的军队，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到地多人少的“宽乡”，少数用来充实京都。

“洪武二十一年(1388)……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将山西人由狭乡迁往宽乡，屯垦开荒，以恢复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就明初山西人口分布态势而言，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府是当时人口相对密集之区，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重点区域。由于明初移民的官方性质，选择一个对于各府州县民众距离相对适中且方便的集结地点就显得很重要。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聚集地。

(二)山西移民特点

1、规模大，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明朝立国后大规模地移民屯垦以迅速激活农村经济，“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大规模的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明史?食货志》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为解决卫所的军粮供应，也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称为“军屯”，政府供给军屯所需的耕牛、种子及农具等。除民屯和军屯外，还有商屯。为了解决边军粮饷不足的问题，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谓之“开中”。商屯在明初的屯田中不占主要地位。

2、数量多，以洪洞大槐树移民为最。

明初，山西移民数量猛增，洪洞大槐树由于距离适中方便集结，成为山西移民的聚集地。“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间俗语在各地移民子孙中广泛流传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或许淡忘了祖籍，而洪洞大槐树这一先辈外迁时的聚集地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也认可它为家乡的标志。

《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由政府组织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屯田便有十余次。除洪洞外，山西移民在当时的聚集地还有太原、平阳二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等地。

3、分布广，以中原及两淮地区为主。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北京、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也有的移民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二、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对于汉文化正统地位重塑的影响

人口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必然造成种种影响，而就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而言，社会影响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种种社会影响中，重塑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无疑是最重要最深远的方面。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福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洪洞大槐树了。”

(一)元朝统治期间，汉文化被破坏殆尽。

元朝在当时被视作夷狄，是为中原民族所轻视的野蛮民族，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蛮夷”，却能入主中原，这对一向自视高尚的中原民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的统治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这样写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宋朝灭亡之后，陆秀夫背负幼帝在崖山跳海，至此元朝统治全中国。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纲常伦理道德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文化。

(二)移民重塑汉文化正统地位。

山西拥有悠久醇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晋南作为尧舜故地，是汉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的发源地。山西移民必定将儒家传统文化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

1、移民促进了公共伦理道德的传播。在当时战乱情况下，迁入地大多原居民稀少，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使当地人反而成为少数人，移民文化很难被当地文化同化，并且和当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公共伦理道德。先进的完善的儒家伦理道德会逐步影响当地相对落后的伦理道德，融合当地民俗，规范统一化公共伦理道德，使其符合社会的要求。大规模移民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移民会自觉的遵守和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规劝和制止违反儒家公共伦理道德的行为，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形成规范化的伦理道德的社会风气。 2、移民促进礼教的普及。在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中，移民将汉文化中的礼教也渗透到当地人中。礼教即“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礼教以道德来教育人们，通过“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不去犯法不是因为畏惧，而是因为羞耻心。礼教提高了个人的道德素质，人人都自觉地维护社会公德，也提高了社会公德的水平，使儒家纲常伦理深入人心。

三、小结

明初山西移民特别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除在恢复明初经济上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外，在重塑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上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历史让我们更加明白：构建先进文化必须基于对历史的认识，立足现实，尊重过去和未来，积极看待自己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的民族性格。同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传统价值，重建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关于人口的论文范文 第五篇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按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考虑年龄、性别、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华、台州、湖州、舟山等城镇居民被试共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问卷13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31份。有效率为91．95％。其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1．1性别总样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总样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龄主要根据戈登对生活时期划分：其中16～25岁之间人数419人，占27．4％；26～35岁之间88人，占5．7％；36～45岁之间718人，占49．6％；46～55岁之间167人，占10．9％；55岁以上的人数139人，占9．1％。1．1．4总样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区域划分，城市1（金华）为844人，占总人数55．1％；城市2（台州）为90人，占总人数5．8％；城市3（舟山）为203人，占总人数13．3％；城市4（杭州）为229人，占总人数15％；城市5（湖州）为195人，占总人数12．7％。

1．2测量问卷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为人们对参与体育休闲可能性大小的判断。根据赵臣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阐述，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主要通过时间认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体育休闲活动）、场所认知和信息认知三个指标进行测量［14］。问卷采用Liket自评式7点问卷计分，0＝完全不同意，过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体问题而言，得分越高说明机会认知程度越高。

1．3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为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依据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模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影响生活质量的所有过程中，还受制于社会人口状况，即与人口学因素有关。为了考察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否存在人口学特征差异，本研究将样本被试的变量整体进行性别、年龄、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组合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2．1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年龄的双因素分析首先，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进行了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分析，表1为变量在性别与年龄方面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两因素析因方差分析显示，性别与年龄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主效应均显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们的交互效应也表现出显著性特点（F＝3．563，P＝0．007）。说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各不相同的。总体上，男性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高于女性；55岁以上的被试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有较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35～45岁年龄段要低于其他年龄段。但55岁以上的女性被试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要高于同龄的男性。分析认为，从家庭结构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虽然职业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价值的体现通常是通过对家庭的经营来实现的，而男性的价值通常是以工作（事业）来实现的。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家庭绑在一起［13］。由于传统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使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或参与体育休闲。另一方面，家庭和职业上的投入，包括时间与经济方面，从另一角度却限制了体育休闲行为的发生。而随着家庭与经济负担的减少，女性由于对自我身心的重视和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有更多的体育休闲时间和机会，并能自主的选择场地（如公园、社区空地）参与体育休闲活动。如有研究显示，女性多选择离家近、方便的体育休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从而提高了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特别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与生活意义的独立性，同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决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体育休闲成为他们很重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体育休闲是展示能力与自主的平台。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块的时间，尝试以前没有时间尝试的活动。体育休闲可以为自我表达活动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机会，从而也提高了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

2．2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婚姻的双因素分析研究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性别与婚姻方面的差异性也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性别和婚姻上主效应显著（F＝13．692，P＝0．000；F＝4．059，P＝0．044）。交互效应也显著F＝5．987，P＝0．015。但性别的效应值要大于婚姻的效应值。说明不同性别与婚姻的居民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上存在着差异。在它们的交互作用中，性别的影响要大于婚姻的影响。男性对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程度要高于女性，未婚的居民要高于已婚的居民，但已婚的女性要高于未婚的女性。结果反映了婚姻生活使男女双方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已婚男性居民由于家庭的责任，相对于未婚生活，通常会遭受更多的体育休闲限制因素。如随着结婚生子，原来相对自由的时间会变成一系列的限制与责任，使他们与未婚居民相比，减少了参与体育休闲的时间和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互动的参与性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度。而对于未婚男性，则较少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更能自主地参加自己喜欢的体育休闲活动，有着更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而对于女性而言，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已婚女性更多是把体育活动作为休闲看待。随着年龄和月收入的增加，家庭子女教育和工作压力的减少，这种外部的限制因素通常会逐渐减少，对自我的关注程度会逐渐增加。选择并参与体育休闲的机会增加，其认知程度也随之提高。而本研究未婚女性被试多为大学生群体，则可能更多地把体育活动只是作为健身与锻炼的方式。

关于人口的论文范文 第六篇

一、结果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和情绪智力的关系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平均数显示，女生(±)＞男生(±)，文科(±)＞理科(±)，班干部(±)＞非班干部(±)，高一(±)＞高二(±)，少数民族(±)＞汉族(±)，经过对平均数差异t的检验发现，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另外，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可以解释其情绪智力的总变异量依次为，，，，。这就表明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率都是，而性别和民族则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二)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关系1．描述统计和分析本研究搜集的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的详细信息见表1。2．家庭和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与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得出的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可见，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变化;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表2中B的估计值栏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前者与后者情绪智力的差异或变化值。比如，该列的第二个数据意指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中等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比中等以下的高;而“老二＆独生”一行则解释为家中排行老二的学生，其情绪智力会比相同条件中的独生子女低。其中，该列的第一个数据显示，在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经常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家在农村，且为独生子女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平均是。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但是，从显著性一栏可以看出，只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城市＆农村”“老二＆独生”3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3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Beta分布一栏显示，在10个虚拟变量中，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城市＆农村”“中等以上＆中等以下”“老二＆独生”“中等＆中等以下”“老大＆独生”“乡镇＆农村”“老四及以上＆独生”“其他＆爸爸妈妈”“老三＆独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从整体上看，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这说明，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是谁，不管是不是父母，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都不大;高中生家庭所在地和经济状况则相对重要，且对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学生的出生次序对其情绪智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表4可见，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以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的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变化。且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回归结果显示，“46到55＆46岁以下”、“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二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两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变量的显著性()接近显著。同时这11个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岁以下”“其他＆企业员工工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56及以上＆46岁以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工人”“较好＆很好”“自由职业个体＆企业员工工人”“一般＆很好”“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员工工人”“一般以下＆很好”。从整体来看，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其次是父亲的职业。这说明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最小，父亲的职业的也不太重要;而父亲的学历和年龄相对很重要。

二、讨论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与情绪智力根据t检验结果可知，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其性别差异的结果与王才康对高一高二以及刘成伟对高中生的研究结果一致。Harrigan等人认为情绪智力没有性别差异，Ro-othman和Kirsten研究亦表明，性别没有影响情绪智力。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张秋艳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非常显著地高于男生;杨建锋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国外Schutte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Ghazali研究则发现，男孩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女孩。年级差异的研究结果与耿亮等人的研究一致。民族差异上的研究结果与宛蓉对贵州大学生的研究相一致。综合对上述数据指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二)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总的来看，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一定影响。第一，调查数据表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跟他们是否同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人经常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关系，或者说其情绪智力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一结论跟Lamb的观点相契合。他认为青少年广义的适应不受家庭结构的影响，而情绪智力其实属于广义适应的一部分。青少年有了情绪智力就有了最起码的健康心理的形式;相反，情绪智力不足，许多相应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当然，本研究没有十分具体的家庭结构数据，该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二，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和所在地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显著影响。经济收入中等以上家庭的影响明显高于中等以下。究其原因可能是，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中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一样的环境，比如外出旅游、公园娱乐、购物、走亲访友等。这就使得他们接触不同的人际关系多一些，得到了较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其情绪智力也就高一些。第三，家庭所在地是城市的，其影响明显大于农村。这与张秋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家庭一般比农村家庭富裕，城市人口密集、知识密集的环境更利于孩子情绪智力的发展。Lifshiz认为教育的氛围影响情绪智力，城市的教育氛围好于农村，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整体高于农村，且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竺培梁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推测指出，中学生情绪智力城乡差异远大于城城差异。第四，不少研究指出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对子女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国外研究显示，家庭成员越少，青少年早期的情绪智力越高。国内王才康、刘成伟等人的研究也指出，独生子女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但是研究也显示，排行老四及以上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反而高于独生子女。同时，四个变量的预测系数仅有“老二＆独生”是显著的。本研究认为，家庭的大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是有影响的，且对于各个子女的影响可能是不相同的。其中，排行老二的受到了显著影响，情绪智力相比最低。所以，老二可能往往是我们家庭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盲点，应该提醒我们更加注意加强对老二的关注、关爱和教育。

(三)父亲相关的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本研究数据显示，学生自我报告的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并不能预测其情绪智力水平。但总的来看，父亲相关的总体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比家庭大。其中，只有“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岁以下”2个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父亲为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学历时，其对高中生子女情绪智力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父亲。Yeh研究认为，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其情绪智力的水平较高;leman指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儿童的情绪智力就越高［27］。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在家庭环境对早期青少年情绪智力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28］。综合以上数据和分析，本研究认为学历为高中以上的父亲对高中生子女情绪智力的影响更大。另外，年龄在46～55岁的父亲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年龄在46岁以下的父亲的。从数字可以倒推出，约20～30岁生养孩子的父亲，其对子女情绪智力的正面影响可能最强。从分析来看，父亲职业的差异对高中生子女情绪智力影响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总的来看，父亲为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职工或公司和工厂员工的，其对高中子女情绪智力的正向影响作用均要大于父亲为自由职业者及个体从业人员。原因可能是:一方面，职业基本决定了父亲的收入，但是父亲的收入对子女社会情绪的影响不一定总是积极的，［29］这可能导致了数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另一方面，前几种职业的人一般工作相对稳定，且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相对更高，为子女智力情绪的良好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家庭环境。当然，本研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