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一篇

摘要：在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其作品贯通了中西方文化，包含了哲学、艺术、人生等多种内涵，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本文主要分析了林语堂散文中的“性灵”、“闲适”、“幽默”这几项艺术特点，展示了林语堂散文独有的特色，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关键词：林语堂 散文 艺术特点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风格和许多作家都有所不同，因此林语堂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林语堂坚持独立思考，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违背自我的想法，这和他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林语堂的作品中，包含了不少值得探究的艺术特点，通过对这些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深入体会到林语堂的思想情感。

一、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

林语堂作品的艺术特点中，包含了几个主要元素，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林语堂曾写过一篇《写作的艺术》，其中提到，“性”指的是人的个性，“灵”指的是人的灵魂与精神。实际上，根据林语堂的描写，“性灵”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但林语堂一直认为性灵文学的特征就是要有个性、重趣味、近人情，要能够自由挥洒，给读者带来超然而闲适的感觉。

林语堂在《人世间》创刊号上描写了一段发刊词，其中就提到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主要特点，突出“自我”的美学。类似于这种采用对话和闲聊的形式进行文学表达的作品也经常出现，例如《谈中西文化》、《想象的孔子会谈》等等。这类充满闲适感的作品，读者读起来容易产生亲切感，似乎娓娓道来，令人心里清爽畅快。

二、幽默的艺术特点

例如，林语堂曾在作品中描写了这样一个事件：当时的xxx命令下属机关把位于上海的办事机构设置于国外租界中，但在上海工作的官员却不肯撤离租界，也不敢违背政府下达的命令。于是，这些官员把办事机关的牌子更换成了贸易管理局。这样一来，既撤掉了办事机构，又能让自己继续留在租界，可谓一举两得。在林语堂的描写中，这种花费二十美元撤换一块招牌的方法，就属于天大的幽默[4]。

在日常创作中，林语堂善于抓住生活中不和谐的、具有幽默感的事件，再用艺术手法对其加工、再利用，使之真正融入散文作品中。林语堂的散文在情感逻辑中包含了理性思想，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角度俯瞰现实社会。

三、结语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散文家。其作品半俗半雅，庄重而和谐，能让读者产生愉悦闲适之感。林语堂在散文创作中，提倡“性灵”、“闲适”、“幽默”等理念，将这几种特点相互交融，形成自己的风格。林语堂的散文从艺术特点上看，表达出了对旧思想的反抗，并体现出了个人意识与平民意识。

参考文献：

[1]孔炜灵.生活的艺术与艺术的生活[D].浙江大学，2008.

[2]祝尧.林语堂特色散文艺术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3]刘晓玉.林语堂散文的文化美学价值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5.

[4]蒋敏.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J].宜春学院学报，2008，（S1）.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二篇

论自古以来，有哪个多愁善感之人在被屡遭贬嫡之后，仍能豁达乐观？苏东坡做到了。而谁又能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人跃然纸上？林语堂做到了。而谁又能从一本书中真正读懂一个人？这便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做到的。

苏东坡的一生可谓辗转波折，这书若是由我来写，必将索然无味。虽有史册可供参考，可在细节的把握之上，林语堂先生可要比我好上一万倍。就拿苏东坡晚年在惠州盖房子的事来说，书中有：“他种了桔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数。”我读至此，心中不由得感到钦佩。这等细节，史料焉能记载如此详细。由此看，林语堂先生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适当的添加了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如此，这本书便骨肉俱全了。

书中一句甚好“人生如梦，一出戏演的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苏东坡如同陶渊明那样，早年胸怀大志，想要兼济天下。只可惜陶渊明未曾有苏东坡那样宽广的胸襟，因而罢官隐居。苏东坡不然，他一面感叹世事无常，一面重新振作精神，因此从他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点消极的情绪，反而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激励着后人，这便是苏东坡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地方。也是他被世人广为称赞的地方。

苏东坡的一生，波折之处就在于他屡遭贬官。他因不满于新政，而遭小人陷害。在他少有大志时，朝堂上皆为贤臣，而到了他被贬之时，忠良之臣大多不复存在了，于是读此书就形同于读北宋的兴亡史。这也在他的诗文上体现了出来

苏东坡比其他文人更乐观。在他最初的流放岁月，他谪居惠州，只是一个普通的国民，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去想着如何让别人过得更好。甚至他在之后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时，自己最后的钱也化作了别人的幸福。

苏东坡的诗词其微妙之境，难以捉摸，就如下面这句，“旅枕梦残，渐月华收敛”，其意境极其微妙。此诗是他由杭州到密州途中，怀念其弟子由时作的。如若译为现代文，大约如此：途中，枕席残梦，如水月光渐渐收敛。残梦，月华，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卷。

《水调歌头》等名作，暂且不提。忽观这句“天浴血，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押韵，就不必再说，但就这一句铿锵有力，宛若大江东流。不仅气势磅礴，用词方面也极其到位。“明灭”“有无”两词生动传神，烘托了“天欲雪”的阴沉气氛，也暗示他百感交集的心境。于是用丝柔若奔来形容，我认为再好不过了。他的诗词往往暗含讽刺，《吴中田妇叹》就写出了赋税之沉重，灾情之严重，以及政府之腐败，官吏之残暴，饱含对劳动人民深深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讽刺。苏东坡的诗词、文、书、画皆登峰造极。像东坡先生这样的全才不可不为之世所罕见。

最后我想用此书后记中的一段话来结尾，因为他评判的十分到位：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生活寄于风雨，襟怀奉于苍生，正是他大江东去波澜壮阔的一生。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三篇

内容摘要：鲁迅与林语堂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多的目光与关注投向鲁迅，而对林语堂的研究仅从近年才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鲁迅与林语堂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多可比之处，二人在对时事散文的创作上、对幽默闲适的看法上以及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上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将主要对这些散文创作风格上的异同之处进行分析比较与探讨。

关键词：林语堂 鲁迅 散文

一.引言

1924年，以刊载散文为主的《语丝》杂志创刊，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主要撰稿人。此时的三人都富于激进的思想倾向，致力于改造民族精神，这使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很自然地处于同一阵营，成为“语丝派”的重要成员。但林语堂一贯坚持自由的主张，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与鲁迅的立场有所冲突，这也成为其走出《语丝》的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开始流行幽默闲适小品文，林语堂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2年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即提倡“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的散文文体，此后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并把它视为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写作立场，他也讲求面对现实，但是更主张在现实之外旁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味脱离现实，去追求幽默的消极态度就只能站到时代主流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林语堂的评介褒贬不一，大多以批判他的消极性为主，近年来则更多地以比较中肯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不同版本文学史的编纂为例，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判断即有几种不同标准。这自然与文学史编写当时的客观历史状况有关，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某些人定势思维中的主观因素。例如，同样是对其幽默风格的评价，有人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变矫情为自然，从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钱理群，1998：306），而有的则主张“这是十分明显地在宣传一种市侩哲学，要劳苦大众安贫乐道，服从命运，听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忍受反动派的压榨和宰割，让他们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而沉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寻找出毒自己的乐趣来”。（林非，1981：118）当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时今日，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尽力摆脱政治与历史的牵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特色。

二.林语堂与鲁迅的散文风格

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鲁迅作为标尺来评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与鲁迅思想及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家即为好作家、人民的作家，反之，则很有可能沦为负面消极教材。因此在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杂文就是鲁迅，鲁迅就是杂文；鲁迅就是政治，任何不是鲁迅的，就不是政治的或是远离政治的”。（顾彬，2009：166）黄修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序中提到，“在中，对历史的批判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史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鲁迅”。（黄修己，2008：3）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对任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符的形式都予以批判取缔，遏制其生成与发展。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在1956年就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中有独立思考和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但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还是留下了些许“尽在不言中”的遗憾与无奈。在此，且不论孰是孰非，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二位在散文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的关系曾经历过“相得”与“疏离”的不同阶段过程。他们曾是“语丝”时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其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去世时，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他，“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2009：400）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慕的，林语堂主张“勿打落水狗”，即使鲁迅坚持“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林语堂仍认为这种辩论不但不可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林语堂崇尚幽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既不是擅长幽默的人民，现在也不是提倡幽默的时候。两人对不同创作方式的选择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两人的分离与决裂也体现出各自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各种文化方式、思考形式多元共存发展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若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则会给文学批评套上无形的枷锁，遮蔽了对除主流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的非主流研究。在当时左联的领导之下，作家们偏爱用杂文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众所周知，幽默闲适小品文本身是无害的、值得提倡的，甚至对很多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成为政治民主斗争的武器而对其进行批判，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关于时事散文

首先，尽管林语堂也曾创作过很多针砭时事的作品，但对鲁迅的过于“聚焦”使得对他的评论少之又少。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刻画描写，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人人皆知，被收录于中学教材；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鲜为人知，其为被枪杀女学生所感受到的哀伤也自然不为人所知晓。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篇散文作品读后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受，从中也可领会到两位作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

鲁迅的作品可以拿来作为武器，激发人民的斗志去参加斗争。林语堂的散文则缺乏这方面的功能效用，他极力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刘和珍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林语堂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悲惨离去，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愤慨。然而，鲁迅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认为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还幸存于世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钱理群，1991：251-255）林语堂的态度则明显缓和了许多，他虽然也认同这次事件是“经过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但用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了刘和珍以往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刻苦态度与求学精神，认为“她们的死，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林语堂，2009：21-23）读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跟随着一起去愤怒、去为死者抱不平；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仅仅给人以平平淡淡的怀旧之感，寄托生者对逝人的哀思，哀痛有余，力度不足。鲁迅在展现一个悲惨的世界，想要为死者寻求公理，林语堂则更注重描述琐碎的生活片段，没有透露出太多的公与不公，给人以超然于外的感觉。撇开政治因素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谈，林语堂虽然没能像鲁迅那样通过文章激励人们奋起作战，他的散文把这一事件娓娓道来，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女烈士刘和珍的生平与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幽默闲适

其次，幽默闲适是林语堂散文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为现代散文加上了些许幽默味道，使其从某种程度上免于呆滞沉闷，使文坛兴起清谈之风，为散文的文体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然而，也因此被鲁迅等左翼作家视为“小品文的危机”而加以批判，如今细细品味起来，这种“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当时也是颇需要勇气的，试想林语堂若经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转为迎合左翼作家们的胃口，放弃自己原来的风格，那么今时今日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经典的散文作品了。

林语堂曾说过，“幽默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此意义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幽默，也就注定要衰亡了”。（顾彬，2009：168）幽默在林语堂的观念中是如此重要，而他的作品中也时刻运用幽默的笔调来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讽刺，这些在同时代的鲁迅看来则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林语堂所写的《母猪渡河》，用寓言故事反讽当时一些“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不当做法。有些人自诩反对洋货自己却身穿西装，有些人假装鼓励赛跑却坐车去当运动主席，有些人在投稿简章中声称欢迎幽默小品却破口大骂幽默刊物。这些“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现象通过林语堂的幽默之笔，读后让人在思索之后不禁一笑；然而鲁迅却不满足于此，“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林非，1981：122）在对幽默小品文的几次论战之后，林语堂没有听从“规劝”，始终坚持文章的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林语堂，2009：325），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虽然缺少当时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有意超脱于现实，但是他的幽默集睿智与自然于一身，汇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总让人受益匪浅。

（三）关于国民性

最后，林语堂与鲁迅都对国民性问题做过比较深刻彻底的论述。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是完全不同的，所期待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林语堂熟悉中西文化，常常屹立于多种文化之上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能够客观真实地表现国民性问题，而并不会一味地赞颂某种文化，对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点极力赞扬，而对于其中的某些弊端也绝不会掩饰。在他眼里，没有优等的国民性或是劣等的国民性之分，只有取长补短、改变作风，才能在国际竞争场上与人并驾齐驱。“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林语堂，2009：291）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缺乏一种动力及生命力，那则是在以后需要改善的地方。当然，林语堂也看到了许多消极的民族特性，比如倚老卖老，逆来顺受，弱肉强食，明哲保身等等，但他主张从更高层面来化解，“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林语堂，2009：378）林语堂关于国民性的叙述也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中国人这种主张和平、主张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很少义正严辞地攻击国民的劣根性，而是采取心平气和的说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想法。

然而，鲁迅的态度则要激烈许多，他常常批判国民精神上的弱点，而致力于改造这些弱点，仿佛国民性问题一朝不解决，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一样，时常为人们敲响警钟。他在《呐喊・自序》中这样描述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性格懦弱、缺乏独立意志和公共精神，就都应该死去？鲁迅对愚弱国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认为国民性的弱点是阻挠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根源。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与赞扬，都难免流露出偏激性与极端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步入近现代面临了相当大的危机，但是除了抛弃它，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化消极为积极的方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中西文化的调和融通上，林语堂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避免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弊端，而集中对多种文化进行整合，显然，他的做法才更理智、更切实有效。

三.结语

鲁迅的创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震撼激励人们奋起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层面来看，林语堂的创作显然略逊一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尤其是他通过用英文创作及翻译为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更高的层次、更宽广的背景来看待中西文化，为跨文化交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曾赞叹道，“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王兆胜，2005：123）

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中的今天，各国都在平等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林语堂透过散文创作散发出的那独具远瞻性的思想意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那种为人生，为自由，不屈服的信念，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备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3]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5]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散文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9]伊莳，《林语堂散文精品》，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吕晓琳，韩国巨济大学观光中文系专任讲师，釜山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四篇

天气渐渐变凉了，知了声淡了，远了。坐在古树旁的方形石上，静静地翻阅着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

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散文大家，是诗人，是词人，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美食的研究者，亦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段子手……他智商很高，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儿。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平庸。

初出茅庐的他，就是一位率真坦荡、针砭时弊、说一不二的学者。他太多的果断之举，为他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种下了厄难的种子。只是，他，仍旧一如当初。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让苏轼沦为“阶下囚”。连皇太后、太皇太后都在为苏轼求情，但也避免不了他被贬的遭遇，于是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黄州团练副使。

之前，他是大宋王朝的骄子，平步青云、济世为民、显山露水，是很多人钦羡的偶像，亦是少数人嫉妒的焦点。黄州之后的他，不再是宋朝的榜样，更多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此时的他，不仅官场失意，还有经济上的困窘，于是在位于城东的小坡地上种菜点豆，自给自足却也自得其乐。黄州是苏轼生命的终点，是苏东坡生命的起点。

面对生活中的风雨，他“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中从容、愉悦地慢慢欣赏、品味生活；面对人生中的风雨，他“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暗流涌动、汹涌澎湃的官场风浪中，依然笑傲于江湖。

我更喜欢称他为东坡居士，他坦荡的胸怀、倔强的性格、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与他的自号不是更加匹配吗？

被贬儋州的三年，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可他用“打不死”的小强精神面对厄运随遇而安。为解除民众患病疾苦，亲自带领乡亲们挖了一口井，改善了老百姓饮用水之苦；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文明及其落后的地方，建立了当地的第一所学堂——载酒堂；面对海南人落后的生活习惯，他积极改进劳动生产习惯，带领当地民众积极发展农业。也难怪他自己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海南是他人生当中极为重要的一块试验田，他的情感、经历、行动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了他最应该为之愤恨的地方，他用他的精神世界昭示了他的坚韧与豁达。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些“雪泥鸿爪”，苏轼难以忘怀，可他为中华文明与文化的传承，留下的不可超越的财富，更让我们把他永远留在最光辉的天幕中。

林语堂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苏东坡不论是在文学方面的造诣还是其他领域中，已经登峰造极、前无古人。是他内心始终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童，是他官场不迷失自我始终保持不变的初心，是他一直坚持如一的旷达与豪迈，更是父亲苏洵对儿子了然于胸的了解及严父般的教育引导，让我们对他肃然起敬，爱之永恒！

风渐渐凉了，炎热渐行渐远，可对苏东坡的热情有增无减！他。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因为有他，我不再彷徨！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五篇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写道：“读书能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个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变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从这段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站在林语堂先生的角度上看，也不难从中悟出一条道理来：读书，不仅是对心灵的洗礼，也不仅是对大脑的充实，读书，也是一门艺术。

虽然说，只要有书读，做人就幸福；但是如果你一味地苦读，会对书籍产生热爱吗？你难道不会对读书产生厌倦之情吗？试想一下，如果你历史学得很差，不喜欢读历史，但是你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天逼着你在历史的长河里遨游，你乐意吗？你不会对历史更讨厌了吗？你难道还会自觉去学历史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吧？就算有，也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机率吧？而且可能是想免去一番唠叨吧？

所以，这个读书，和做人、做事、生活、生存，都是一样的，要做好、要读好，首先你这个办法一定要对。方法不对，你可能根本无法吸收书中的精华，而草草翻几下就放下了。

除了方法，环境也是很重要的。我建议读书的时候，可以选择在阳台，拿一张椅子，搬一张桌子，选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边泡茶边读书。这也是一种享受、一种艺术。

读书，也是一门艺术。就看你能不能学会这门艺术了。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六篇

他是一个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兼备的人，他是一个虽屡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的人，他就是豁达乐观的苏东坡。

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下了中外闻名的《苏东坡传》。在林语堂笔下，千年前苏东坡的故事娓娓道来，苏东坡是一位豁达乐观的智者，天才横溢，是一位乐天达观、随遇而安的伟人。随着林语堂的精彩笔触，一位生动形象的苏东坡出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的困难挫折在苏东坡眼里都是云淡风轻，一飘而过。在苏东坡晚年，他不幸被人控告，后受到牵连苦难，被贬谪不毛之地——黄州。当地气候变化无常，环境十分恶劣。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苏东坡仍兴致极高地给老朋友章谆写了一封信，信中大致写了黄州的环境气候很差，供餐简便，衣物朴素等。而几天后，苏东坡又兴致勃勃地写信给章谆表达自己对黄州的喜爱之情以及风景之美。

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下，苏东坡仍保持着乐观的性格，这豁达乐观的天性真值得发扬光大！

当我们学习时遇到挫折；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不顺的事情时；当我们被人讥笑时，我们都要学习苏东坡乐天达观、随遇而安的性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笑对人生！

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生活寄于风雨，襟怀奉于苍生，这就是苏东坡大江东去、波澜壮阔的一生。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七篇

这本书刚开始读觉得晦涩难懂，但是读了之后就像品一杯咖啡，第一口的苦，回味却是无穷的。

本书按照苏东坡的人生轨迹的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流放岁月四个部分来写苏东坡的传记。因为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他对苏东坡十分了解，也在他收集的资料与他的想象中，创造出状元一本好书。

谁说苏东坡本就在东坡流放，谁说苏东坡整天就在那里耕田写诗不管国家，而这些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苏东坡又开始绽放了自己的光彩，变得那么平易近人。

少年天才苏东坡在考试时被误认为了曾巩，欧阳修为了避嫌，所以他成为第二名。在京师之中“三苏”的名声早已经传遍。可是原本是要殿试的三人，却因为苏东坡的母亲的死亡，所以三苏赶紧回家，三年的守孝。三年以后，“三苏”再次来到京城，但是兄弟两人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待在京都与父亲在一起当官，于是苏东坡被派到郑州。休闲的生活开始了，苏东坡偶尔做做公事，经常游山玩水，好不自在逍遥，可是小人佞臣在历史中总是不会缺少，在乌台诗案中苏东坡被xxx众人列入了，不杀了苏东坡，不能安心，但是在朝廷上下也都在上书劝神宗不要杀苏东坡，就连是xxx的前领导者王安石也上书，所以苏东坡开回归人们的记忆中——苏东坡被贬黄州，那个东坡来了。

在经历了艰难的生存危机之后，“东坡”上的一块田，一家人的劳作。自从神宗驾崩之后，旧党的势力开始恢复，但是在东坡待的几年也让他见识到旧党的不好，这让苏东坡现在既不能容于旧党，也不能体谅于xxx，所以对于朝廷的黑暗，苏东坡自请外调。

在一端政治交替候，徽宗继位，朝廷又让苏东坡复任朝官职，但是在又一次次的交换之中，苏东坡也经历的海南岛的穷困潦倒，所以在北归的途中也逝世了。

苏东坡经历了人世间的心酸和苦楚，身心怀有着志气，却只有郁郁寡欢而到达生命终点，但是在他留下的一篇篇的诗词和记录他的言行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个活跃在我们心头的苏轼。正如林语堂所说的：“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轼付鸿博

归去来兮，心中依记东坡之田；

北风萧萧，口中不停东坡之肉；

柳树迎风，我不向，唯我心中不停笔；

牡丹盛开，世人爱，唯我静于竹林间；

爱恨别离，谁不经，唯我爱人敬杯酒；

自在半辈子，谁不曾有过少年时，意气风发于世间；

惆怅半辈子，谁不曾有过心中事，一生为谁心自怜；

到来便是黑发人，归来已是白发人，

世态炎凉谁不经，岁月安好人已老，

只是不复当年时，人去楼空心安好。

——敬一个经历世态炎凉之后的天才少年苏东坡。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八篇

在冗杂的社会能找到一方净土，确乎不容易。在循规蹈矩的社会中能拥有自由气质的一方净土要数北平这座历史悠久、富含深厚文化底蕴的古都了。林语堂先生笔下的北平就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林语堂先生笔下的北平，描写北平的场景就像是一张张老照片，描绘的虽然是简单普通的生活场景，但平凡中又有它的特别之处。平凡的生活是有的人梦寐以求的，激动人心的生活也是有的人所向往的，北平的博大使他囊括了这两种生活。

如今的北平已成为了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是北平的影子仍不可磨灭。我仍旧热爱他的自由。

有人说，自由不就是懒懒散散，不拘小节吗？但我认为，自由便是像北平一样，豁达好爽。自由离不开平等，无论你是官员，还是鞋匠，都是北平的一分子，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可以与着着木屐的东北老妪并肩而行，胡须苍白的画家可以住在大学生公寓的对面，新式汽车与洋车、驴车可以同行在一条道路上。

我以为自由便是能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在这个冗杂的社会，能找到一方净土确乎是不易的，而在这个冗杂的社会，能够不被世俗污染思想，能够不为人情世故所困，能够自由、无拘无束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是很困难的。那人们就不应该追求自由了吗？

在许多地方，也许就在你生活的城市的某个角落里，还有很多人没有自由，没有人生自由，他们迫于生计，便出卖了自己的人生自由，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可能他们从未放弃过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也许他正受着老板的职责，也许他们正做着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但他们仍旧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束缚，迎来光明。

然而，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听老师、家长的教导，而做自己认为对，但却是错的事吗？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更应该抓住现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多听听前辈的话，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九篇

内容摘要：林语堂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闲适作为文学审美范畴，则注重闲雅冲淡之美。本文具体谈谈林语堂提出的“闲适”其独特的审美要求所包括的内容。

关键词：林语堂 闲适观

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这一文学主张显然与晚明的性灵说有关。后发展为虽饱受批判却从来没有湮灭掉的重要散文思潮，闲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要求有自赏自适的精神心境，力主追求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自由，行为的洒脱。闲适作为文学审美范畴，则注重闲雅冲淡之美。具体而言，林语堂提出的“闲适”其独特的审美要求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坚持文学价值的“纯粹性”。

林语堂提出：“一人有一人之个性， 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 便叫性灵。”而“性灵”就是个性，也就是“个人笔调”。在变化纷纭的特定现代，其表层看是散文的审美取向，但却关乎个人的价值取向。五四现代散文理论一开始都众口同声承认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力量，强调抒发自我的精神。但由于身处社会大变革中，这种倡导式的启蒙往往被组织化、集团化所湮灭，忽略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一部分作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林语堂、周作人、胡适、梁实秋这些自由派人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闲适追求的是文学本体性，不附庸任何党派，不做姿态，与激进的政治性功利分离，始终使文学（这里指散文）处于政治的旁观状态：冷静、自由、超远地体察人生；忠实地、诚意地、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独见，这样，文学的本性之美才可能得到。

林语堂在《言志篇》中申明“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声明：“把文学整个黜为政治之附庸， 我是无条件反对的。”邻域堂明确指出文学应该超政治化，“文学不必革命， 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林语堂高抬文学的“人生”，为的是不让文学沦为经世致用的工具，或者更狭隘范围内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他一方面秉承作家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面对陈腐的事实，不得不愤慨地言说：“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对此，林语堂提出了自我的理想散文家的标准：冷静超远的旁观者――“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其实，这种旁观的姿态是思想真自由与傲然的个性姿态，不出卖灵魂也不依傍强势。昭示散文文学的自由：不为政治所困，不为外力牵制的自由。“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不说别人的话”……这就是林语堂所追求的现代性――有关人的真正自由。他的文学摆脱工具性的所有论点都从此出发。

其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林语堂提出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主张。林语堂自称“言志派”，他在散文《言志篇》中陈述心中有关“闲适”的理想。林语堂笔下的观察物是再平凡不过的书房、院子、梅花、暖炉。甚至连躺在床上的姿态也不放过，以此延伸到由这些自由闲散之处回归到内在世界时的姿态，表明他是一个超越政治的“在大荒中孤游的人”。

林语堂眼中的小品文正是文学意义上的闲谈：正所谓要抒写自我的“一种心情，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他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他把“谈天”与小品文联系起来，“人生途上小憩谈天”，在于两者始终能透着一种闲适而无压力的轻松状态。乃至他爱好主编杂志也是因为“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从这方面来说，林语堂可称作现代以降个人化的始祖。

第三，“以文体及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着”。

林语堂的散文理论包涵两层含义：一、散文的现代性；二、散文的艺术性（文体的本然性），林语堂的所谓“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感情，亦庄亦谐，深入浅出……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他的表述里洋溢着一种对于纯美艺术的迷恋。当然，他绝不是忽视社会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实现这一艺术理想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些言语构成了林语堂的散文现代性理论，在林语堂的眼里，所谓的政治大概只不过是艺术的基石，是为文艺服务的。“闲适”的散文因此也只有“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就是只有“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林语堂利用西方的已有话语解释称“有闲并不是罪恶，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

从上文也不难看出，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语堂的“闲适”美学观受外来影响也很大。例如在新文学构建之初始，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给知识分子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其《论随笔essay》中一段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上和好友谈心、啜苦茗的相关论述深深影响了林语堂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我国萌芽中的散文理论的构建自然形成了深远影响。在西方，也能找到闲适的理论基础。正如罗素所说，服膺于快乐哲学的有闲阶级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却“贡献了近乎全部的我们所谓的文明。它培养了艺术，发现了科学；它著书立说，发明了各种哲学和纯化了社会关系。甚至被压迫者的解放也往往由此而发。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会从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十篇

走出机场，顿时感到南国独有的湿热。天色渐暗，漫长的路程使人索然无味，大巴车无精打采地行驶在马路上，一个转角后，一片璀璨的花灯映入我的眼帘。突然眼前一亮，刚才的困意一下子消失了，望着那片灯海，脑中开始怀想，一幕幕，一瞬瞬。

在梦幻般的灯海中，我听到李叔同曼妙的乐曲声，看到了林语堂挑灯夜读的情景，感受到了土楼神秘莫测的奇境。

记得几天之前，我央求着母亲不要让我跟着老师去福建。记起前几次的游学，我心有余悸。游历完的每天晚上都要写作，而且孙老师特别严格，写得不好还要当场重写，那声声入耳的斥责声还在回荡。

带着无奈和不情愿，还是踏上了游学的路。认知中的漳州，我认为它贫穷、落后，到处是山。从那个转角开始，我便改变了想法，五颜六色的花灯灿烂地像烟花般绽放，点燃了我冰冷的心，让我并不觉得无味，而是发现了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浊世中的一泓清流，让我渴望和期待。

于是，我又有了新的怀想。

弘一法师李叔同，那首《送别》的缔造者，曼妙的乐曲声始终荡漾在我耳边，他那虔诚向善的禅心，也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

林语堂，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那一本《苏东坡传》，以一种超凡的心境来解读和诠释苏轼，让我心潮澎湃。

而那神秘的土楼，是最让我心向往之的。壮观的建筑结构，奇丽的建筑技术，让人叹为观止。是天、地、人的三方缩影，是客家人文化的象征。

我的心中埋藏着许多种子，在一遍遍怀想中慢慢生根，只待明天去真正一睹，它便能发芽开花。

蔓延数百米的花灯，仿佛让我身临其境，一路怀想。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十一篇

读书不是为了学习成绩的好坏，不是随意仓促地读一下就可以的。读书要带脑子、心、眼，要心无旁骛，全神贯注。读书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不是一味地死记硬背不加思索的盲从。所以，请与深阅读相拥。

浅阅读时代悄然来临。手机里各种各样的浅阅读软件如鬼魅的魔力一般吸引着我们，吸引着我们走上“歧途。”浅阅读的确能够让我们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让人们享受一丝文艺。但这样的阅读，能有多大的影响呢？如此节约时间又有多大意义呢？与此同时，那开始阅读时与君相识，犹如故人的情感又被遗忘在何处呢？囫囵吞枣般的阅读真的能提升我们自身的修养与境界吗？在浅阅读中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

林语堂曾言：“世界上的强盗，再没有比掠夺我们的思想自由的罪恶更大的了。如果我们失掉了思想自由，那么不如匍匐而行，承认两足走路是个错误，而回返到三万多年前的原始姿态。”是啊，如果一部已经被浓缩的经典作品，又如何去理解、品味其中的思想？这不就是林语堂口中所说的强盗吗？囫囵吞枣般地浅阅读，正在使我们思想钝化，我们在其中失去了思想自由。

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纷杂的时代，中国所谓的“快餐文化”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梁文道也曾说：“浮躁是这个社会的症候。”我想，我们也是时候停下来，慢一点，用心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丽，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如今浅阅读文化盛行，我们忘记了太多，忘记了坐在冷板凳上静心品味的日子，忘记了挑灯通读的乐趣，甚至忘记了如何静下来看一本书。我们看似进步了，实则倒退了。

在浅阅读中你只能寻求视觉的享受。快餐文化是好吃，但是没营养。浅阅读的视觉刺激很可能让你迷失自我，找不到回去的路。如今，书籍这位朋友正离我们远去，思想这位朋友也正在渐远。不禁发问：何时“故人”归？

捧起一本书，便捧起了一段往昔。那泛黄的时光记忆向我们讲述点点滴滴美好的回忆。也许畅游文字之间，穿越古今之际，和大家对话，与故人同游为一种好方法。

端上一杯香茗，在缕缕轻雾中捧起一本书，享受其中的遐思与恬静。书香醇烈之间，“故人”归。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十二篇

亲爱的朋友：

你好！

许是因为学习上的压力过大，这段时间总见你沉默寡言、萎靡不振，或神色黯然，或独自发愣，或垂头叹气。我想这句话一定非常适合现在的你——普希金曾经说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最近深深迷恋上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总在闲时翻阅。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仕途艰险，四次被贬。他为人正直清廉，却逃不过这风雨万化的朝廷上的奸人谗言。但好在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不论处境如何，他总能保持它的初心，怡然自乐。这就是我崇拜他的原因，更是中华千年来的历史上永远镌刻他名字的原因。

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他却风光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硬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是多么坦然的一个人，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他会让自己认清现在的处境，而不是一味的逃避现实。他也是多么乐观的一个人，即使自己深陷困境，是“哑巴吃黄（next88）连，有苦说不出”，但他也仍然会保持生活的那一份美好，心灵的那一份快乐。林语堂在序言中写到：“苏东坡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他永远活得快乐，被贬黄州期间他研究出了“东坡肉”的做法；心情烦郁时，他会以诗文来排遣愁绪。他不是无忧，但他会淡化那份忧愁，人生本就应该是欣喜的、快乐的。

苏东坡身上的那股乐天的气质，是天生的，但也是可以学会的。所以，遭遇困境时，不妨像苏东坡那样，化忧愁为喜乐，苦中作乐也能做出生活的情趣，活得像轻风一般，潇洒自如。

成绩的退步只是一时的，努力和前进却是不可停歇的，与其日日怨天尤人、阴郁悲伤，不如改变心态，化艰难为动力，找出自己在学习方面的不足，补缺补漏，以知识为自己的精神染色，像苏东坡那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关于林语堂作文 第十三篇

林语堂先生曾说：“赏玩一样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心境。”

想起途中老师所推荐的苏轼的《定风波》，许是有先见之明，希望我们为苏轼的那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所染，且抛去所有不快，所有烦闷，好好领略这闽南风光。

在江南久居的越人，不曾知这方闽南之地冬日的与众不同。不同于江南人们在这暮冬蛰居一室，与暖气为伴，这儿却宛如初夏，阳光正好，穿过树隙，带着夺目的绚丽，似是最繁华的烟火。空气中弥漫的是柠檬叶的香气。确实是一个宜人之地。但由于纠结选课，郁郁之气结于胸腹，对这份初夏的温柔便兴致缺缺。

林语堂纪念馆是一个很让人静心的地方，不必按捺心中的不愉悦，烦闷自会被洗涤。坐落于一片香蕉林海，与江浙沪相异的是：这儿少了几分游客的喧嚣，多了几分宁静与从容，大抵任何喧响都是对比般温情最残忍的打扰。纪念馆很小，不过一间二层小楼。但就是这方寸之地，却让人轻松，让人愉悦。纪念馆讲述了林语堂的家庭、他的学历、他的作品，流露着他的柔情、他的渊博、他的幽默风趣。我其实并不了解林语堂，但在这方寸的格局中，我萌生了应该多多认识他的冲动，以及不曾对他有过深入了解的后悔，即使我曾读过《苏东坡传》，即使我知道来漳州定会参观他的纪念馆。我总觉得他的文宇过于平实甚至有些平淡，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哲思之句，不如秋阳般的《黄州突围》，语言亦不似同代的鲁迅那样尖锐辛辣，带着浓浓嘲讽。作为越人，偏爱鲁迅无可厚非，因为语言的亲切感，因为俚语。但平淡之言加诸于林语堂，实属无稽之谈。

林语堂的文字深刻之处，不在于难懂的字句，而在于背后的深意。他定义苏东坡是标志，代表了文人的愉悦，看似好懂，却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一块刻石上，我找到了《京华烟云》中的一句话：“别轻易认输，别总对自己说没有办法，人生中许多事，只有经历过，疼过，才能真懂。”很简单，很直白，却猝然击中了我的心，我一直忧心选纯文会学不好历史，但既然喜欢，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在眺望台上远眺，阳光渐渐柔和下来。风拂过香蕉树叶，温柔地轻轻摇晃宽大的叶子。

回想起纪念馆最后写的，林语堂在闽南长大，他有好奇，便用目光在树干上摸索；他反感人争抢，觉得是在高山上看蚂蚁。直白而幽默，带着孩童般的打趣。

或许只有闽南此地才能养出这样直白而幽默的人才。在闽南久居，亦会沾染此般年少的气息，养出年轻的心境。

林先生的那句：“赏玩一样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心境。”其实，欣赏的美景，亦是心的风景，而风景的净化，亦是心的蜕变。越人游闽，心境改变于云深不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