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一篇

摘要：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流派，也是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价值观以及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思想体系。这两者实际展现了人心灵的两个侧面。本文从几个侧面试阐述道家和儒家的关系，主要是其思想差异。

关键词：道家；儒家；关系

一、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展现了一个充满玄思妙想的神国仙境。

它不遗余力的讽刺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其他一切人为的东西。认为最高的境界是“自然”，呼吁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思维。与之相对照的是，儒家强调个体要再社会体系之内合理发挥自身的作用。

道家思想被很多自然地接受了，但是它对少数群体是一种威胁和侵蚀。其中包括，儒者和一些因循守旧者是最坚定的反对派。我们面对这些彼此争议的思想体系时，要再次提防和具体历史相结合。中国的历史并不衍生于上帝的恩赐，而由神缔造的历史只会在哲学和宗教上催生一个排他的真理。

二、儒家和道家就其大者而论，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排斥。

儒家的社会心理取向是乐观的理性主义，道家的心理取向是悲观的神秘主义，二者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恰相反，但又相互关联。儒家和道家之共生，恰如中国文明的表与里，其和谐远比对峙要重要。我们在理解儒道互补，以及后来儒释道互补的关系时，切忌裹挟西方文化的狭隘性，将它们看成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彼此敌视的宗教。

道的含义相当宽泛，所以道家的形象也因此有些扑朔，道家所指，也从哲学著作到宗教膜拜，涵盖甚广。

实际上，说道家是包括道家思想和道教两个层面的。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都尊崇老子以及一些真实和被神化的人，共用一些术语和经典，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不逊色与它们与儒家思想的差异。

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真贱存在巨大的张力，但是二者大抵相安于各自的生活和观点。道家哲学的最高理想是“顺乎自然”，而道士的志趣和宏愿则是战胜自然、炼丹成仙。不过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

当儒者们都批评道家时，他们是在撇清与道家中某一群体的干系，这一群体对儒家和道家哲学都不以为然。这是被庸俗化的道家，它们虽然能以道术、占卜和其它机巧讨人愉悦，但是难逃名不副实、故弄玄虚的腹诽。

道家对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浪漫的、轻信的、沮丧的、犹豫的都容易接受道家，对这些人而言，儒家思想是无足取的。同事道教也是传统中国人日常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过后来儒教分享了道教的空间，改变了道教的历史。

道家哲学在思想上和儒家有些根本的不同，先秦时候道家和儒家的中坚力量对此了然于心，所以他们竭力澄清差别以彰显彼此所信仰的真知。不过，由他们思想的具体内容看，儒家和道家都有令人折服的中国文化特质，那就是二者都重直觉而轻视公设，重启发而轻祥言，重譬喻而轻演绎。道家不像儒家那样推崇人世的价值，但是对人生问题也贡献良多，二者都分担着对世道的关注。除此之外，道家还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他们比先秦儒家更热衷于对自然进行宇宙论的反思。儒家和道家都认为互依互补的阴阳是一种和谐有机的互动，并以此解释世界上的种种变化。但是道家不同于儒家的是，它更关注自然，并把自然理想化。

道家思想的要旨就是“反者道之动”，对天地之间任何观察到的事物，道家都以此解释，这和儒家更愿意析取人类心理的原则不同。

三、在这里有必要将链各个学派的分歧廓清。

儒家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他们和谐相处，而且，人就是儒家价值的标尺，故而，我们可以称儒家为“人道主义”。而道家认为人的理想生活是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必要时候可以离群索居。道家价值的试金石是自然，而非人，所以我们可以称道家为“自然主义”，且是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但是成道家为自然主义会让我们感到有些混乱：在西方，人道主义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念，自然和人道是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却成了哲学上的两极。

在思想史上，思想总是在回应问题中得以明确。在西方，人道主义源于对宗教权威的回应，非宗教的自然因为这种历史和文化原因同人道主义连接起来。在中国，道家对自然的理想化是因为对人类无力保证社会的 安定和秩序的悲观失望，道家讲自然看做是对人世的抗拒。当然，中西方的自然主义各有来由，其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联方式自无高下理乖之分。

四、道家视世中人为蒙蔽失真之物。

道家诛伐君政朝廷，忧虑颈部和文明，警戒能攻技巧，视所有标准、差等、名分为导致完满无缺之自然崩蚀退化的原因。

道家和儒家一样生于乱世，但是道家主旨是行于人世如履薄冰，何不退隐山林。对于人世的否定，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而儒家恰恰是另一种思维和应对人世和人事的方式，其强调的恰恰是如何适应这个人世。

由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和道家恰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两种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应对社会的两种恰好有别的思维方式。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二篇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骗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xxx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xxx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三篇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洞穴比的喻来解释理念论。“设想一些生活在地下洞穴的人;从洞穴地步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世界敞开的入口。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他们的腿和脖子被绑缚在一个地方而被固定在那里，只许他们向前看，而不许回头。在他们身后较远的搞出有些燃烧的火光，在火与囚禁者之间的高处有一条路，你应该设想路边已经筑了一堵矮墙。”矮墙的另一边有人拿着各种雕刻的人像以及动物模型，都高于这堵矮墙，火光将这些人工制品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囚徒们都认为影子就是唯一现实。最后，一个囚徒挣脱了枷锁，走出了洞口。看见了太阳。在阳光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墙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洞外的比喻，就是柏拉图对世界的划分。柏拉图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公开地揭露理念论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巴门尼德篇》前半部分中，柏拉图以巴门尼德之口揭露了理念论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困难。首先，在什么事物有理念的问题上遇到困难。柏拉图对存在公正、美、善等诸如此类的理念毫无疑问。对是否存在火。水等自然物的理念则表现得犹疑不决。而对头发、污泥等低贱的无价值的东西。则坚决否认它们有理念。其次，是分有说中存在的困难。具体事物分有理念只有两种方式，或者分有理念的整体，或者分有理念的部分。再次，证明理念是单一的方法也存在矛盾。最后，理念论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理念不可认识，既然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是分离的，那么理念只能与理念相互关系，可感事物只能与可感事物相互关系，理念不可能与可感事物发生联系。我们是处在可感事物中的，根本无法认识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理念论之所以产生上述困难和矛盾，是由于人们用课件物体及与此相关的东西来讨论需要安全用理性思考的东西。而理念世界是独立的，不能以“现象世界”的规则来考虑。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他就从研究理念与事物的关系转到研究理念与理念的关系。柏拉图将太阳比作“善的儿子”是智慧的最高点。

可见事物比作可理知事物。善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知能力。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真理和知识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善的存在，但是它们臣服于善，它们虽是相，但是却是相的相，即善的某个个体，它们分有了善这一个相，却不是善这个相本身。这就好比眼睛和光线可以让人看见世界万物，它们是太阳这个至高无上存在的具体存在，而太阳本身无法直视，只能通过形象去感受。我们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善的种子，也就是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因为灵魂是不灭的。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死了灵魂便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然后又从那里回来，所以它永远不会消灭。既然灵魂是不死的，已经投生了许多次，看到了理念世界的一切东西，因此他获得了所有一切理念的知识。因此，人的灵魂能够把它以前所得的关于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识回忆起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于肉体遮蔽，人对理念的样子无法清晰容易的看出。就像莱布尼兹说的“现实的知识来说不是天赋的，但很多可以称为潜在的知识是天赋的，如大理石的纹路所构成的形象，在人通过工作发现它以前，就是在大理石之中的。”一定有一些理念是先天的存在在人的心中的。 关于理念的知识就不可能从感觉经验中获得，它只能是先天的。因为我们无法从感觉经验中得到理念，那么理念必然在感觉之先，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了。只是以一种模糊的状态存在而已。

这两种不同的囚徒分别代表现实中两种不同的人群。一种是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理念世界的人，一种是受过教育知道理念世界的人。柏拉图和巴门尼德一样否定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通过我们对事物的感觉经验是无法认识理念世界的。认识理念世界只能通过“灵魂回忆说”。 我们的灵魂原本高居于天上的理念世界，“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做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但是后来灵魂附着于躯体之后，由于受到躯体的干扰和污染，因此而遗忘了一切。只有经过合适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因此，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学习不过是回忆而已”。 现实中不自由的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摆脱束缚，从而达到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以此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哲学就是学习死亡的学问。因为只有灵魂脱离了肉体，才能回到原本的理念世界。

我们不能满足于事物的“影子”。活在“洞穴”之中。应该透过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才是哲学家的使命。以至于康德甚至为哲学划界。他认为物自体是无法把握的，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的确身在洞穴是理解不了外面世界的，除非走出洞穴拥抱阳光。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四篇

家中养了许多花，知名的，不知名的，红的，绿的，紫的…….占满了小小的阳臺。不过都是些极易养活的品种，可是即便这样，由于以前在离家较远的乡镇教书，住在学校，就很少回家照顾它们，小家伙们营养不良，干瘪不堪，面黄肌瘦，病怏怏一副副将死之状。去年九月，工作调动，得以每日回家，闲暇之余我便会去照顾侍弄它们。小家伙们久旱逢甘露，起死回生。生活也因为它们的叶长叶衰，花开花落，变得多姿多彩，富有情趣。

变化惊人的数那几盆芦荟了。我很喜欢芦荟，喜欢它们那厚实带着刺的叶子，四季常绿，即便是寒冬腊月亦能给人盎然生机；我亦喜欢它们的性情，舒展自然，毫不矫情，生命力极强，即便你不管不顾，它们依然坚挺，只是少了些许油光与肥厚。其中有一盆元老级别的，是我家芦荟的始祖，所有的芦荟都是它的后代，经过照料，今年比往年更加壮实肥绿了，那粗厚的叶子就好像会溢出汁液来。

静下心来一算，不知不觉自己已守时一月有余，才等到了它极美的花季。自己都为这份执着与坚守钦服。我是一个粗略的人，有时不免性情急躁：常为学生的逆反叛逆而焦头烂额；也会为学生的不求上进而懊恼不已，亦会为工作的止步不前而忧心忡忡……？我们班有个叫李川的孩子。这个孩子脑瓜不算笨，但学习习惯极差。书写极其缓慢，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几乎天天都要在课堂上打瞌睡，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导致他成绩不理想，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厌学情绪也越来越严重。我决定对这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深入了解。

原来，他爸爸不务正业，沉迷，妈妈绝望地离家出走了。他跟着生活极度没有规律的父亲生活，极度缺乏关爱，学业更是无人问津。和他爸爸的几次交谈中，他爸爸的消极与负面情绪令人沮丧，他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孩子是否在做作业，作业完成没有，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压根儿不知道。与他爸爸的无效沟通，我想到了让其他家长配合，共同改变这个孩子。于是，我提联系了孩子的奶奶，奶奶虽然年迈，但很明事理。听完我的讲述奶奶急得不得了。决定把孩子带回去她照顾，我也希望他奶奶能每天监督学生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有问题及时与我联系。就这样，这个孩子的状况慢慢的有了好转，孩子明显进步了很多，有时候我也会找机会表扬了这个孩子，也要引导其他孩子多与他交流，包容他。

我发现这个孩子逐渐地树立了自信心，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积极，上课也专心了很多。我发现孩子书写速度缓慢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汉字的书写顺序，同时他握笔的姿势也不正确。利用课余时间，我手把手地教他握笔姿势、汉字的书写规律。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做作业的速度仍然很慢，但比以前快了很多。于是，在班里对他进行大肆表扬，看着他沾沾自喜的样子，我也很开心。同时，我给他奶奶发了一封“捷报”。“捷报”的内容如下：“尊敬的李川家长，您的孩子在书写速度方面进步很大，特发此捷报，以兹鼓励。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鼓励，希望您能多赏识孩子！”这样的次数多了，家长也确实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自然也愿意花时间监督孩子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了。学习也越来越有自信。

现在这段时间李川，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书写速度提高很快，学习成绩自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家长也积极地配合老师教育孩子。他正一步一步摆脱“差生”的阴影，快乐健康地成长。

看到这个孩子，不就像我家的花儿一样吗？如若无人关爱守护，便是自生自灭，杂草丛生。如若家校齐心，多加守护，付与期许，静静地守候，他便能开出美丽花儿，惊艳世人。然而，在这繁忙纷乱的城市，我们总是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奔赴在一个个目标之间，虽然前进不断，成就连连，心灵却也多了许多尘世杂念，少了些许宁静与淡然。也许我们应该适当地放慢脚步，抛却欲念，就如此时那刻，守着心中的那份执着与痴爱，淡定地和一盆花，数着时令，静静地，等待花期的到来。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五篇

摘要:

经济哲学是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不断交融的理论成果，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其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的一个新的热点。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经济哲学进行了综述:阶段分析、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研究任务。

关键词:

经济哲学 阶段分析 研究对象 研究综述

一、经济哲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一)“斯密”与经济哲学研究

18世纪中后期，重商主义所奉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束缚了英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顺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斯密于1776年3月9日出版了《国富论》。以《国富论》的发表为开端，斯密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经济自由主义”。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史蒂格勒把斯密的成就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斯密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至今为止，这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二是，斯密提出了引起工资率和利润率表面上差异的成本因素，这成为了马歇尔工资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直接起源;三是，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四是，斯密对工资基金理论的论述。斯密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成就与经济哲学的研究密不可分。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于经济哲学研究

1867年，随着《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其远离科学，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其使“空想社会主义”终于成为科学，给予无产阶级以全新的奋斗目标。

(三)“边际革命”与经济哲学的研究

“边际革命”是指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提出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边际”思想的引入与普及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四)“凯恩斯主义”与经济哲学研究

1929年至1933年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同时也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契机。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认为是凯恩斯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通论》详细阐述了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原理。

对“看得见的手”的研究与分析引起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四次高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如何区分;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比较及可行性分析。

(五)经济理论新的发展与经济哲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问题且越来越严重，滞胀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估与分析正是经济哲学的第五次高潮，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五次高潮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

关于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国内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经济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学者给出的理由是，经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致即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是相似的即以思辨与理论认识的方法。

第二种，经济哲学是一门哲学应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中的元问题。

第三种，经济哲学以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之间是一种矛盾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问题贯穿于一切经济问题的始终。

三、经济哲学的研究任务

(一)经济活动的一般本质和一般规律

经济哲学要透过各种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首先提炼出各种特殊的本质，然后运用归纳综合的方法，掌握经济活动的一般本质。同时，任何经济活动又都是具有一般规律的。经济哲学要以各种经济活动的特殊规律为素材，通过概括总结，把特殊规律上升到一般规律。

(二)提供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经济世界观

经济哲学要从各门具体的经济科学中概括出一般的观点和原则，并经过逻辑分析和理论论证，得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世界观。

(三)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服务

经济政策对于处理好经济活动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各种内部关系问题，政治、社会、环境的外部关系问题，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只有科学的经济政策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科学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经济哲学来提供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论。

参考文献:

[1]肖明.管理哲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18.

[2]王在华.经济哲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1-15.

[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

[4]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M].上海:三联书店，1990:213-215.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六篇

摘要

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的同时，又承认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人的意识所特有的积极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本文根据在宜宾学院发生的一件无人售书摊的事件以及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有个无人看管菜摊，对其所折射的哲学道理和意义进行分析，并得出其所体现的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无人售买现象物质意识辩证关系

前言：

本文原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会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方法论：我们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还要重视意识的作用，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反对割裂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一、 无人售买现象

1、 宜宾学院的无人售书摊

在宜宾学院校园，上学、就餐的路上，师生们都会经过一个独特的书摊，因为这个书摊没有摊主值班，全凭自觉，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了一块诚信的试金石。平时无人看管，购书付款全凭学生自觉。学生们都说：“书摊挺有意思的，蛮温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老师也很喜欢，称赞其对学生的品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这一事件曾经还在教育界产生了小小的风暴，并广受好评，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年的时间我们学校也增加了不少的无人售卖摊位，有买发夹的，有卖文具的，有卖生活用品风扇的。“这些小摊不仅无人看管，而且自开摊以来几乎没有丢失过一本书一件商品。小小的书摊能得到大家这么呵护，让大家默默遵守着这份诚信，这样很美”。“这对学生来说就像是一堂生动的品行课，通过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地教育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们，要遵守人与人之间那种美好的、起码的诚信，这也是现在社会所缺失的。”

2、 广西柳州市的无人售菜摊

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有个无人看管菜摊，菜价已经有10多年没有上涨了，在这个无人看管菜摊，买菜者自助选菜自觉付款，这种方式延续了近30年，菜钱一分未少。

二、意识的作用

1、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人们在组织无人售卖书摊，无人售卖菜摊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观念地存在着”的目标和蓝图而进行的，其“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让之具有相信他人的意识，在意识中，不仅预先规定了售卖的目标，而且为实现目标又预先规定了活动的方式与步骤。

2、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选择构建，从而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在无人售书摊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不知哪位同学用一张残币“买”走了主人的一本书。第二天，主人就将这张残币张贴了出来，还附上了一张通报，对这名使用残币购买书籍的同学进行口诛笔伐。”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了。

3、意识活动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意识能动性不限于从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思想，形成活动的目地，计划，方法，等观念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以这样的观念东西为指导，通过实践把“观念地存在着”模型，蓝图实现出来，变为客观现实。以创造出没有人的参与与永远也不能出现的东西。我们在无人售卖中已经可以浅浅的看到了人类通过意识活动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

4、意识还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通过无人售书活动，改变了很多人的意识，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宜宾学院里面越来越多的无人售卖现象的出现，以及在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那个无人看管菜摊，买菜者自助选菜自觉付款，这种方式延续了近30年，菜钱一分未少。实践证明：意识是可以指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

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1、唯物主义观点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又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人脑是产生意识的物质载体，意识的内容源于客观事物。正如无人售卖现象就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优良思想的长期发展的产物，他是建立在高素质的基础上的，现在物质世界已经十分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也很容易就能满足，所以无人售卖现象检验着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这种意识就是物质得到满足的产物。

2、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意识具有能动作用，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物质的决定作用和意识的反作用两个方面不可分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地位不同，不能把它们并列起来，等量齐观。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并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因此我们必须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身边的无人售卖现象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好。

结束语

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都离不开社会实践，要在实践中发生，实践中实现。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七篇

历史上有着是否有必要开展对教育哲学主流，即教育哲学与教育基本原理的本质区分的探讨，我出于对哲学本质地位的推崇，以及对哲学在指导普遍原理、规则方面效用的认可，以此为前提，认为教育原理是教育哲学指导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教育原理源于教育哲学之生化。但这里的教育哲学又不同于传统哲学之抽象思辨，它基于实践观察参与而提炼升华之理论，这里的理论具有形而上的最高意义，将这一深层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是教育原理。教师在工作实践中通过观察、参与和反思提炼“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境界提升的重要途径，如教师将“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心得付诸版面，其普遍性指导的意义越大，论文质量就越上乘。本文以个人思想心得为前提，从三个方面建言创写优秀教育哲学论文的思想源泉和实施要领。

一、坚实哲学素养，同时丰富其他学科知识之辅助

“在国外，教育哲学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些哲学家，或有很好哲学学习背景的人。而我国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人主要是应教学需要从教育理论从业人员中抽取出来的，他们一般哲学基础比较差”[1].缺乏哲学素养就难以以哲学的视界审视教育领域之根本问题，夯实哲学基础势在必行，究其途径，首先应研习哲学基础理论，以熟知其基本概念、方法论原则、各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各家学说观点；其次，应广泛阅读最优秀哲学家之最精要着作，以了解哲学领域的学术深度，侵染大师之思想光芒，为自己开展学术研究做好思想前提；最后，实现由抽象的哲学转化成具体的哲学。由于受传统哲学研习模式之抽象思辨影响，前期的哲学学习显得空洞理论化，但如果摒弃前期形而上学的理论修养，就失去后期形而下的实践指导能力，最重要的是将前期所学哲学理论与生活、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以实现具体化。

各学科在内在脉络方面有时惊人地相似，一些优秀的哲学家，有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甚至于是出众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人文与社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对同一哲学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更具多元化和全面化，譬如对学生失眠问题，若仅具备心理学知识，可能将其失眠归于情绪不稳，心事重重，若同时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则可能思考到学生是否由肝火过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候导致的失眠。与教育哲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把握好这些学科与教育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教育哲学研究，并提升教育哲学的学科地位。

二、研读并吸纳世界教育名著之精髓以期境界之提升

创写优秀的教育哲学论文不仅需要深厚的哲学功底，对教育学本学科学术思想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著名教育学家的教育名著，本身就蕴含丰富的哲理，这些经过历史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名著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利于教育哲学的研究符合人的本性，顺应生命的发展，体味这些思想并进行甄别和判断，也有利于自身思想的成熟。只有知晓本领域思想家的学术功底和研究动态，才有利于寻觅自身之局限，奋斗方向的指向性也就更明确。这些优秀的教育名著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尔》，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马卡连柯的《家庭和儿童教育》，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人格教育》……

三、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提炼，在实践中升华

纵然人类早期的哲学家偏重于对万物本体和宇宙起源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虽是浓重抽象思辨的经验之谈，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径源于在实践中对宇宙万象的迷惑所作的思索，哲学本身的学科体系是现实矛盾激烈交锋后的产物，只是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一特质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而有脱离现实之嫌。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应回归到人自身的幸福，这是一切研究的初衷，也符合人类本性特质。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游刃在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翻翻书、读读书，还应在概念、原理和方法论方面作一些形而上的探讨，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掌握教育哲学基础知识及相关学科辅助知识-在实践中反思-听取同行及学生意见-批判教法之不妥，总结经验之不足-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经验以升华教育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并非为了迎合现实世俗之需要，而是本身符合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本性特质，一切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幸福的人、事、物皆应舍弃。哲学探讨如果在一些诸如语言辨析、逻辑辩论等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已经是脱离实践的滑稽之谈。“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现，西洋哲学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只有存在主义是例外”[2].而中国哲学历来关注人类命运、人类的伦理法则与生命幸福的探索，教育哲学的研究应继续中国哲学对人性问题关注的传统，同时又要吸收西洋哲学严谨、实证、条理化的学术态度，让教育哲学为教育领域根本问题的指导服务。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八篇

一、历史哲学的由来

“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最早是18 世纪法国伏尔泰提出来的，意思是指研究历史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而要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达到一种哲学理论的思维。就拿西方历史哲学的演变来说，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慢慢的人们渐渐在历史事实中总结了一些规律，把对历史事实的思考上升到了一种理论的高度。比如，在中古时代受宗教的影响，奥古斯汀就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认为人类社会是上帝预先安排的，因此生活在世俗中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有一定的必然性。在近代，维科认为各民族的历史依次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的发展，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黑格尔用“绝对精神”也认为历史的发展存在必然性。他们试图说明历史的事实背后有某种规律。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渐渐的对历史事实背后的规律提出了质疑，在做出对历史事实背后的规律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历史知识的性质进行研究。这些都是在哲学的高度上把握历史，对历史事实做出的理论概括。在《哲学百科全书》中历史哲学的定义是：“历史哲学是通常指哲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分支，其一是对历史学进行哲学的分析，即对历史学家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探究。其二是指这样的试图：在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超出通常的历史学工作理解之外的含义或意义。

二、从思辨到分析

纵观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就知道，西方历史哲学是从思辨走向分析。在上个世纪中期，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就把历史哲学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一类是分析的历史哲学。虽然两者形态不同，但两者都围绕历史规律展开辩论。思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存在某种规律，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则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在当代文献中，这两个分支通常被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也有作‘分析的’和‘综合的或形式的’和‘实质的’之区别。

两者的区别类似于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划分。”历史是与哲学的结合，历史既可以指过去所发生的事变和所做过的事变，它是历史学家的题材。也可以指对过去所发生的事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哲学是“元历史学”，是哲学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认识的认识。一般来说，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是以对历史的认识为对象的。

上面讲到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围绕历史规律作为分水岭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主张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属于历史决定论思想。像斯宾格勒，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历史是有规律的。汤因比以文化形态来研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到了19 世纪末，思辨的历史哲学慢慢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更多关注的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的本质问题。批判的历史哲学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于它只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内。

尽管由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而主要的是从启蒙运动以后，人的自由得到大大解放，在整个西方世界树立起了理性的原则。从一定程度上讲，人们受之影响很深。上个世纪名震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就反对历史有任何规律，认为人类历史的未来不可预测。他用证伪的原则运用于科学理论中，科学理论可以接受经验的严格考验，直到被证伪。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从问题开始。但历史知识又跟自然知识不同，历史知识没有重复性可言，因为历史是单向度的，是不重复的，所以它不能接受经验的检验。他不仅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论证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不可预测，也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反对历史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观

我们是处在历史当中，是历史的主体。虽然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生活在历史当中能感觉的到我们是受历史规律的制约。也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因此我们在历史当中是处于主体的地位。正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更替看作是经济关系总和的更替，以生产关系为分期标准把社会看作具体的历史的形态。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显得格外重要。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既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超越了以往的思辨历史哲学；又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回答了分析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质疑。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九篇

先秦时期虽然有百家争鸣，但实际上，世之显学，不过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他各家之言，要么在后世被融入这四家当中，要么思维体系不够精深，难以成家立说，以传万代。

一、儒墨道法四家政治哲学

1.儒

儒家在四家中生命力最强，几乎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究其原因，大概得益于其优秀的传承体系，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以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传承不绝。儒家注重教化，所以历朝历代，不管儒学是是否为当政要学，始终不见其式微。儒学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它极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儒生的治国理论都会有新的发展变化，不断吸收别家的观点为己用。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近似于法家理论的功利主义大方光彩，维新的政见，却出于应该是守旧的儒生们手中，这些儒生还从儒家经典里找寻变法的理论支点。使祖宗不足法，也变成了儒家的思想。

儒学本就循自周公之政，一直都是作为一种统治模式的传承而存在，既治民维君，又从天命、道德的角度限制君权。但不管“先王”周公对儒家创立的思想影响如何大，“万世师表”、儒家“至圣”却是孔子。儒家的政治哲学也已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为立足点。

春秋时，人们把亲近尊长、爱众庶、忠君主皆称为仁。孔子把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仁学，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仁的本质、含义、致仁的方法。可总结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其要义在于修身先于政治，以美好的道德转化出有道的政治。

2.墨

墨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墨子的“尚同”、“天志”和“明鬼”。墨子主张人性本恶。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一样，以利害为出发点，认为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出处事标准，为获得利益，不惜作恶。因此需要统一百姓的行动标准，使个人不极端最求人私利，而是达到社会全体的公利，也就是边沁所说社会总功利的最大化的概念。

墨子提出的方法是选立一个贤者为天子，然后向下一级一级选立不同的贤者帮助管理。然后以天子的标准为天下的标准，自下而上，一级一级绝对服从。这样天下便可平治。

墨家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个组织，社团。墨家信徒虽然在人数上能与儒家相提而论，但到秦时，其政治思想传承大体灭绝。究其原因，不过两点：一、长于技艺，少理论家。墨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过墨子一人而已。二、墨家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阶层的利益。墨家的学说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得不到官方支持。

3.道

道家的政治思想与儒家一样，是不满于现状的抗议。道家与儒家构建的理想社会，也都是从古代社会的状态找寻依据。不同的是，儒家遵从周公制礼作乐，主张积极有为，而道家则描述了更久远之前的太古时期，从人类的最本源的自然状态出发，提出政治上应当尊崇无为来达到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快乐状态，即遵循老子所谓的“天道”。

道家的核心哲学观念也就是一个“道”字。何为道？是一个相当抽象性的概念，概括来说道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真理。人们遵循道，就是遵循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是最好的存续方式。君王治国便是任由民间自然发展，不过多的干涉人民生活。如果说儒家的政治哲学是追寻“仁”以达到王道政治的目的，那么，道家就是追寻“天道”以达到人类最自然合理的存续状态。

4.法

法家的历史观与儒、道的“尚古”不同，法家强调“世异则事异”，主张“事异则备变”即社会历史状态不同，则社会治理方法也应该随之而变，不能循古守旧。值得一提的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多寡和人口增长的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

法家对于人性的分析，近于墨家。法家认为人性无好恶之分，只是好利。在韩非看来，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既然如此，君主治理国家时，就不能用道德教化。统治者要通过引导，使臣民对利的追求为统治者所用。用赏罚来规定获利的秩序和方向。君主要控制利的获得，既要满足臣民对利的追求，又要使臣民私利的获得与君主分不开，私利的获得由君主控制，臣民就必须为君主效劳，从而强化了君主的权力。韩非的君主中心论和非道德主义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结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并非这寥寥几千字所能概述，限于篇幅，只能大概介绍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先秦四家显学。这些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让中国宗法社会在封建时代取得了璀璨的文明成果，不可否认，也很大程度上阻挠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但是否因其一时的不合时宜而真视其为落后过时的东西呢？

最后以萧公权先生的话作为结束：“平心而论，吾仁不得不承认吾国先民曾发现不少超越时地之政治真理，不独暗合西哲之言，且在今日仍有实际之意义。良以古今之世虽殊，而人性大体若一。社会组织之方式与宗旨虽变，而维持社会生活之基本条件未改。西人有谓柏拉图之《国家论》有现代之意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历久而不可废者，荀子亦谓“类不悖，虽久同理”。”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篇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负有盛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一名敢言直谏的政治家、有深睿之见的思想家。只是由于文名太盛，人们对于后者就不怎么注意罢了。自29岁中进士后，白居易一直为官从政，累官至刑部尚书，可谓位尊权重。安史之乱后，白居易鉴于朝纲不振，以其敏锐的政治视角指陈时弊，力主改革政治，谴责统治者的专横贪暴，强调为政要宽简清廉。他不仅精通儒学，而且对道、法诸家思想亦颇有研究，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以儒家为主、兼采道法的政治思想体系，尤以“刑、礼、道迭相为用”的观点最为独到。

儒家、法家、道家作为中国历史上三大主流思想学派，其思想均一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受此影响，中国古代“治道”的主导体制经历了西周春秋时的“礼治”——战国至秦的“法治”——汉初的黄老之治——汉武帝后的“礼法合治”的历程，“治道”的嬗变一直与儒、法、道诸家思想的争鸣和相互消长相伴随。当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春秋大一统”的理念终于确立起来，思想观念的一统也使政治思想的多元和争鸣“百川归一”。尽管此后出现过魏晋时玄学思潮和道家余韵及唐时佛、道之兴对儒家一尊的抗争，但这些被视为异端学说的挑战，并未撼动儒学正统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因此，在白居易提出“刑、礼、道迭相为用”学说前，儒家“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主张和宏观政策一直被奉为治国之道的核心理念，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更是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主导地位。

白居易通过对唐朝中期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以极为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治国理念。白居易说：“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鉴于刑、礼、道各有其独特的治理功能并都存在缺陷，所以，白居易认为：“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他还强调，三者必须“循环表里，迭相为用”。他又提出，这三者具体应用于“治人”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⑿爸嫌，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而应用于“治世”时，“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白居易集刑礼道》）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治国理念既不同于激进法家商鞅、韩非等人，又相异于儒家“以礼为主，礼法合治”的二元观念。他以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根据刑、礼、道三者各自的治理作用，主张采用交替运用的方针。同时，白居易也打破了儒家礼主法次、礼先刑后的成式，主张刑、礼、道互为表里，三者因事、因时、因势的不同而各有轻重缓急。

无论是儒家的礼治还是法家的法治，其治道理论根据主要有二：一是根据受治主体的原始本性。法家通常认为人性本恶，因而主张“垂法而治”，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早期儒家与法家相反，通常认为人性本善（荀子例外），因而主张治国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制裁为辅。二是根据治术对受治主体产生的实际效应。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可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就对受治主体产生的效应而言，“德礼”明显优于“法刑”。然而，法家却持相反之见。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xxx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堂刑》）因而，法家开出的治世良方就是以严法重刑之苦药以毒攻毒，使人在严刑恫吓的威慑下，收敛恶性。从儒、法两家治道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他们的参照系均为受治主体，以人的本性和治术对人产生的效应为旨归，即所谓“因人而治”，这就忽略了时与势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白居易“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政治观的夺目之处就在于“因时变道”。在白居易看来，只有因时势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治道，才能达到“适其宜，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的目的（《白居易集刑礼道》）。

总之，白居易“刑、礼、道迭相为用”说，突破了此前儒家代表人物主张的“德主刑辅”、以礼为治国之根本的成论，提出了根据刑、礼、道不同的治世用途，因事制宜，因势制宜，因时制宜，循环表里，迭相为用的主张。这种不墨守成规、敢于兼采诸家之长的治理观念，对我们今天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协调配合实现综合治理，不无参考价值。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一篇

历史上有着是否有必要开展对教育哲学主流，即教育哲学与教育基本原理的本质区分的探讨，我出于对哲学本质地位的推崇，以及对哲学在指导普遍原理、规则方面效用的认可，以此为前提，认为教育原理是教育哲学指导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教育原理源于教育哲学之生化。但这里的教育哲学又不同于传统哲学之抽象思辨，它基于实践观察参与而提炼升华之理论，这里的理论具有形而上的最高意义，将这一深层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是教育原理。教师在工作实践中通过观察、参与和反思提炼“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境界提升的重要途径，如教师将“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心得付诸版面，其普遍性指导的意义越大，论文质量就越上乘。本文以个人思想心得为前提，从三个方面建言创写优秀教育哲学论文的思想源泉和实施要领。

一、坚实哲学素养，同时丰富其他学科知识之辅助

“在国外，教育哲学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些哲学家，或有很好哲学学习背景的人。而我国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人主要是应教学需要从教育理论从业人员中抽取出来的，他们一般哲学基础比较差”缺乏哲学素养就难以以哲学的视界审视教育领域之根本问题，夯实哲学基础势在必行，究其途径，首先应研习哲学基础理论，以熟知其基本概念、方法论原则、各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各家学说观点；其次，应广泛阅读最优秀哲学家之最精要着作，以了解哲学领域的学术深度，侵染大师之思想光芒，为自己开展学术研究做好思想前提；最后，实现由抽象的哲学转化成具体的哲学。由于受传统哲学研习模式之抽象思辨影响，前期的哲学学习显得空洞理论化，但如果摒弃前期形而上学的理论修养，就失去后期形而下的实践指导能力，最重要的是将前期所学哲学理论与生活、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以实现具体化。

各学科在内在脉络方面有时惊人地相似，一些优秀的哲学家，有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甚至于是出众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人文与社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对同一哲学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更具多元化和全面化，譬如对学生失眠问题，若仅具备心理学知识，可能将其失眠归于情绪不稳，心事重重，若同时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则可能思考到学生是否由肝火过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候导致的失眠。与教育哲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把握好这些学科与教育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教育哲学研究，并提升教育哲学的学科地位。

二、研读并吸纳世界教育名著之精髓以期境界之提升

创写优秀的教育哲学论文不仅需要深厚的哲学功底，对教育学本学科学术思想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著名教育学家的教育名著，本身就蕴含丰富的哲理，这些经过历史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名著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利于教育哲学的研究符合人的本性，顺应生命的发展，体味这些思想并进行甄别和判断，也有利于自身思想的成熟。只有知晓本领域思想家的学术功底和研究动态，才有利于寻觅自身之局限，奋斗方向的指向性也就更明确。这些优秀的教育名著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尔》，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马卡连柯的《家庭和儿童教育》，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人格教育》……

三、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提炼，在实践中升华

纵然人类早期的哲学家偏重于对万物本体和宇宙起源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虽是浓重抽象思辨的经验之谈，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径源于在实践中对宇宙万象的迷惑所作的思索，哲学本身的学科体系是现实矛盾激烈交锋后的产物，只是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一特质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而有脱离现实之嫌。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应回归到人自身的幸福，这是一切研究的初衷，也符合人类本性特质。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游刃在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翻翻书、读读书，还应在概念、原理和方法论方面作一些形而上的探讨，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掌握教育哲学基础知识及相关学科辅助知识-在实践中反思-听取同行及学生意见-批判教法之不妥，总结经验之不足-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经验以升华教育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并非为了迎合现实世俗之需要，而是本身符合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本性特质，一切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幸福的人、事、物皆应舍弃。哲学探讨如果在一些诸如语言辨析、逻辑辩论等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已经是脱离实践的滑稽之谈。“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现，西洋哲学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只有存在主义是例外”[2].而中国哲学历来关注人类命运、人类的伦理法则与生命幸福的探索，教育哲学的研究应继续中国哲学对人性问题关注的传统，同时又要吸收西洋哲学严谨、实证、条理化的学术态度，让教育哲学为教育领域根本问题的指导服务。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二篇

摘要

德育所依存的是一个“人”的世界，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教师与学生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传统的灌输式德育把德育过程当成是道德知识的识记过程，忽视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要使德育摆脱这种困境，走向理解是一条出路。

关键词

哲学解释学 德育 理解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与日俱增，相互理解精神已经成为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普遍的心理需求。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理解理论探讨的日益深入为德育中理解的引入提供了契机。本课题的研究借鉴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他关心的就是人与世界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他认为理解遍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理解的过程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是整个人类经验的基础。从理解方面来透视学校德育的现实，我们看到理解问题被极大忽视的状况。

一、重识记轻理解

每一项道德内容都产生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特定的交往关系中，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之为“背景”。在现实德育中，这个“背景”常常被忽视，相反浮在表面的道德知识、行为表现却受到过多的重视。传统的德育让学生知道了道德是什么，却又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这是因为学生仅仅反映了道德，而没有理解道德。理解不是对老师所讲授的道德知识的识记，而是教师、学生和德育文本的视域融合。虽然各自的视域不同，但视域决不是封闭的。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它要理解的那个视域，随着理解的进展而不断扩大、拓宽和丰富。

二、未充分正视学生的前见

这里强调的前见主要是指学生在理解之前已经具有的认知结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等。受强制性灌输习惯的影响，现行的德育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统一性和同一性的特点。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它本身是具有理解性的，不同的学生对道德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理解本身具有历史性意味着两层意义：第一，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没有历史，理解便不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第二，正因为理解是在历史中展开的，因而也就具有历史性。由于前见的存在，也由于每个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不同，使得不同的学生在同一德育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思想觉悟。所以德育不能完全注重同一性，要因材施教。

1、善待前见

伽达默尔把前见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合法的前见”，即历史赋予的，对理解有正价值的、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前见。它来自人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另一类是“盲目的前见”，指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接触吸收的、可以消除的见解和观念等，它们主要来自于人们对各种各样权威的盲目顺从。这种前见往往会妨碍学生正确理解的实现，使理解走向单一和死板。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应在克服之列。

2、把握时间间距

近代方法论解释学把间距视为理解的障碍，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则强调我们与历史之间存在的时间间距不仅不是理解的障碍，反而是我们不断产生新理解和新真理的意义源泉。间距是客观存在的，从根本上说是不可克服的。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理解学生需要时间，对学生的了解过程和对各种事件的分析处理过程就是时间间距发挥作用的过程。学生理解教师同样也需要时间，这个过程可能比教师理解学生的过程更漫长。

三、积极融合视界

所谓视界融合不是简单地服从或重叠，而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商谈达成的关于特定话题的共识。教育者向受教育者敞开自己的视界，受教育者做出应答。在这种相互作用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理解对方视界中的特殊性，同时尽可能地反思自己视界中的不合理成分，并通过清除这些不合理成分为接纳对方的合理差异腾出空间，就是视界的共同区间即实现视界融合。

四、驾驭理解循环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循环也是解释循环。强调德育文本自身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是强调德育文本有独立于环境的永恒不变的原意即文本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社会等与德育文本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是强调文本没有原意或者原意是由读者赋予的即文本的主观性。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永远是相对的，循环永远不会消失，理解就是一个意义预期、筹划与具体的理解相互循环的进程，这说明理解是发展的、前进的，也表明理解是开放的、无限的。受教育者与德育文本的视野融合并不是在一次融合中终结，而是不断的融合，从而不断生成个体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鲁洁，王蓬贤.德育新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3] 鲁洁.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础[J].教育研究，2000（7）.

[4] 陈海飞.理解与循环[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三篇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四篇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xxx，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xxx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五篇

内容提要：通过比较明式家具与现代主义家具两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家具所共同具备的特点和美感，论述在注重流动性与便携性下的家具构造，体现极少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至上的美之下产生的家具设计作品对时代产生的影响与其独特的美感。

关键词：明式/现代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简约极简主义/理性主义

家具，可以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开始，便与我们难舍难分。从古至尽、不分地域，只要有人类生存发展的地方就会有家具文化的痕迹。在家具上的设计可以客观的展现一个时代审美倾向，而至今我个人认为所见过的最美最有魅力的是明式家具与现代主义风格的家具这两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样式上的简洁，功能上的合理。这种简洁它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设计感，这种美着实让人感动。将现代主义年代的家具与中国黄金时期的家具作一比较，时间是16、17世纪与19、20世纪，这样两个不同时期的家具放在一起，他们同样具备现代感。这让我们思考是否简洁的设计可以历久弥新？结构功能主义的设计是否生命力更持久？

先看一下明代家具的特色，古典中国明代家具具备了一种永恒的普世的美感。明代当时的中国，对它的文人学者而言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也在家具上产生了反映，为了流动和旅行的需要，家具既需要实用，又需要方便拆卸、折叠，因此它不会采用浆胶、钉子或任何永久粘和的方式去制造它们。这样的家具就要求了这个民族和时代的人民具备了强烈的理性思维，同时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就使得明代的家具在中国其它时代的家具行列里显现地如此的卓越不群。明代家具：

造型简练、以线为主(严格的比例关系是家具造型的基础。与功能要求相符，无累赘，整体感觉就是线的组合。其各个部件的线条，刚柔相济，挺而不僵，柔而不弱，表现出简练、质朴、典雅、大方之美。)

结构严谨、作工精细(卯榫结构，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时至今日，家具仍然牢固如初。)

装饰适度、繁简相宜(装饰手法，多种多样，雕、镂、嵌、描，等。装饰用材也很广泛，珐琅、螺甸、竹、牙、玉、石等。但决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而是根据整体要求，恰如其分的作局部装饰。)木材坚硬、纹理优美(自然优美充分利用木材的纹理优势，发挥硬木材料本身的自然美，这是明代硬木家具的又一突出特点。明代硬木家具用材，多数为本有美丽色泽与木纹地高级硬木，黄花梨、紫檀、鸂鶒木等。 )

比较一下现代主义设计下的家具，提到现代主义，必须提到功能主义风格的家具，则起源于德国现代主义之祖的包豪斯学院，包豪斯推崇“功能决定形式”，与当时的欧洲开始流行奉信新教有关，这样的观念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提倡的简朴节约相似，都追求着朴实无华的美感。包豪斯运动带领下的现代主义设计作品与传统流派拉开距离，扬弃了以前欧洲传统的家具中那种繁复的表面浮华的装饰，而是用“少即是多”的理念传达着现代主义风格的美丽。这里的xxx少即是多xxx的理念设计出来的作品的感觉就与明式家具中造型简洁、以线为主的要点相合拍。现代主义家具的设计作品中的装饰更是通过它本身的造型与材质的运用，一气呵成的产生自身的装饰美感，而拒绝那种后来加上的，所谓的“点缀” 的任何装饰手法。现代主义的家具设计尝试使用各种各样的欣欣材料，就象明式家具中运用木材本身的纹理优势一样，现代主义的家具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材料也力求体现他们本身呈现出来的美感，如彩色的各种塑料，纤维，玻璃……还有使用钢管，胶合木等一些廉价的素材，并不是再象欧洲传统那样再再昂贵的木材上雕饰各种花纹或者再镶金嵌银。包豪斯的设计师们坚信借由金属、夹板、塑胶、玻璃等新式材质，加以工业制造，能大量生产出兼具美学与经济实用的家具。而随着工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包豪斯的设计风格更加入了人体工学的研究和新式材质的开发。无论是造型独特的椅子，或是强调舒适感的沙发，其功能性与装饰性恰到好处的结合。并且现代主义家具的设计与明式家具一样，需要流动便携，于是这个共同点符合现代的口号“形式追随功能”即，功能主义。这一原则衍生出自己的一套审美体系——简约主义、极简主义……并产生了许多功能形式完美统一的理性主义的优良设计。

明式家具与现代主义家具的设计样式，其实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之美这样的设计给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精神方面的生活方式，使人不被俗世所困，可以更注重原始本能的生活形态，以及满足人对精神世界追求的一种渴望。

参考书目：

《永恒的明式家具(Eternal Ming Furniture)》

[中]侣明室 ISBN 7800475964紫禁城出版社

《包豪斯》[英]弗兰克惠特福德 著

ISBN 97871080161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六篇

1.事实与事物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一定可以“勾画出世界的图像”，因此世界必然可以认知的。基于这个观点，维特根死坦首先否定了传统的以事物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不是事物的总体。”换言之，维特根斯坦所建立的是“事”的哲学而不是“物”的哲学。传统的物的哲学中，形而上学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去认知物体的属性、性质、实体和本质，去“追求经验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进而又涉及到一般与个别的问题，最终我们考察的对象从存在物上升到存在本身。这种哲学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从休谟开始，人类能认识存在本身就收到了批判，到康德把“物自身”，排除了认识论领域，这一形而上学观点就被否定了，因为它要求我们去认识超出理性认知的对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维特根斯坦把事实作为世界的基本组成，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2.事态与对象

事态原先被罗素翻译为原子命题，即事实的组成部分。维氏认为事态是最基本的事实，事实要么是事态，要么是事态的复合。但是反过来，事态并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事态包含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不仅是在世界中真正发生了的事实。“事态是对象（事物）的结合”，事态就是事物在世界中存在的载体，事物通过在事态中与其他事物相结合来存在，它的本质就是能出现在各个事态当中。对象在事态中与其他对象结合的方式称为事态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包含在对象之中的，对于一个对象，它与其他对象所有的可能的结构也就是所有他能构成的事态，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对象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始终不变的，因此，给定了一个对象，就相当于给定了它的形式，也就给出了含有该对象的所有事态，“如果给出了所有的对象，那么同时也就给出了所有可能的事态”，因此，事物的本质就是存在于诸事态当中，当我们知道一个对象，就等同于知道了它出现于诸事态中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同时规定，世界的形式即是所有对象的形式的总和。对象的可能的事态构成了对象的形式，它是不变的，而对象的外在性质，即哪些事态成为了事实则是可以变化的，称之为对象的配置。对于不同的对象，我们只能通过形式和配置区分它们。对象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的基本实体，就在于它不具有独立性，一个脱离于事态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对象独立存在时，我们只能知道它的可能的事态，而不知道哪些事态在现实中被实现了，我们也就无法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信息。同时，对象还是简单的，即对象不可以被分解为别的事物。当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时，它与现实世界一定共有着一种形式，否则我们无法想象出它。而由于这形式是由所有的对象的形式构成的，因此所有对象的形式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不变的，也就证明了所有对象是一定存在的和不变的，因此，“不变者，实存者和对象是一个东西”。假设一个对象是复合的，那么它就是多个不同的对象组合而成的，在这些对象没有组合成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对象就不存在。因此，一个对象的复合性就要求它可能不存在，与之前的结论相违背，因此对象一定是简单的。对象与其他对象不能复合成一个复杂的对象，而只能形成一个事态。事态与对象不同，事态具有存在的独立性，它的存在不依附于其他任何事态，从一个事态的存在与否也不能推导出另一个事态是否存在。

3.逻辑空间

维氏认为所有的可能的事态都不只是可能的，而是存在的。“在逻辑中没有纯粹是可能的事情，逻辑涉及每一种可能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这些可能性一定“存在于一种无限的空间之中”。维氏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可感世界和可理解世界。可感世界由所有以发生的事实构成，而可理解世界，即逻辑空间，则由所有的可能的事态构成。维氏说，“在逻辑中没有纯粹可能的东西，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所以一切可能性都在逻辑空间中存在，每个可能的事态占据了一个主目位置，也就是一个空间点，如果某个事态被实现，成为了事实，那么这个空间点就是被占据的，所有被占据的空间就代表着现实世界。每个对象在逻辑空间中代表一定的空间，即是它所有可能的事态代表的空间点的总和，也就代表它的形式，而它的事态中哪些空间被占据就规定了它的配置。因此，逻辑空间就代表着世界的形式，它是不变的和实存的。“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对于每一种可能的世界，它的全部由逻辑空间中被占据的点的总和所规定，因此，每一种世界本质上都是逻辑空间的子空间，它们共享共同的形式，只是在对象的配置上有所区分。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七篇

2016猴年春节前夕，熊猫阿寶又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大荧幕，从第一部开始，梦工厂为电影注入的内涵就注定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儿童动画片，简单的台词，华丽的画面却囊括了浩瀚的中西方哲学。从一、二部中的“道法”、“禅宗”到如今的第三部经历佛道的背景后，终于迎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浩繁的儒学，能把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的要义内涵放进一部动画片的心脏中，的确让人膛目结舌。

在电影中的灵界，仅有混沌的万物(是不真实的，由人心想象出的)与人物，人与万物漂浮，人不依赖万物生存，其实没有肉体，仅存人心。王*明认为灵明把人与万物分开来，使人不再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人因此摆脱万物混沌。片中的灵界仅存“天”、“地”(片中表现为乱石)。“人”，“万物”与阳明的“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因此可把灵界看为是人心一点灵明的栖身之所，而天煞收走乌龟大师的“气”，正是他的灵明。在灵界中，能改变世界的只有人。即人心主宰世界，而灵界的变化在电影中均由人物造成，也对应了阳明心学中人心之灵明的可变性，也涉及了“心生万物”的过程，即王*明所说的，“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著处谓之物。

灵明先于良知，片中涉及良知处仅有天煞与乌龟在熊猫村(secret panda vlllige)发生矛盾的一处，只有借助心之灵明，良知才能感受到，这一点会在后面详细提出。

在电影发展到乌龟大师通知xxx寻找儿子阿宝时，出现了第二个哲学具象“宇宙”，xxx说是宇宙通知他去找寻儿子的，那么这里的宇宙(原文为universe，与陆九渊西译的宇宙相同)有什么深意呢?片中的乌龟通知xxx，而乌龟是在灵界，灵界与宇宙是同一个东西吗?是的。陆九渊曾说“吾心即是宇宙”，而“吾心即是宇宙体现了人对世界的主动性，是陆九渊体认世界与天理的方法与原则”。这与我们上文阐述的灵明是一致的，片中对这一象山心学的理论认知也颇为深入。具体表现在一个问题上，就是“我是谁?”(who am I).阿宝练气功，必须先悟出“我是谁”，与陆九渊的“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是相通的。而陆九渊也极力推崇“心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也与阿宝最终能悟出气功之真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阿宝的朋友们纷纷感悟出自己对阿宝的意义(即who am I)及阿宝自身的领悟才让心掌控了时间与空间，使人灵明中的良知幻化为“气”，从凡界传入灵界，而阿宝最后能在灵界中自由行走不受束缚，也是因为心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能超越形体的局限，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自由奔驰，领悟天理，记陆九渊口中的“此心本灵，本神，本明，本广大，本变化无方”。

然而如何才能得到气功的奥义呢?片中乌龟大师在山中打坐30年终得气功，师父也准备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即为悟，心旁一吾，这并不是格物致知，而是致良知。从“气”的观点来看人与世界，宇宙是同质同性的，不直接问诸内心而先探求外界是舍近求远，舍本逐末。而只有问诸内心，得到良知，才能习得气功，这也是为什么天煞不能用气的原因。天煞是邪恶的化身，却在从前是个好人，这是因为人们的良知被私欲遮蔽，内心的灵明没有将其表现出来。摘录阳明先生的一段话“良知者，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矣”。人本心的良知不是外界强加的，也不是后天努力得到的，而是先天存在的。只有借助灵明，即人之本心之澄明，人们的良知才得以体现。最后影片中有良知的灵明战胜了邪恶之气，也算是恰当的收尾。

《功夫熊猫3》在表面的中国元素下深藏了一颗中国哲学的心，用宋明理学中的气学与陆王心学构成，不可谓不深奥，反观中国动画.....连本土作战都被完虐，美国的梦工厂不知道比你们高到哪里去了，该有怎样的思考与改变呢?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八篇

摘要：

哲学是一门复杂的抽象的学科，在高中阶段学习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知识比较抽象，而且在高中政治中占有近40%的比重，因此，成为高中政治学习的重难点，要提高学生对哲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必须建立高效的政治课堂。

关键词：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结语：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体现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第十九篇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xxx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xxx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xxx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xxx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xxx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xxx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