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哥老会的起源 第1篇

关于啯噜在四川的出现，从乾隆早期官私便都有记载。个人对啯噜比较详细的观察和讨论，大概是邱仰文《论蜀啯噜状》和《再论啯噜状》。对于邱仰文，李调元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公讳仰文，号省斋，滋阳人，雍正癸丑进士，曾官南充知县。”雍正癸丑即雍正十一年（1733）。邱还著有《硕松堂集》，里面包括了上述两篇讨论啯噜的文章，都收在了贺长龄所辑《皇朝经世文编》的《兵政六·保甲下》。虽然不清楚这两篇文章写作的具体日期，但是根据邱中进士的时间，大概可以猜测他活动在雍正和乾隆前期，这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时期啯噜的发展情况。

邱仰文的《论蜀啯噜状》称：“啯噜，良民之蠡贼也，婚姻之牍繁而廉耻丧，田界之讼积而任恤衰，此皆急宜清理者。而粮莠不除，嘉禾不生，非先治啯噜，则更化无由。”把治理啯噜作为当时诸种社会问题中最紧迫的事情，把婚姻、廉耻、田产官司等各种问题都放在后面了。啯噜是怎么兴起的呢？邱认为：“査啯噜种类最伙，大约始乎赌博，卒乎窃劫。”就是说他们开始于赌博，赌博就有输赢，输了就去抢劫。然后就有了各种犯罪活动，如“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而杀人放火”。啯噜有两种，一是“红钱”，自称或互称“红钱弟兄”。那些由于犯法被“刺面”者，则“红钱不入”，而加入“黑钱”。

邱还说，啯噜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情状，“而害皆起于窝”，就是窝赌。“啯噜赌博，店家抽头是也”。但是也有“不得不窝者”，特别是那些“荒山孤店，畸零一二家，啯噜成群，力不能拒”。有的场镇由于地方偏僻，官府难以控制，结果造成啯噜聚集，“凶横盘踞，隐忍停留，莫敢究诘是也”；也有碍情面者，过去参加过啯噜，现在已经不在啯噜里面混了，而且已经有了家产，但是从前同伙来了，要聚赌，抹不开情面，所以给啯噜提供了方便。虽然“种类不一”，但是“均为地方害”。［3］

的确，清地方官拿获的啯噜成员随身都带有赌博工具。根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舒常和湖北巡抚郑大进的奏折，七月二十一日，“营兵协同县役在该县五眼泉地方拿获啯匪彭家桂一名”。据他招供，他是四川奉节县人，卖酒为生，“本年三月初二日，在垫江小马溪地方始入啯伙”，共有四十一人，有头目二名，即陈升、罗恒，都来自四川忠州，其余伙党有黄大年、黄大富、王升、王连、汪连、匡贵、冯贵、陈因、刘中名、何大年十名，但是不知他们来自何处。此外尚有二十八人，皆不知其姓名。他们曾于三月十二日“随同抢劫过梁山马家堰场一处，又于四月初二日抢劫过高峰山场一处，复闻官兵捕捉，头人陈升、罗恒商议，欲往川北躲避，遂大家逃散”。当局从该犯行李内“搜出布衫、马褂、骰子、压宝钱文等赃物，当将人赃一并交宜都县收审”。［4］

后来邱仰文又写了《再论啯噜状》，按照邱的定义：“伏以啯噜者，匪类之总名也。”也就是说，只要是土匪，那么都属于“啯噜”。［5］据民国《宣汉县志》称，“初四川有啯匪，而无教匪。啯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溃于木果□（原字不清），其逃卒之无归者，与失业夫役，无赖悍民，散匿川东北，剽掠为生。及官捕急，则以_为逋逃薮。又湖北襄阳败贼，陕楚籍居三之二，多窜入川，故一旦揭竿起战，斗如素习。”［6］这与邱仰文的说法不同，似乎是把啯噜的发展与大小金川之役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战后大量无业的兵卒和夫役没有生计，所以在川东、川北靠抢劫为生。当官方追捕的时候，便加入了_。

邱仰文认为，这些早期啯噜，其实都来自外省，不过“来自黔粤，十无一二”，主要是来自湖北，即“率楚省流寓为多”。其实他们在原籍的时候，“皆良民也”。清初四川“草昧人稀，移来即可占耕，俗名插业”。但是承平日久，百余年来，人口越来越密集，也没有多少土地可供开垦了，即“民居密比，几于土满”。结果大量人口来到四川，成为流民，即“流来如故，无业可栖，一经失所，同乡同类，相聚为匪，势所必至”。因为大量的人没有生计，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团伙。［7］

关于四川啯噜，乾隆初便出现在地方大员的奏折中。如乾隆八年六月初六日，四川按察使姜顺龙奏请“饬严禁啯噜与聚众”，便说：“川省系五方杂处之地，外来之流棍颇多”，但是以“啯噜子”危害最大。报告称他们是“棍徒”，来自云南、贵州、陕西、湖北等省，“少则三五成群，多则数十余众，率皆年力精壮，亡命无赖”，从事抢夺、_、赌博、酗酒等活动，“小民被其害者，皆忍气吞声，莫敢与较”。姜顺龙说，啯噜子“均系不法流民”，如果他们“聚而不散”，就会成为“地方隐忧”。所以令各所属境内，“严行查察，驱逐出境，不许容留，致成党羽”。如果遇到有“生事扰民者”，则“加倍重处”，使他们“势孤而不敢逞凶”。［8］

乾隆八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报告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他们还“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_劫掠，无所不为”。他们喜欢聚集在州县交界处所，“出没各有记认，羽党日多”。甚至胆敢与官府对抗，如果“捕役乡保或一禀报查拿，必致遭其惨毒，为害实甚”。官府到处张贴告示，答应“自首减罪”，以达到解散其党羽的目的。那些自首的人，都必须把“同类姓名”写出来，除了“记档存案”外，还方便以后“相机查拿究处”。纪山说，“此等啯噜，凶恶异常”，所以对首领必须严惩，一旦“拿获到案，即照光棍例治罪，或枷杖立毙，以其罪名揭示乡镇集场”。而其他胁从之人，则“照律饬审”。如果是“外来流棍”，就“递回原籍，永远不许出境”；如果是“本省奸民”，便责令乡保管束，定期“点名稽查”。［9］

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山西监察御史柴潮生上奏，继续说着同样的问题：“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应援。”称流民参加了啯噜，“强乞强买，凌压平民”。近些年来，他们“横暴愈甚”，有攫取财物者，有_妇女者，有杀人致死者，等等。奏折说：“啯噜皆有勇力技艺，党羽复众，地方官惟恃民壮捕役，可以指纵擒拿，而彼处人役至少，本已不敌，又偶一被获，其党即为报仇，以此人皆束手听其恣肆，乡村小民受其荼毒，莫可谁何？”［10］

总结哥老会的起源 第2篇

乾嘉时期的著名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啯噜的记载。乾隆末年，住在绵州（绵阳）的李调元，就啯噜的问题给绵州知州严作明先后写了三封信，即《与严署州论蜀啯噜第一书》《与严署州论蜀啯噜第二书》和《与严署州论蜀啯噜第三书》。李调元历任翰林编修、广东学政，因_永平知府，得罪了和珅，被流放新疆伊犁效力，流放途中被召还，发回原籍，削职为民，居家著述。李调元在《第一书》中，首先便引述了邱仰文所说“稂莠不除，嘉禾不生”，他十分同意邱仰文的看法，“诚哉是言也”。他还重复了邱对啯噜的描述（显然后面严如熤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啯噜和赌博有关，“盖啯噜种类甚多，大约始乎赌博，终于窃劫”。按照李在第一书中的说法，他们的恶行还包括：“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奸拐幼童，杀人放火，或同伙自杀”，这些人称为“红钱”；还有“掏摸为生，掐包剪绺，犯法刺面”，称为“黑钱”。他们都带着武器，“皆带刀持棍，其短刀者曰线鸡尾，长者曰黄鳝尾，皆以形似而名，相争则鞘刀于棍，即为长矛，此啯噜情状也”。

李调元说这个团伙的危害，起源于窝赌，也基本上是邱仰文的原话：即“其害者皆起于窝”，窝赌者是为了利润，如啯噜赌博，“店家抽头是也”；也有“不敢不窝者”，因为在“荒山孤店，力不能拒”；要不就是在场镇，却“心力不齐”；或者就是啯噜势力太大，“若辈结队太多，凶横盘踞，隐忍留停者，是也”；还有“碍于情面”而窝者，如过去为啯噜，现在生活稳定了，并不再参与啯噜活动，但是如果从前的同伙来家，“牵引聚赌，既有挟制，复关颜面，不便却逐”；或者就是“因缘奸拐，若辈年幼者，名曰小兄弟，斗杀相争，皆由此起”。所有这些种类，“皆为地方害”。［14］

李调元提出了治理啯噜的具体办法，就是要以里甲为基础，首先要选对的人，也就是要“先清里甲”，其实就是地方社区的治理和控制。这样啯噜便“驻足无所”。那么谁来进行地方社区的治理呢？那就是“必先选保牌”，就是健全保甲制度。因为“川省五方糅杂，流寓无产者多”，那就要动员相应的人力来对付这些流民，请这些人员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保正牌头，必选老干有田业、妻室者充之，谕令各户，门牌移去者缴除，新来者注册，此为第一要着”，也就是说，如果里甲组织得严密，就不会有啯噜之祸，啯噜就没有藏身的地方。但是必须要选好牌头和保正。许多人是无产者，到处流荡，没有恒产，甚至没有家室。如果这些人充当里甲的差役，就是有名无实。所以选择保甲人员，必须首先要有地产，必须有家室，还要认真登记。

第二是必须要认真管理，要确立“值日稽查”的办法。例如一个乡场，要弄清楚有几个保，每个保有几个牌，总计共有牌保多少，每日由哪个保、哪个牌值日，“付以印簿朱戳”，保甲牌轮流分查，“某甲保家，有无窝藏，登注明白，立时举发”。这样周而复始，不会增加纳税户负担，即“不累花户，但责保牌，月度一缴一换，则责任专而约束严矣”。

第三是必须“勤巡视”。巡视的方法，官员要亲自进行，如果派遣差役下乡，则“徒多差扰”，而且差役职小，也没有权威，所以“弹压为难”。李调元还给了几个例子：张捕厅至夏家湾，“为贼匪驱回”；周汛司至郭家沟，被“贼匪打轿”。因此，有实权的官员要“躬亲巡视”，特别是那些大的乡场、或离县远的地方、或在县的边界，“啯噜最易出没往来”之处，除“带役查巡”外，还要经常“减装轻骑，亲临其地”。

第四要明“赏罚”。如果发现有窝赌，就要“尽力根究”。如果发现任何保甲“徇隐”，一旦经过举报，便要“严责更置”。如果协助“拿获啯噜到官”，则官要“亲给红花以鼓励之”。还要断了“贼匪”的后路，“毁其坊巢”，谕令那些有可能成为啯噜藏身地点的人家“别寻生业”。鉴于啯噜经常“结队横行”，则应该在各县的场镇，每家每户准备大棍，上面要书“专打拒捕啯噜匪类”八个大字，“立于门首，以鸣锣为号，齐力擒解”。但是对于已经抓捕的啯噜，“不得攒殴”。

这四条基本上都是模仿上节提到的邱仰文的办法。李调元预言，如果上述各种措施得当，“啯噜必闻而远遁”，那些与啯噜有瓜葛的人，也会“自顾其身家而不为矣”。当然，要让乡民“皆有耻而无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故”。他还给知州严作明戴了一顶高帽子，说“明公自到任以来，日惕息于驱匪”，但是近来以江万明、江万志兄弟为首的“啯匪”，仍然横行于南村、河村“两坝”。为什么“匪卒不能驱”呢？所以亟需改变办法，方能有效。［15］

不久他又写了《第二书》，他说第一书提到的江万明、江万志“已经殴毙，阖州称快”，但是仍然“有株根未尽者”，那就是夏家聚、陈单枪，他们进入他李家的“醒园”，居然在白天抢劫衣物，他已命家丁擒获，送交官府。他自己被啯噜祸害的亲身经历，让他感觉到地方官吏和役卒的不作为。窝户是啯噜的“总头”，而捕役则是啯噜的“护身”。因此，“窝匪不去，则啯匪难除；而捕役不清，则啯噜难尽”。而窝与役其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李提出，“故清窝之法，尤必先清捕役”。总是里外有人，啯噜才可以为非作歹，也就是“远贼必有近脚，坐地亦可分赃”。他举例说廖老四“乃啯噜之头目也”，藏在里甲宋士义的家，而且已经“下甲百三十人呈报在案”，但是下甲的捕役王燮“又从而为之隐分肥”，既然有好处，所以根本对此事不加理睬，“所谓根株之未尽也”。其实，地方上人们都知道啯噜的“情状路径，藏匿寄顿”，更不要说捕役了，“知之为最悉”。但是为什么用捕役来治啯噜，“又百无一效”呢？因为啯噜其实与捕役有勾结，犯案后逃到另一个县，“各捕声息相通”，他们狼狈为奸，结果却是“终日捕盗，而盗不息”，因此只有“慎选差役”。

那么怎样“慎选”呢？其实就是李调元在第一书里已经提出过的，他现在重新强调：凡是当差役的人，必须是有田产、有妻室的人，而且还是“明白强干老练者”。这里的“差役”，就是指“捕役”（或者称“捕快”），也称为衙役，其职责就是缉捕犯案人员。而“快壮各班”，不加以“捕役”的名号，以本地居民充当。所谓“快壮各班”，就是指县衙门的三班中的“快班”和“壮班”（外加“皂班”，又叫“皂隶”，在衙门里做守卫）。快班又称为快手，负责日常传讯、巡逻等，因此要选择健壮的百姓做杂役。李调元建议，捕役要密切注意“某场、某店、多窝、或暂留、或久住”，对于这一切都要了解。捕役要“蹑其踪，而防其弊”，随时“指名查拿，一有疏脱，惟捕役是问”。其行动还必须快，就是“雷动风行，出其不意”。只有这样，才能使“里甲保牌，相济为功”。人不必多，但是效率要高。［16］

后来，李调元又写了第三书，主要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他最近“偶阅邱粟海《柴村集》”，对里面的一个故事有感而发。邱粟海即邱志广，字粟海，顺治时期曾担任长清县的训导，也就是县里负责教育事务的小官。这个故事是讲“以鼠捕鼠”，说有人非常恼火家里多鼠，而家里的猫根本不抓鼠，便想了一个办法，取雄鼠若干饲养，等非常肥大而壮的时候，又关起来，不给它们喂食。“急则相食，兽之性也”，也就是说，饿急了，强壮的老鼠，一放出来就吃自己弱小的同类，“弱者皆肉之矣”。然后按照同样的办法，反复折腾，“强与肥相捕，而尤强者出”，也就是说，当弱一点的老鼠被吃完以后，强的老鼠被特强的老鼠吃掉，最后只剩下最强的那只老鼠。“此鼠何以独存”呢？是因为其“黠而健”，就是又聪明，又强壮，所以能“食鼠以自肥也”。由于“习与性成，亦自忘其为鼠矣”，就是说它已经失掉了“鼠性”，“其行鼠也，其性猫也，性似猫，此鼠于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群鼠以为鼠也，宁知其柔而害物，同类相残也哉”。也就是说，其他的老鼠还以为它是鼠，比较少地防备它，所以这只大老鼠能够把周边的同类全部消灭掉。

主人自从有了此鼠之后，“群鼠避之，各携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无窥屋翻盆之苦，无穿墉耗米之忧，鼠诚主人功臣也哉”。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有趣的结尾：久而久之，鼠与主人便像宠物猫与人一样亲密，“行坐追随，近狸奴”。一日，鼠卧于主人之旁，有访客来，见如此硕大的老鼠，大惊，“捶而杀之”。主人十分伤感，“葬之隐处，聚土为邱，亦帷盖之义也”。李调元总结道，这是“以小人攻小人之术也”。开始，要让他们自己互相残杀，“不相杀，无以拔其尤”，就是说最好的选不出来；然后让这些优选的互相撕咬吞噬，“不相食，无以除其害”。其实，从其信中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实际上他是讥讽所谓“以贼治贼”的做法：“以鼠捕鼠，终不若以猫捕鼠为正也。然则以贼治贼，又何如以官治贼哉？居官者当以猫鼠同眠可鉴也。”也就是说官方不能和贼混在一起，如同猫鼠同眠，是十分荒唐的。［17］

那么为什么李调元三次上书严知州，谈控制啯噜的问题？赖安海的《李调元“万卷楼焚”考述》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李调元家的万卷楼落成，他家的“醒园”紧临夏家湾、廖家沟，是啯噜活动频繁的地方，在第一书中所提到的南村、河村两坝也有以江万明、江万志兄弟为头目的啯噜横行。这时的李调元已经归乡绵州两年多了，过去坚持不与地方官交往，这时也不得不向绵州知州严作明上书，阐明解决啯噜问题的策略。严作明派军打死江万明、江万志后，对李调元所提出的其他建议并不采纳。后因啯噜陈单枪白天窜入醒园行劫，李调元命家丁将其擒获送官，于是写了第二书。在第二书中，他指出啯噜廖老四藏在宋士义家，这个宋士义便是后来焚烧万卷楼的元凶之一。

四川早年因平定金川叛乱（1766—1776），各县设军需局，按田派夫马，以供军用。金川平定后，朝廷明令停收，李调元也拒交战争的加派税赋。严作明见李调元有事相求，亲往醒园催李调元完税，并威胁如果拒交，将依法惩处。但是李调元不予理会，又递《与严署州论啯噜第三书》，以小说“以鼠捕鼠”来讽刺“以贼治贼”的荒谬。就这样，李调元与严作明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严作明暗中令窝藏啯噜廖老四的里长宋士义兄弟，盗去李调元所骑的骡子及衣被。李调元命长子至成都报告四川总督李世杰，按察司将宋氏兄弟抓至省城，年末严作明被革职。这一年是李调元归乡后最为困难的一年，与啯噜结仇，与地方官结怨。

乾隆五十五年，陆鼎任知州。上任不久，即催李调元完税，适遇四川总督孙补山调任两江总督，孙为李调元会试同年。六月孙补山过绵州，知州陆鼎派李调元当里长催夫马钱，遭李调元拒绝，陆乃拘其长孙作为报复，李调元遂亲自当差。孙补山见故人李调元躬立于驿道旁，当即下轿问候。李调元据实相告。孙补山闻说大怒，训斥陆鼎：“李调元身为大员，又现有职（乾隆将他革职之后，又复其官，归乡后食俸绵州），尚充编氓，令当里长出差钱当夫乎？予将来不做总督回家，其亦不免乎?”显然，陆鼎违背了朝廷对有功名士绅和退休官员不服劳役的惯例，孙补山对此非常愤怒，责令陆鼎为李调元除去徭役，陆鼎当天用自己的轿舆，连夜送李调元回家。

嘉庆五年（1800）四月，_攻绵州，建成14年的万卷楼被焚。李调元写道：“蜀中教匪之多，其来有二：一、啯匪处分甚严，官吏率多诲盗，不敢明正典刑，皆暗中处死，贼遂谓官怕啯匪，故反；二、按粮派民，叠加无已，以至民无论贫富皆辛苦，终年不能足食，故从贼反者众，今日之土贼，即将来之教匪，愚所以窃为寒心也。”李调元的这两个说法不一定能充分地解释当时混乱，但是他是身受啯噜之害的退休官员，他这样说一定有相当的道理。这种说法似乎暗示，不少啯噜（“土贼”）参加了_，即所谓“今日之土贼，即将来之教匪”。［18］

李调元还写有《啯噜曲并序》：啯噜本音“国鲁”，“蜀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也就是说，在四川，过去称赌博的人为啯噜。他们外出的时候常带刀，短刀叫“线鸡尾”，长刀叫“黄鳝尾”，皆是根据其形状得名。啯噜内部又分为红黑两类，白天活动者称“红钱”，如“剪绺割包”之类，类似于小偷小摸；夜里活动者称“黑钱”，如“穿墙凿壁”之类，类似于强盗。他们“或三五成群，或百千成党”。如果他们人少的时候，则“劫夺孤旅”，就是抢夺单身旅客；人多势众的时候，则胆敢“抗拒官兵”。李调元说他们是四川危害最大的团伙，即“蜀中为害，莫此为甚”，还咬牙切齿地说，“非斩草除根，久必蔓延”。他赞扬一位治理啯噜非常有成效的官员：“公名廷桂，汉军，自公制蜀，此辈敛迹，及去，无不望公再来也。”这里说的“廷桂”，即黄廷桂，他在雍正年间任四川提督。按照李调元的说法，他在四川的时候，由于治理有方，啯噜便销声匿迹了。［19］

有趣的是，李调元还留下了一首《啯噜曲》：“黄鳝长，线鸡短，_兵戈满。黑钱去，红钱来，山桥野店鸡犬哀。杀人不偿命，皆冒古名姓。夜来假面劫乡民，平明县堂充保正。刀为益州剑为阁，天胡不将此辈戮？安得再来关内侯，尽使带牛兼佩犊。”［20］如果我们读了李调元的序，应该对这首曲的基本内容不难理解。黄鳝、线鸡是他们使用的长短武器，在大白天他们也敢抢劫。他们内部也分黑钱和红钱两种，只是行动的时间和方式不同。他们经常在活动的时候假冒姓名，所以来去无踪。甚至他们还胆敢冒充保正，鱼目混珠。益州、剑阁都是四川的地名，四川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总结哥老会的起源 第3篇

对于啯噜的治理，邱仰文说要从社会的最基本做起，首先，“里甲清严”，这样啯噜就没有藏身之地。但是“欲清里甲，非先选保牌不可”。四川流动人口非常多，哪怕是有田产的人，也是来去无定，“尚移此去彼”。目前就是那些“朝东暮西之人”，充当“甲役”，在保甲系统中做事儿的人，难免“有名无实，焉能收效”。所以遴选保正牌头，“必选老干有田业妻室者充之”。选择正确的人去承担地方事务，即“得人任事”，那么就应该是“久住其地”的人。这就要实施门牌的严格监管，“各户门牌，谕令移去者缴除；新增者注册，此为第一要着”。就是说，离开的人就必须从册上去除，而新来的人立刻登记在册。

其次，“必严约束”。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要严格规则。“事无专责，彼此观望，有事则推诿卸罪”，而有人负责，才可以把事情做好。一旦确定责任人以后，就要“分日稽查，以专责成”。比如说，一个场共有几保，一个保共几牌，共计保牌若干人，每日应某保某牌值日，都要清楚，“发以印簿，行以朱签，俾轮流分査，某值日则签簿俱传，至某保甲家，有无窝匪，一一登注明白，立时举首，自甲而乙，周而复始”。而且一切的巡查，都不要依靠纳税户，即“不累及花名”，“既不繁苛，亦不扰民”。在大的场镇，一人值日显然不够，“耳目难周”，可以分为上、中、下，分界负责，“责任专而约束严矣”。

第三，“必勤巡视”。当官的人要经常到下面去巡查，依靠捕役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职微”，无法“弹压”。如果有实权的官吏，“身任地方，必躬必亲”，特别是那些大场，或者离县城最远，或者与他县界连之处，都是“啯噜最易出没往来”的地方。知县除因事巡查外，每月还应该“减装轻骑，亲临其地”。

第四，要明“赏罚”，因为“空言无补”。如果某场某甲有“窝匪”，那么就必须问责“保牌”“邻右”，而且还要“尽力根究，连坐不贷”。如果发现啯噜，而某场某甲保牌不举报，“别经察出，或花户举首，必立提严处更置”。如果几个月都地方安宁，则要发“慰劳奖藉，极口称道，亲给花红，以激励之，俾无后懈”。

第五，要斩草除根。凡是啯噜有可能逗留的地方，都要抽掉他们的基础。那些荒山孤店，非往来大道，“既无益于行旅，徒有害地方”，要当即“毁其坊巢”。那些开厂的，做生意的，如果接待过啯噜，可以“宽其既往”，但是要令他们“另寻生业，拔尽根株”。啯噜成群结队横行的酒肆、迫协良民的地方，各个县场镇，各户要准备“大棍”一根，上面还要大书“专打拒捕啯噜匪类”八个大字，“立于门首，俾鸣锣为号，齐力擒解”。拿获以后，不得殴打，即“既就拘执，不得攒殴”。这样，哪怕啯噜不是“闻风远遁”，他们“停留犯案，则差稀矣”，也就是会越来越少。

邱的这篇文章写于何时并不清楚，但是肯定在乾隆六年之后，因为他提到“伏查乾隆六年，粤民有给照入川之例，可否比照楚民入川，并行给照”，也就是说乾隆六年的时候，朝廷准许广东的人民按照准许的配额入川开垦，那么湖北是否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入川呢？来川创业之后，“已成土著，及有亲族依托已久，实为良民，并有资财贸易者，一概不必查究”。但是，楚民入川，“无生理，或单身，或结伴，无论投亲、就业，俱呈明本地该管州县，取具族邻甘结，知照所住地方，注明人数及投托亲族姓名居址，给照准行至川”。也就是说，已经在四川定居下来的移民，已经有了家业，那么就可称为“良民”，不需要查究他们的来历。而新从湖北陆路入川的移民，就要在当地登记，还要签署保证书（“甘结”）。他们所到地方，都要“验照”，相符者，则给予“地牌”，也就是可以开垦的地，“编入烟册”。如果是无照入川，沿途各汛营、州县，要“一体查察，即行递回”。如果有人在四川犯事，“除据情罪，分别问拟”，先查明是否有许可，然后遣送回籍。最后，邱总结了控制啯噜的一整套方案，就是：“清甲清窝，绝其喙息。庶来踪去路，两下查拿，啯噜之名，归于乌有。而教之廉耻，人伦可正；导之任恤，疆理自清，民风渐归淳厚矣。”［11］

邱仰文在《再论啯噜状》中，强调了保甲对肃清啯噜的重要性：“保甲者，治世之纲维也。保甲立，则啯噜清；啯噜清，则保甲肃。”他回忆自己在陕西定远任职时，奉行“保甲九则”：选保牌、严约束、信赏罚、勤巡视、清场镇、察胥役等。对于“土著奸民，外来流棍”，要以“保牌捕役为先务”，要“洞悉民弊”。提出“探其源而治之”的办法，不能扬汤止沸，而是要“灶底抽薪”，才是“省力”的办法。川省“五方杂糅，外来无籍流匪，大都必有土著奸民为之窝”。所谓土著，其实不过是“外来流寓之久者，利其攫掠资财，合伙盘踞，出没为害”。

要清理保甲（“清甲”），就是要“清窝而已”，也就是清理赌窝。所谓“清窝”之法，就是要“悬以赏格”，“确访严拿，净其巢穴”。为官者要“尽力根究”，如果是当地人，就要严加管束；如果是流民，便立即“递还”。而且要一处处清理，即“拿一处则清一处，拿数处则清数处”。啯噜经常聚集在“人烟辐犊、民居比密之区”，窝留者往往也在这些地方。另外，县与县的边界亦是他们的藏匿之所。地方官对于每一县场镇几处，哪里是边界，哪里最易“藏奸”，哪个场客店极多，哪个店尚属清白，等等，都需要清楚和熟悉。

他还指出，按道理说，捕役最清楚“啯噜之情状，路径出入，藏匿寄顿者”，但是为什么“用捕役以治之，又百无一效”？因为啯噜于此县犯案，便逃到彼县，而且他们与捕役“声息相通，因缘为奸”。所以选择捕役，“必择有田业、有妻室人，明白强干老练者”，选充快班和壮班。他最后指出：“总之，清甲为清匪之源，清窝为清甲之根，窝线既清，则保牌戒严、劝惩益为有力。”［12］

当时，官员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办法。乾隆九年，山西监察御史柴潮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就是要让流民有生计，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凡地方有啯噜害民者，令地方官设法安顿，或给予荒地开垦，或转移执事，各听自变，编入保甲，严加管辖，务使分地散处，勿令其结连一处，则土著流民皆可相安，蜀地亦消隐忧矣。”［13］这个不是简单的只是解决啯噜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