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省检察院抗诉范文 第1篇

提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

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

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03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06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04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04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04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C、如果李某认为其对上述二次协议是错误的意思表示，此即属于法律意义的重大误解。对该重大误解，在本案诉讼中，李某不能仅提出抗辩，而应依法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李某未提出反诉及另行诉讼，其该抗辩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均系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申请人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马某

xxxx年xxx月

三、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起诉的被告主体有误。

被申请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协议书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与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等各矿之间签订的合同，被申请人张**是武安市顺义庄仁达铁矿的代表人。申请人是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的代表人。原、被告个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代表各自的铁矿签订协议。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各自所代表的铁矿承担。

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其他四矿井以每井口10万元支付仁达主井”，而不是张**个人支付张**个人10万元。

武安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是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_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０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１）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_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该案应当以原、被告各自所代表的铁矿企业为原、被告进行诉讼，本案原、被告均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方，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树田，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诉申请人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简称一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申请人现有确切证据证明原判决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特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再审决定。

请求抗诉事项: 请求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审。

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法院没有理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导致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

2000年3月20日，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在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工程招标中中标，承包了位于北石店镇北石店村的一套住宅楼的建筑工程。同时，中标通知书中对工程的建筑面积面积和总造价都有明确的数额，双方同时签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后在施工过程中，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委托项目经理郑超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委托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负责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的协调和管理，并且代理给一公司预付工程款。此后，在施工过程中，晋城金驹集团机修厂总公司劳务服务公司确实并代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项，但因工程总款项未全部付清，工程无法验收，致使该工程未能交付使用。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晋市法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认定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与晋城市城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于2000年1月7日签订的矿务局机修厂东小区一号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是不正确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的认定必须符合该法第52条所列的五种情形之一。即然没有事实证明本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有法定的违法情形，凭什么就轻而易举的否定有双方签字盖章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呢？申请人早在1999年12月就已经中标。然后于2000年1月7日于房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0年3月7日委派项目经理郑超带领建筑工人进驻工地开始施工。2000年3月10日又按规定填写了开工报告。此后，申请人按约定建好了该住宅楼，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现在，法院却要否定该合同，显然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相互背离。

二．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判决书把2000年6月1日，段庭志和郑超所签订的“施工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并把其作为定案依据，是彻底错误的。

首先，该合同是由段庭志和郑超分别以房产公司、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名义所签订的。这也足以说明段庭志是在承认房产公司与建筑一公司所签订的承包建筑合同。判决认定段庭志与郑超签订的合同是职务行为，那他为什么不以其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身份与郑超签订协议，而是以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一公司代理人郑超签订合同。至于法院认定是段的职务行为是法院给段找的理由，法院如此这样偏向一方，不知是何原因。其次，房产公司和一公司事先并没有授权他们，事后也没有追认他们的行为，该合同上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我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明显可以认定该协议无效。另外，更改的工程造价明显低于中标价和市场价，郑超是受胁迫所签，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更没有公司的授权和追认。这份合同显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如此漏洞百出的“施工合同”，法院仅采信此证据把其作为了定案的依据，实体上错误，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其次，如一些附属工程（化粪池、围墙）和加深、加宽的土方工程都应结算，而法院既不判决也不审理，法官这样断案不能以理服人。该工程的实际造价与法院所认定的3107940元的造价相关太远，申请人根本不能接受，从一公司和房产公司在2000年1月7日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是典型的承包与发包关系，一公司仅对房产公司负有交付已竣工住宅楼的义务。而郑超和一公司要受委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他是一公司所指派的工地负责人，在本案中不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机厂服务公司和一公司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即被申请人和一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法院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诸多错误，存在民诉法第179条中所规定的情形，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所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向省检察院抗诉范文 第2篇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梁山县水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公司）与被申诉人武松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水泊公司不服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5月10日向我院提出申诉。我院于2014年5月28日决定立案审查。经调阅原审案卷，我院对该案已审查终结，决定向你院提请抗诉。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 、 当事人基本情况及案情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山县水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公司），住所地东京市梁山县水泊镇88号，法定代表人宋江，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松，男，1988年8月8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东京市梁山县水泊镇水泊村。

水泊公司系东京市梁山县一家私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武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业务。2014年7月9日，水泊公司因厂内的工棚（钢棚）需要重新修复，便通过他人介绍，与一位自称是东京市一建公司项目经理的案外人柴进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水泊公司将工棚盖、拆、做油漆等项目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柴进施工。同日，柴进雇请了武松、鲁智深等人施工，并约定每

人每天工资70元，武松负责刷油漆。同月13日下午，武松在钢棚上刷油漆时不慎从钢棚上掉下摔伤，武松受伤后在医院的医疗费用由雇主柴进支付。2014年10月14日，柴进与水泊公司结算并领取了承揽钢棚的修复费用共计5850元。

2014年7月5日，武松向东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请工伤认定。2014年8月9日，东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劳动关系不明确为由，告知其到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2014年10月26日，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4]12号）的规定，以水泊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柴进，对柴进雇请的劳动者（武松），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水泊公司承担主体责任为由，作出梁劳仲案字?2014?第006号仲裁裁定书，裁决认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4年11月20日，水泊公司以与武松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略，视情况而定)

二、法院裁判情况

梁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1月3日作出?2014?梁民一第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梁山县人民法院判决的理由是：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案外人柴进，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合同

关系，工程施工中，柴进雇请武松从事刷油漆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合同关系。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工程发包给柴进施工，虽然柴进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但水泊公司发包的工程，并非其公司所经营业务，武松所提供的劳动，并非水泊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劳社部发[2014]12号通知认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妥。据此，依据《_合同法》251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10、11条规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武松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判决撤销梁山县人民法院?2014?梁民一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武松与水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理由是：《_安全生产法》第41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86条规定，违反规定发包、出租，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国家_在《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通知中，亦明确要求钢结构工程需要有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制作安装。本案中水泊公司将其钢棚修复工程业务发包给案外人柴进个人，明显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此存在明显过错。另外，2014年1月1日施行的《_劳动合同法》规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个人或组织，不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招用劳动者和实际使用他人劳动力，该法第94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伤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禁止违法发包以及因违法发包、违法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发包单位应当与承包者一起承担法律责任是国家法律法规的一贯规定。本案中，虽然武松是柴进招用的，但因水泊公司违法发包且柴进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按照法律规定，对柴进招用的劳动者武松，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即水泊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武松与水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正确的，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

三、申诉理由

申诉人水泊公司申诉称：水泊公司以与武松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审法院判决结果有误。

四、审查意见

经审查承办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结果确有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从本案事实看，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业务发包给柴进，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关系，柴进雇请武松从事油漆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因而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

第二、二审判决认定武松与水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4]12号）第四条关梁“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规定。从该法条的涵义上看，是指用人单位将自己经营的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业务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这里的“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应属梁前列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范围之内，具有一致性，并且对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作了列举性的限定，其目的是确保该种领域的用工行为的资格属性及安全属性。而本案中，水泊公司的业务性质并非是建筑、矿山领域，其将“工棚修复”事项发包给柴进，无论从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还是从发包业务的一致性来看，都不能适用该条款。

第三、虽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水泊公司对柴进招用的劳动者武松承担的是“损害连带赔偿责任”，但这种“损

害连带赔偿责任”与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用工主体责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损害才产生的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普通民法，而后者是无论是否发生损害，都应确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适用的是劳动法。而二审判决错误混淆两者责任属性，认定水泊公司对武松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综合上述，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判决结果确有错误。本案符合《_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抗诉条件，决定向你院提请抗诉。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印）

年月日

向省检察院抗诉范文 第3篇

原审原告：冯恒则，男，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汉族，山西省娄烦县静游镇下静游村农民，住本村。

请求事项

请求对娄烦县人民法院（2006）娄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冯恒则所持“宅基地使用证”系伪造的证据进行核查；对审判长李晋东枉法裁判的渎职行为进行核查。

事实与理由

1992年我经娄烦县人民政府批准，在静游镇下静游村取得宅基地一处，并于当年即建房、窖、厕等完毕（此事实判决书第3页下段至第4页上段可看出）。我修建完毕直至20年后的今天，我的房前（南）直至沟渠都为空地，并无冯恒则任何建筑。

1993年冯恒则看中这块闲置空地地基，因南边紧靠沟渠以后有治理扩占使用面积潜力，便向村委提出批此块宅基地。如按现状说，不考虑治理沟渠扩占的话，此块地基是有欠缺，但当时冯恒则跟村委会说我和他关系好，他不嫌地基小，愿意和我做邻居。于是村委会就将此块有欠缺的地基分给冯恒则。然而冯恒则的心并不在些，在得到 1

此块地基后却将眼睛盯向我分得的这块地基，并无理要求我填埋我院内的厕所和菜窖且形成争议。当时，村委和镇政府为了避免日后邻里纷争关系僵化，给冯恒则在黄花岭（地名）批了两块地基（案卷里有我提供的时任负责全村宅基地审批和调解争议的村委领导冯存德、冯贵田的证明书各一份），争议得以解决，冯恒则满意而归。

时隔13年后的2005年，冯恒则以为村上人们概念模糊事不关己，加之原村委领导全部换任，又旧事重提，强打精神装腔作势要在当年所争议的地块上建房并与我协商要我填埋菜窖和厕所。当然被我拒绝。2006年，冯恒则即向娄烦县人民法院起诉，于是形成本案判决书中所谓的“原告冯恒则与被告冯尚奎相邻纠纷一案”。

法庭上，我当庭提交了两份当时负责全村宅基地审批和调解争议的村委领导冯存德、冯贵田的书面证言，并请求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娄烦县人民法院审判长李晋东避重就轻，认为一方面，“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另一方面，又以“既然原告取得了位于被告前地块（南）的宅基地使用证，原告就取得了该地块的使用权，其取得宅基地使用的多少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为由，对我的辩解没有采信。我再三提出要看看冯恒则所持的其院前（南）这块宅基地的使用证，并当庭直指，冯恒则1993年经村、镇、县三级批准的这块宅基地使用证系伪造，原因有：

1、偷梁换柱使用静游镇青羊沟村（青羊沟村是与下静游村隔汾河而不相望的另一个村）宅基地使用证冒充。

2、我持有的真实宅基地使用证上写的是：娄烦县静游镇下静游村，有经办人签字、县政府章，并且真实宅基地使用证分

别由娄烦县土地局经办人填写和下静游村委会对于方位的四至填写，笔迹显然不应相同。而冯恒则的宅基地使用证上娄烦县土地局经办人填写和下静游村委会对于方位的四至填写笔迹一致，实系伪造。与我1992年批准的宅基地使用证截然不同。（以上质证，从《判决书》第5页也有所表露）

然而，娄烦县人民法院审判长李晋东也照旧还是无视我当庭的任何言词，就像《民事判决书》写着：“被告又辩称原告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证有瑕疵，系自己填写的，应该有填写人的填名、盖章或（应为‘和’）村委的公章，本院观其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证也没有上述印记，对该辩解也不予采信。”（这段文字看出，法庭既对申诉人质证指出的使用证伪造问题承认存在，却又对申诉人的辩解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依据《_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做出了如下的判决：

一、被告冯尚奎立即填埋已建的厕所，填埋山药窖二分之一（填埋部分为南至原告的房基，北至隔墙，东西至已有窖壁）。

二、原告冯恒则酌情补偿填埋费1000元。

判决书于2006年8月9日就已出，冯恒则也早已收到。其以判决书为证，寻衅滋事，再次与我发生冲突，并将我父亲打至重伤，父亲的生命危在旦夕，照顾父亲直至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等到有心情回头处理自己的事时，经多方咨询，才知道已然过了上诉及申诉的有效时间。

让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村委会于1993年已批两块地给冯恒则，

此事就告终结了。那么我与冯恒则就不存在相邻之说。而冯恒则13年后能斗胆以伪造的宅基地使用证又旧事重提，并于次年恶人先告状呢？而娄烦县人民法院审判长李晋东不顾事实，不辩真伪，不采信我的任何证据，却以伪造的宅基地使用证为有力证据，置我的合法权利于不顾，蹊跷何在？经我事后多次访察了解到，本案的审判长李晋东曾经和冯恒则的亲外甥齐换奎合伙在东水沟（娄烦地名）开铁矿，所以当时按娄烦县人民法院案件审理分工，下静游村一带的案子全应归娄烦人民法院二庭审理，本案也即应在该院二庭审理，可开庭时竟然莫明其妙被改划到一庭让李晋东庭长审理。这也是事后我多次打听才得知的实情。

并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一款明文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冯恒则一户人家却得了三份宅基地。如果不是收回我房前（南）的那块地基，就算是村里批宅基地工作不算严谨，也不至于一户人家就能批给三份吧！这于法于理都不通！

请求上级领导对此案件在审判过程中枉法裁判的渎职行为进行核查。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