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篇

关键词：浅析；社科研究；社会责任；政治建设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有近50万人投身于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工作。然而，我国有部分人文社科研究者醉心于经院式的闭门造车的纯理论“学术”研究，其研究脱离现实，淡化对现实社会的自觉关注，弱化了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把握，不能从现实需要选取和锁定课题，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改革实践的认识、预测、决策、咨询和指导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人文社科研究者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科的地位和作用，摒弃仅为个人的兴趣或名利而研究的心态，走出象牙之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直面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立足国家目标确定研究方向，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入社会，深入实践，深入群众，着力推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勇敢地担负起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应尽的社会责任。

一、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政治建设

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三权分离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科学地解决了对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诸如此类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真是举不胜举，由此足见人文社科研究对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我国经历过反，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即“两耳不闻窗外事”，尤其是对时事政治的敏感度较低。但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政府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回答。人文社科研究应逐步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社会需求开展实证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其亟需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有深度的回答、提出有决策咨询价值的解题方案，即便是纯粹的理论建构，也应该从思想、方法等角度对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努力成为政府部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近年来，从地方政府单位到中央各部委每年都会有各种人文社科类委托课题或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或以直接指定的方式交到广大人文社科研究者手中。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显现，政府的各类委托课题也与年俱增，有不少课题还打上了“应急”字样，这就要求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必须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关注时事政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从社会现实问题f_J发，从矛盾的根本点出发，深入观察问题的本质，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将国外的东西“生搬硬套”，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社会调研，及时地上交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我们人文社科类咨询报告的采用率才会大幅度的提高，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被弃之如敝屣。

尤其是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相关的委托课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无论自身理论的建构有多么的完美，也只能是些“精雕细琢的概念、术语、逻辑编织起来”的“虚拟世界”而无多少实用价值；当然也不能套用过时的理论，使用过时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无论那理论在那个时期有多完善，有多结合实际，也无法保证能完全适用于现时期；更不能大量移植、借鉴国外的理论，忽略、漠视本土文化，制造出英式、美式、日式、德式等几个方案来，已导致一些政策从其制定之日起，就注定无法完全实现。这些无法指导当前当地实际操作的用于制定、改进、推广各类政策的参考，仅仅是纸上谈兵，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治理力度与效果不足，甚至可能起反效果，激发矛盾恶化问题。因此，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在对待政治问题是更应该注重务实作风，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引领社会的精神导向，促进社会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二、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不仅严重损害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某些国家甚至危及到他们的社会稳定，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密切观察、深入研究。诚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那样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通过市场，形成消费者的物化需求，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所形成的思想与智慧，却能够转化为人们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某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意志，最终有利于物化的消费产品的形成，它往往对经济建设起着比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涉及和影响人们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以其所包含的“应用经济”为例，就分为“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交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25个学科，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如三农问题、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再就业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往往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城市科学等社会科学，这就要求人文社科研究从这些实际出发，以实践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命题和研究方向，运用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模型模拟、综合集成、对比分析、系统研究等研究方法来合理地规划，科学的管理，包括优势产业的认证，特色经济的挖掘，以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人文社科研究周密详尽科学的论证，经济建设缺乏清晰的思路，很可能会导致盲目开发、重复建设、该扶持的未扶持、该投入的未投入，即使是一些原本很有特色很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管理和扶持也在零敲碎打中未成规模，像这类无重点无特色的经济建设必定会最终导致无经济效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科研究成果都会转化为生产力，并非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都能推进社会的经济建设，社科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取决于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进步与发

展有促进作用，取决于研究课题是否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也有不少人文社科研究，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研究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不少研究者只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否“填补了某项空白”，是否得到了国家、省部级的奖励，是否对评聘技术职务有帮助，为研究而研究，至于发表出来的成果是否被运用到实践中，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研究者就不再关心。在当今大力倡导科研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形势下，我们人文社科研究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去，这是人文社科研究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也是人文社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三、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

纵观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辉煌使古希腊、古罗马走向了世界；莎士比亚作品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近代以来的英国；我国的唐诗、宋词也是中华民族绽放在世界智慧园里的亮丽的奇葩，就连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2600多年的古巴比伦王国靠着当年刻在泥板上的那些历史、宗教、律法等等使它灿烂的文化至今都被人们传颂。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2篇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_社会经济史_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_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_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_科学_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_祖先_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_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_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_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_。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_文明史_，认为_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_。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_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_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_。[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_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_，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_经济_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_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_。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_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_。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_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_。[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_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_，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_结构_、_局势_、_事件_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_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_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_，而事件是爆炸，_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_[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_全面历史_，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_局势_，而经济始终占据着_优先地位_。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_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_[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_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_[3]（P6）。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_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_（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___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_傅衣凌学派_，认为_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_，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_社会经济史_，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_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_[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_从具体上升到抽象_，再_从抽象上升到具体_，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_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_。[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_长时段_。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_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_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_，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_长时段_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_长时段_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_长时段_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_资料革命_，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_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_，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_.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_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3篇

[摘要]辽宁省作为一个海洋大省，拥有丰富的海域资源，但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辽宁省并不是一个海洋强省。因此，充分掌握辽宁省海洋经济运行现状、发现问题并对未来走势进行预测，这对于海洋经济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根据陆域景气分析理论初步构建了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的合成框架，并利用有限的数据计算了近几年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以期研究成果能为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海洋经济;景气分析;海洋经济运行监测

一、引言

辽宁省作为一个海洋大省其海岸线近公里，约占全国的12%，随着十一五期间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辽宁省海洋经济增长较快，海洋生产总值从亿元增长到5263亿元。然而，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辽宁省仍然没有成为海洋强省。十二五期间是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是机遇挑战并存。因此，充分掌握辽宁省海洋经济运行的现状、发现问题并对未来走势进行预测，这对于海洋经济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介绍了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合成的相关方法，并利用目前有限的数据，运用一些方法合成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从而来综合判断辽宁省海洋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研究结果对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海洋经济景气指数方法

景气指数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波动，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活动来传递和扩散的，任何一个经济变量本身的波动过程都不足以代表经济整体的波动过程，因此应考虑多种因素来判断和预测经济的发展状况。景气指数的编制不仅可以综合地反映当前经济发展状态，还可以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可靠的依据。建立合成景气指数的指标体系首先要确定基准指标。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基准指标通常选择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在海洋经济统计资料中能够反应海洋经济总体运行的指标主要有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和海洋生产总值。根据我国《海洋统计报表制度》，可以选择用于景气指数合成的其他主要经济指标。这些指标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五小类。这一指标体系与殷克东和刘雯静所建立的海洋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殷克东等人建立的指标体系中还包括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但未包含政治法律与社会伦理外溢指标。由于目前我国海洋经济统计还不完善，加之政治法律与社会伦理指标较难度量，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也将暂不考虑这类指标。

三、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实证研究

合成景气指数首先要对指标进行分类，即区分为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但由于指标个数较少本文参考了殷克东(2011)关于海洋经济指标分类的结果，它们利用灰色关联和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将海洋经济指标分为三类指标。根据这一分类结果本文选择的先行指标包括：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海洋第二产业比重、海洋第三产业比重、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本文选择的一致指标包括：海洋生产总值、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总额、涉海就业人数、海洋全员劳动生产率(海洋生产总值/涉海就业人数)、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沿海地区人口。根据景气指数的合成方法可以计算得到辽宁省海洋经济扩散指数。从扩散指数的计算结果来看，辽宁省海洋经济近年来都保持了比较快速的发展态势，其中只有扩散指数小于，其他年份的扩散指数均超过了。特别是最近的-扩散指数始终稳定在的高水平，这说明辽宁省海洋经济近年来不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且其发展速度是比较稳定的。将本文计算得到的辽宁省海洋经济扩散指数与殷克东(2011)计算得到的中国海洋经济扩散指数进行对比，可以得到如表2的结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首先中国海洋经济DI指数与辽宁省海洋经济DI指数的走势相似度比较高，两个指数都在20达到谷底。这一年海洋经济出现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走势疲软，而年的SARS病毒的肆虐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其次，2003年辽宁省海洋经济DI指数要低于全国的DI水平，特别是已经低于临界点，根据扩散指数的合成原理，DI值在0～之间表示经济处于不景气区域，DI值在～1之间表示经济处于景气区域。可见2003年辽宁省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已经处于经济不景气区域。最后，2003年之后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其中除外其余各年海洋经济景气水平都高于全国的海洋经济景气水平，并且自以来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水平十分平稳。根据上文选择的5个一致指标和4个先行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也可以构造出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运用可以得到如表3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一般情况下选择主成份分析中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在表3的结果中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有两个，且这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解释百分比达到了。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还可以得到这两个主成份的构成情况。利用表4中的权重可以计算得到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并以表3中主成分1和主成分2的解释方出差百分比为权重计算得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的辽宁省海洋经济预警指数，如图2所示。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的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的走势来看，其与扩散指数的结果基本相似，但有一些细节之处存在差异。首先，两种方法合成的景气指数都显示出2003年后辽宁省海洋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其次，运用主成分法合成的景气指数和20的水平要低于用扩散指数合成的景气指数，这主要是由于DI指数合成的缺陷造成的。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扩散指数只能表示景气的方向而不能准确表示景气的幅度。另外，从表4的权重来看第二主成分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个指标的权重比较大，而在年这两个指标有比较明显的下跌。其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的下降至;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20的下降至。众所周知，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全球经济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辽宁省海洋经济的走势也充分说明这次危机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运用传统的景气分析方法构建了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并扩散指数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近几年辽宁省海洋经济都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其中2003年和2008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减速。另外，通过与全国景气指数的比较可以发现，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低于全国水平，且比全国的发展要稳定。

[参考文献]

[1]殷克东，于婷婷，秦娟.基于自组织数据挖掘理论的海洋经济预测[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6).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4]殷克东，马景灏，王自强.中国海洋经济景气指数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4).

[5]何广顺.海洋经济统计方法与实践[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6]殷克东，刘雯静.中国海洋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5).

[7]殷克东，方胜民.海洋强国指标体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8]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4篇

经济发展英文论文

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经济发展的论文。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基本特征之内在联系

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赢得了优化结构的时间和空间，是新常态的基础性特征。优化经济结构是梳理自己的家当、理性思考、总结得失、深化改革、创新思路、挖掘潜力、果断决策、千方百计把手里的事情做的更好，从增量扩能为主向存量和增量并重转变，最大限度发挥做强现有优势、不遗余力拓展做大新兴优势，是途径性特征。创新驱动是释放全体人民的热情和创造力，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迸发、发展成果让每个人普遍享受，经济社会发展量力而为、国计民生大事量入而出、轻重缓急拿捏得当、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目的性特征。新常态的内涵应当是调整、巩固、优化、提高，是稳中求进。新常态不是权宜之计，是一个大体量经济体健康发展应当保持的积极理性的正常状态。稳增长不能妨碍调结构，调结构过程中，不能放弃稳增长。速度、结构、驱动构成的特征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依的关系，缺项则不完整，不为新常态。面对新常态，至关重要的是全面把握新常态基本特征之间的有机统一、互为条件的关系，真正理解速度、结构、驱动力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可偏废、不能割裂、深度融合，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践行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客观科学的论述，唯有如此，才能使这一论述发挥其引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作用。

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贵在共识和主动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留下了鲜明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印记，回眸每一次历史性的进步，盘点每一个划时代的成就，无一不是思想解放、观念突破所牵引和推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述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更趋成熟，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是指引科学发展正确道路的里程碑。因此我们只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新常态的认识和判断上来，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开阔新思路，增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自觉性，主动适应、从容有效应对新常态新情况新变化新任务的严峻挑战，也才能开创新局面。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稳中求进。管控速度、稳中求进、科学发展是国家一个时期以来也是今后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和政策原则。发展速度由高转为中高，不是孤立的指标下调，不是单纯的自减压力。综观国际国内经济起伏，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日趋常态化，全球经济发展走势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利益博弈角力加剧、社会矛盾叠加凸显，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保持清醒的头脑，巩固根据地谋取新发展、稳中求进无疑是明智的选择。适应新常态不是经济衰退的无奈，是为了更优更好发展的大智慧。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任务任重道远。进入新常态，改革发展任务异常艰巨繁重、工作的难度强度也大大提高，稳中求进稳扎稳打的发展对经济运行的组织和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告别的是简单粗放的发展方式，与之相伴的是结构的如何优化和驱动的怎样创新，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追求的是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的.发展，智慧系数要求更高、工作内容更复杂、难度更大也更艰苦，面对新常态尤其不能自减压力、掉以轻心、高枕无忧，要切实感受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地认识世界重要，主观能动地改造世界更重要。适应新常态，尤其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了解情况要深入实际，解决问题要雷厉风行。要找准优势和不足，分析核心竞争力和边缘产能，做大优质存量，整合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朝阳产业，发现培育播种培养经济增长点。各项工作不走过场、不推诿、不敷衍、不扯皮、不折腾，积极主动自觉地践行新常态。

三、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尤其需要变革与担当

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担当的勇气和奉献的胸怀。不计成本和后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度以及靠拼资源、拼环境、拼投资、拼政策求发展已成过去。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能力、智慧、担当，需要科学的态度，运筹帷幄、精雕细刻、仔细把玩手中的、反复琢磨脚下的、付出艰辛、穷尽可能、做到极致，需要时间的检验，甚至是作出名和利的牺牲，蒙受可能的误解。创新驱动更不是瞎指挥、拍脑门，一时冲动、一蹴而就的，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需要发挥科技、文化、教育的整体合力，需要战略眼光、超前思维、谋篇布局，有赖于全民族素质的提升，往往只争朝夕不能立竿见影。因此，以大我之心胸、为民之情怀、广阔之视野，踏下心来扎实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谋划健康发展、谋划国家未来成为伟大时代应当弘扬的一种非常宝贵的中国精神，社会需要正能量，国家需要脊梁型的精英来谱写奏响中国梦的辉煌乐章。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催生中国经济的新跨越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科学发展主观能动性与经济规律客观存在、发展阶段必然要求的完美结合、有机统一，是经济形态的自然流露和表达。_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阐述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未来。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都应该把思想观念、发展思维统一到新常态上来，把工作重心和发展的着力点发力点放在新常态上。适应新常态、尊重新常态、营造新常态、投身新常态，则国家兴，背离新常态、敷衍科学发展，国家不会有长久的繁荣，人民不会有永久的富庶。道理显而易见，只有认识高度统一，形成共识并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热情和行动，这一高瞻远瞩的发展理念才能发挥其指明方向的巨大作用、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常态是_对高速增长积极总结反思、审时度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催生的必然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分析和判断为我们绘就了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只要我们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谋事克难、真抓实干，我们就会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开辟一个新天地。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5篇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通过提升公园品质助推经济发展成为了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我国当前人民公园建设的现状来看，若想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公园品质着手，采取科学、有效的途径将其与经济发展中的各个要素联系起来，最终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文章首先对人民公园品质提升所面临的问题着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探讨切实可行的完善对策。

关键词：人民公园;品质;经济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公园作为城市中娱乐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其品质好坏直接影响着城市面貌，也关系着广大群众的生活品质。近年来，通过公园品质的提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科学的完善方案，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相关部门将其有效解决，以此来将人民公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1公园推动经济发展的途径

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园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观赏、休憩、锻炼身体的场所，因此，公园在建设过程中都会配有完善的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绿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公园并不具备经济效益，但如果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则可以通过人民公园创造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通过公园品质的提升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我国旅游行业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过去的时间里，旅游景点大多都是自然风光和文物古迹，人造主题的旅游场所很少，从而导致旅游资源十分匮乏，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为了将这一问题有效解决，各级政府部门开始尝试以人造主题公园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游玩，通过对主题公园品质的有效提升，使得整个地区的旅游业格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同时也推动了住宿、娱乐、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发展，给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通过公园品质的提升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为了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在对住处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楼房价格、建筑成本、配套设施等。此外，小区楼房周围环境的好坏也成为了当前消费者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调查显示，距离人民公园近的小区楼房要比距离远的销售量高，这就说明人民公园已经成为推动房地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提升公园品质，对房地产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公园品质提升催生民生经济

公园品质的提升并不单纯集中在硬件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完善上，而且还要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公园品质的提升，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促进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发展，使其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进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由公园品质提升而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性的，一旦民生经济得到了促进，区域经济势必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2提升公园品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目前，尽管人民公园建设和品质提升工作引起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就公园品质提升整体的效果来看，却显得有些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提升公园品质过程中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为了将公园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我国在公园管理上大多实现免费制，即使有少量的资金收入也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以此来达到公园收支的稳定与平衡。由于人民公园具有公益性，所以公园的建设资金和后期维护费用往往需要政府部门承担。但就目前政府在人民公园建设上所投入的资金来看，却并不能满足公园的建设需求，从而导致公园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从这一观点出发，政府部门在对公园进行建设、管理的时候，应该树立正确的理念，将“为群众提供服务”作为公园建设、管理的根本目标。

场地被蚕食或改为它用

公园是城市中娱乐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是为群众提供服务的公共场所。一般来说，园内土地面积和设施是不能改为它用的，然而就目前大部分公园的现状来看，却被周边单位和个人据为已有，在园内任意拉结高压线或将建筑延伸到公园内，甚至还有一些违章建筑出现在公园中，这些问题都会给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困难，同时也会影响公园作用的有效发挥。

管理手段比较落后

既然我们将公园品质的提升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途径，那么我们就应该对公园的管理给予高度重视。科学的管理手段能够大幅度提高管理水平，有助于公园的有效运作。然而就目前公园管理手段的选择来看，却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这一问题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人员管理制度的落后，公园管理人员是事业编制，具有终身性，所以对管理人员来说，工作干好干坏一个样，在这样的制度下，职工对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势必会降低，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其次是体现在绿化养护、防火、防盗方面，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并没有改变上述工作的现状，工作开展仍然以人工为主，工作效率低，效果也不尽人意。

3提升人民公园品质，助推经济发展

公园品质的提升是一项全面而又系统的工作，需要领导部门从多个方面着手，制定切实可行的完善对策。结合我国当前人民公园建设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其完善对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做好公园规划工作

规划工作是公园建设的关键，也是建设基础，所以，确保规划工作切实可行至关重要。目前，政府部门给予了人民公园新的发展意义，使其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机融合起来，所以，公园的规划除了要遵循生态原则、文化原则之外，还要在此基础上加入效益原则。在具体设计中，应突出公园的特色，力求创造一种具有良好景区布局、内容丰富、景观协调的.公园。

建设与保护并重

过去的时间里，相关部门只注重公园的建设，却忽略了后期保护工作，导致公园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丧失了原有的意义。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应提高对公园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公园的文化底蕴，保护自然环境，同时也可以加入一些人造景观，丰富公园内容，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对管理机制进行创新

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有健全的管理机制，公园管理也不例外。结合我国当前人民公园运营和发展的现状来看，对于管理机制的创新，我们应该从三个部分着手，首先，要创新管理理念，虽然公园是免费开放，但服务质量却不能有半点马虎，一定要对服务质量不断完善，尽可能为广大群众提供舒适的环境。其次，要建立规范的聘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激励制度，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理念，实现公园管理智能化、网络化，以此来提高公园管理的整体效率。

实施“抱怨”管理

所谓“抱怨”管理，主要是根据居民和游客在游览公园时的不满和诉求为依据，结合公园当前管理的现状，通过改变管理方面和手段的途径，将问题一一解决。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对公园的管理工作进行不断完善，提高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日后公园的长足发展提供依据，更好的将其作用发挥出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公园品质与经济发展虽然看似毫不相关，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民公园不单单是城市娱乐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城建部门需要提高对人民公园品质的重视程度，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对公园进行合理规划，从多个方面着手提升公园品质，从而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明盛.提升公园品质助推经济发展[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06).

[2]项行军.论公园绿地如何推动园林建设[J].商品与质量：建筑与发展，(03).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6篇

一、 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的历史发展

(一)经济法理念研究雏形期

《_民法通则》颁行前,经济法和民法学界就经济法的对象、体系、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旨在确立经济立法的发展方向,即是采用部门经济法调整体制还是民法和行政法的综合法律调整体制,“纵横经济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综合经济法学说”和“经济行政法学说”

前述学说详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梁慧星、王利明所着之《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一书。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几种观点。虽然它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认识并不完整且有偏差,但皆关注到国家的纵向管理性手段介入经济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学的起步阶段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和学说都没有触及经济法的理念问题。

譬如当时被中国学界广为接受的“纵横经济法学说”亦只论及经济法的产生、独立地位、基本原则、主体、法律体系等问题,参见刘文华《“纵横统一说”是经济法的理论基础》,1985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法理论会议材料。

1986年4月《_民法通则》的出台结束了激辩已久的经济法、民法关系之争,也推动了经济法学说进一步的反省和修正。此阶段涌现的杨紫烜之“经济管理与协作关系说”、漆多俊之“国家组织协作的经济管理关系说”、谢次昌之“经济管理关系说”等理论是经济法学者们反思的成果,但对于经济法理念的探索还是付诸厥如。

_年7月学者江山所着的《中国法理念》出版,随着中国第一部法理念学术专着的问世,中国的法学界开始关注理念这样宏观高度的理性构建问题。1991年6月刘瑞复推出《新经济法论》在开篇的第1章“经济法本体论”中谈到:“当我们把经济法当作法的新的扬弃形式加以研究的时候,不能不首先从对经济关系、法观念和法三者交互作用及其演进的分析开始。”循着这样的逻辑线索,经济法是“垄断经济——社会本位法观念——调控法”[1]。此章中我们注意到“法观念”一词的频繁出现,通常而论,法观念是一个容括理念在内各种法律思想意识的总称性概念,由于在该书中由于具化为本位法观念,所以细究其义,应是与法理念通用的狭义所指。1992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召开年会,会上许多代表就经济立法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展开了讨论,这些对经济法应然性规定的有益探索,是学者们追求经济法理念的初始形态。

_十四大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经济法个别学说中也凸显出经济法理念的雏形,尽管这些思想零散见诸于经济法的其他主题性研究,同时也依然没有以理念定名。如_麒的需要干预论揭示“国家适度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本位思想[2],尽管这些阐释是在论述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出现的,但却是契合经济法理念本质意义的观念。王保树的“新经济管理关系论”提到:“对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的概括,应该从行政性转变为社会公共性[3]。本质特征中“社会公共性”的总结暗合着对经济法精神的探寻。王家福的“经济行政法论”对经济法公法属性的界定虽可诟病,但“它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的描述,及对“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4]的强调却是理念高度的认知。

(二)经济法理念研究初始期

此阶段的学术着论始见“理念”二字,但将经济法理念作为经济法律制度内在精神进行解读的文章很少,李金泽、丁作提的《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是发表于期刊杂志上关于此主题较早期的文章之一,为经济法的独立性饱受疑义时的作品,该文所指的“定位理念”围绕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之特点展开,文章指出:“经济法定位的本体基础”是“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经济关系”[5]。这样的理念研究模式在今天的学术界已不再使用,原因在于以社会关系为角度的探析并不是符合理念本义的研究路径,但该探索方式在经济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运用,具有特定历史意义。何文龙的《经济法理念简论》明确解释了经济法理念的定义:“是关于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内在规定性的归纳,是经济法诸项制度的灵魂。”并指出经济法的理念涵盖“本体论”、“本位论”和“价值论”三方面[6]。本体论包括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本体和作为国家经济职能的政治本体;“本位论”两分为主体本位和利益本位;价值论中兼纳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效益和经济自由。该文展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念蕴义:“经济法因立足于国家经济生活而以整体为本位(或称社会本位)”;“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和促进公法上的社会正义,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经济法“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但文章在经济法理念的内容认识上糅入了经济基础、经济职能、价值等并不类属于理念内涵的概念,这样混杂的表达让人困惑;同时,该学者把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为本体的公法”之观点也不足取。

检视此阶段的经济 法着作,谈及经济法理念者亦寥寥。1999年出版的《经济法原理》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了界定:“所谓经济法理念,一般说来就是关于经济现象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和相关的各种观点学说的理性认识。”该书对经济法理念的直接揭示抓住了理念的本质——一种主观性的理性认识,但其“经济法概念既是经济法理念之源,又是其核心”[7]的表述在今天看来却是不恰当的,它打乱了理念与概念的序位层级。

(三)经济法理念研究发展期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获得加速发展,有大量的文章面世,现捡其要者略述如下:张守文在2000年第5期的《中国法学》上着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简略概括经济法基本理念的含义。2001年1月董延林在《求是学刊》上发表《经济法现象与经济法理念》,对经济法理念加以客观审视。程信和、李挚萍于2001年2月在《学术研究》上撰文《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整理出经济法一系列的基本理念。2001年第3期《法商研究》刊载了陈云良的《谨慎干预——经济法的现代新理念》;徐孟洲、谢增毅在《法学家》2001年第5期具文《一部颇具经济法理念的产品质量法—兼评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修改》。陈运华于2002年3月的《河北法学》上发文《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提出“经济法的理念是建立在“道德人”理念之上的。”2003年有2篇系统全面论述经济法理念的作品,一是史际春、李青山在华东政法学院院报上发表的《论经济法的理念》,另一是昝淑珍于《政治与法律》上所撰的《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该年7月,单飞跃、罗小勇取程序研究角度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经济法程序理念论》一文。2004年《科学?经济?社会》开卷的第1期登载了吕志祥、辛万鹏的《再论经济法的理念》,2004年第4期《云南社会科学》推出了杨三正的《论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2005年是经济法理念文章盛产的一年,仅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现代法学》中的徐孟洲、谢增毅的《论消费者及消费者保护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以人为本”理念与经济法主体和体系的新思考》、江帆的《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常健的《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的齐建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法的基本理念考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中的刘映春的《从农民减负看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法学杂志》中的秦守勤的《经济法和谐理念之我见》等。2006年3月,《江汉论坛》刊登吕忠梅、陈虹的《经济法:在可持续发展的拷问之下》,该文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全方位地冲击着法律所奉行的理念,……其中尤以对公平观的扩展和更新最为典型。”《法学》2007年第3期上发表了顾功耘的《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2007年第6期的《环球法律评论》登载了江帆的《经济法实质正义及其实现机制》;许石慧在2007年11月的《理论界》推出《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兼谈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一文,等等。

这一时期经济法理念的着作也相继出版,主要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单飞跃的《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成涛的《经济法的理念与运作》,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6月版徐文超的《经济法理念与体系重整研究》与9月版张莉莉的《经济法自由理念研究》,2007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赵立新的《社会和谐之经济法治理念》。与此同时,关于经济法理念的课题也陆续开展,

如_麒主持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经济法理念研究》(项目编号04FX039),湖南省2000-2001年社科规划课题中有《中国经济法法理观念与价值研究》。经济法理念的研究进入生机盎然的春天。

二、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的特色

(一)构建观点的现代化

在就作为经济法律制度及运用之最高原理的经济法理念的探索中,经济法学者们坚持着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精神,这种精神的把握,并不否认对传统理念观的秉承,认定经济法理念的历史性特色,是一种获具时代意识的扬弃。

以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的会议主题为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的现代化特色。2001年和2002年第九届、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就与现代精神相合经济法理念的内涵、意义提出多种理解,讨论极为热烈。2003年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强调,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与时代同步,应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种背景变化,经济法的指导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应增添新的内涵。”同时学者们联系金融、财政、竞争、社会保障等法律制度对经济法理念作了具体的研究[8]。2004年第十二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涌现出了许多与科学发展观相契合的理念研究成果,具有深度的价值意义。2005年第十三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则将经济法理念放入和谐社会的现代化命题中加以创新,关于经济法理念的认识愈见走向成熟。具体内容详见《法商研究》2002至2006年每年第1期对第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的综述。

检视经济法理念的学说,许多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新兴观点出现,如“谨慎干预论”、“均衡和谐发展论”、“科学发展观论”,“人本论”,“协调论”等

详见文章第三部分关于一元论、二元论与多元论并存的脚注。,皆力图揭示经济法理念之内在奥义;同时,在学者们的各种着论中,我们也看到了植入当今社会改革中的自由、效益、安全、公平、正义等理念,传统经济法理念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延传和更新。

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借中国当今日新月异的发展跃入了它现代性特征锤塑的年代,正如常健谈到的:“现代性运动及经济法历史发展进程表明,经济法理念正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性的时代意识、理性化、进步观念与反思精神的法律确认与表现。”[9]现代性要求对理念的探索与时代的中国构成深刻的关联,在此意义上,经济法理念没有终结性质的发现。

(二)探索视角的多元化

考察学者们解析经济法理念的文本展呈,多元的探索视角使得该主题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种生动性:

1.观察性视角:这是一种朴素而传统的研究视角,它是经济法学者探索的基本角度,即面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循着观察——提炼——思辨的轨迹,得出言约义丰的结论。

如董延林通过析解经济法现象的合理性、复杂性与变动性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了客观的审视[10]。程信和、李挚萍从经济立法宗旨的演化中观察到经济法发展观的变化。

程信和、李挚萍在《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撰文《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指出:如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提的就是促进经济发展, 1996年颁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颁布的《节约能源法》等提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1998年再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及2000年修改 重新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提的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徐孟洲、谢增毅则在研究《产品质量法》后指出:“相比国外单纯规定缺陷产品侵权责任的产品责任法,中国的产品质量法在内容上的这种公法和私法的融合,是经济法综合运用各种调整手段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国家介入经济生活,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之理念的反映。”[11]

“经济法理念是对经济法现象的各种理性认识。”[12]“是关于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内在规定性的归纳。”[13]对经济法理念的理解提示我们:认识和归纳都是观察的结果,这样的研究视角是与法理念的本意相洽的。

2.比较性视角:比较之目的在于界清混芜,从而承托出研究的重点。经济法理念研究的比较视角有两个维向,一是同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二是与经济法其他基本理论问题的比较。

将经济法的理念与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部门法的理念相较,是经济法通过基础理论的自足而自立之重要表现。对此,学者们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如高小勇“站在本位理念的视角比较经济法理念与民法理念、行政法理念的不同”以证明“经济法理念具有独立性。”[14]甘强通过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法理念辨析,界清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分野[15]。

厘清经济法理念与其他基本理论问题的关系,则裨益于正确深入地理解经济法理念的内涵。基于此视角,昝淑珍指出,经济法理念“不仅高于法律表象,而且高于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与经济法领域中的其它概念如‘经济法观念、经济法目的、经济法思想、经济法理想’等皆有不同。”[16]姜方利则对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的价值、基本原则、宗旨、功能加以辨析[17],以表明理念在法律现象最高、最抽象层面的意义。

3.批判性视角:学术的批判与争榷,是检验已有学说与激发新兴见解的重要方式,经济法学者们进行观点的互评,其意并非图“树起一帜”之位,而是希望通过一种反省式的论辩来帮助经济法良性成长。

站在此视角,学者们有大量批驳的具指,如刘水林“法本位作为法基本理念的‘硬核’,也即最高层次的法理念,经济法的最基本理念为社会本位理念。”[18]之说遭到朱卿、吴志刚的质疑:“法律本位……绝对不能上升到理念高度。”[19]

史际春、李青山否定了经济法学中存在着的一些“欠适当”、“似是而非”的经济法理念。

史际春、李青山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的文章《新论经济法理念》中指出:由于不能准确、深刻地把握社会化和公私融合、官民平等合作的真谛,经济法学中存在着一些欠适当、有些是似是而非的经济法理念。为了学科建设和科学,要藉此机会对事不对人地提出。诸如“经济法是公法”、“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法”、“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不平等”。姜方利批评了郑汉杰认为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就是经济法的宗旨,就是经济法的主要目的和意图的观点[20]。李长健认为“‘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法学理念变化的结果”的“这一认识是极其错误的”李长健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的文章《论和谐社会与经济法理念的平衡协调——以利益为分析起点》中指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本位”应是“个人本位”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个人为获其更大、更高、更好、更持续的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有针对性、有原则的理想抉择。。武中俐从劳资争议解读了经济法理念方面的失误,直指式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武中俐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8期的文章《从劳资争议解读经济法理念方面的失误》中指出:经济法原则和理念中存在着片面强调“效益第一”和“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缺陷,为劳资争议加剧提供了制度依据,也给经济法的理论制造了混乱。

尽管其中的一些诘责批评也存在偏误和歧解,但各种观点充分的置喙与表现利于问题的辩识,学者间见解的摩擦使得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充盈着活力。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化

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呈现出创新的趋势,不仅利用交叉性学科的探索手段,还有探进内部联系与规律性从而提升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系统论方法。

如刘大洪、岳振宇在《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发表的《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一文采用就是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尤以跨学科门类的研究表现最为突出:除传统法学思考进路外,经济学、哲学甚而在其他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中甚为罕见的理学研究模式共同丰富着对经济法最高原理的认知。

经济学方法是法学研究最常借鉴的路径,但在上个世纪经济法理念的探索中,适用该方法者很少,对此有学者专门着文张本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其基本理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类理论,别是经济学理论的影响。”[21]21世纪里,学者们对经济学方法开始更多的运用,如:陈乃新以剩余价值法权化为中心对经济法本质进行探求,采用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22];曹泮天在论述现代经济法的均衡理念时,选择的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23];朱红彦对经济法社会和谐理念的解析,则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24]。

作为万学之学的哲学,其特征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追求真理、考问本质,这样的探索特色也正是经济法理念研究所需的。因此,一些学者们沿循着哲学之路去发现经济法的精神实质。如:许石慧在阐述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时[25],常健在探讨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26]时,皆采用了现代性的审视方法;刘亚丛和程延军借用哲学中庸思想为经济法确立其价值目标

在2007年8月举行的“13省市自治区法学会第23次经济法学术研讨会”上,刘亚丛与程延军提交的论文《经济法基本理念的思考》认为,“经济法要追求一种‘中庸’,不要为短期经济发展目标而走上太过偏激的道路,“中”就是要以全社会中间部分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为保护对象,发展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即整体利益。;王福波解读了经济法理念对儒家精神的传承[27]王福波在《论经济法理念对儒家精神的传承》一文中认为经济法“社会本位”、“平衡协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蕴涵着儒家思想和学说中的人文精神、道德精神、中庸精神以及和谐精神。;陈运华则从哲学的人性论将“道德人”理念作为最基础的理念[28]。

在以上研究方法之外,有学者还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创新,如单飞跃在《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一书“理念论”中进行了经济法的“社会力学分析”:“国家与社会理念力的斗争,即‘自由、效益’理念和‘平等、权威’理念的妥协,产生了经济法部门的‘公平、合作’理念,”[29]并用立体的模式图演示了经济法的惯性力学原理。力学乃物理学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此概念被应用于经济学,有诸如经济均衡的解析,而在经济法学领域,借用力学分析者未有前例,其巧智用心可值嘉许。

三、经济法理念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一)经济法理念研究的成就

1. 经济法理念研究确立了其与时俱进的探索基调

经济法理念是经济法的灵魂,经济法是部门法中时代气息最强的行为规则体系,因此,经济法理念应是中国经济法时代精神的凝炼与升华。学者们若要科学地认知这些时代精神,就必须从空中楼阁式的封闭和隔绝中出来,开展应时性的探索。

纵览现有的经济法理念研究的学术成果,“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 “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知识经济”等时代性特色鲜明,除前文两部分列展的佳作外,还有如朱大旗、邱潮斌的《经济法理念下的科学发展观》[30],吕志祥、张馨予的《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理念的新发展》[31],_的《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重构》[32],肖辉的《和谐社会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调整与重构》[33],刘普生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34]等。可以说,此种回应时展的研究方式,在前后代经济法学者们的不懈探索 中获得了自己更为坚实的品格,而在这之后,它在指导立法实践的同时更得到了深化。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总结: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从探索起步时局限于继承一般法理念的学说到如今既有学说与新立学说的兼容,已达成了在认识问题上从理念固定论转向时代迁变论的共识,确立了其与时俱进的探索基调。但同时,我们并不认为经济法理念的探索已修成正果,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需要学者们不停地在经济法思想的深层进行挖掘。

2.经济法理念研究建立了其多音争辩的榷议模式

在经济法理念思想单薄的年代里,有太多关于经济法独立性的诘难,正是这种打击生存式的历史境遇,使得学者们在后来进行的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中意识到:虚空的高调论战是苍白的,惟有回归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成熟。“理念”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课题,不仅要以沉伏的静研之态,扎实于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而且要进行观点互榷式的摸索,建立同行间学术的良性互动。

借鉴却不简单地趋迎,批判亦非无端的攻讦,经济法理念研究这种多音争辩的榷议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真正可贵的学术旨趣,这正是经济法发展所切实需要的。近年来,学者们的许多理念研究作品就是这种榷议模式下的成果,学者们没有随意趋附某一种观点,而是努力自思,针对相互观点的抨击和否定,使得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在“破”之层面上未显任何怯意,而继后的“立”意更堪激赏。

当然,多音争辩的榷议力度也受到辩论风气的礼数限制。如在质疑同仁之论上,单飞跃的《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书中统以“有学者认为”来契领,如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对有欠适当、似是而非的经济法理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却特地表明“对事不对人”,这些疑义和批判的文字均未见脚注或尾注中学者的名字与观点出处,原因并不能归结为疏漏,乃中国传统学术风气中的“礼貌”使然,但是礼貌有余,却从客观上削弱了学术辩论的严谨性。

:请记住我站域名 3.经济法理念研究开启了其制度指引的转化进程

“各种现念直接影响着经济法的精神追求,但仅存于精神层面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现念融于或转化为现实的制度。”[35]许多学者开始着力于将经济法的理念用于解决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如:_麒用整体公平、实质公平、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全理念来研究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36];刘映春强调“坚持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消减城乡双轨制下的经济特权”[37];李长健、辛晨运用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理念来解决“民工荒”问题[38];徐孟洲则两度撰文呼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构建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的经济法体系[39]。在“社会本位”理念下,蒋悟真梳理了经济法的主体制度[40],刘水林探讨了区域经济制度问题[41],赵力对未来中国西部反贫困的制度进行了设计[42],李勇则尝试以该理念来破解信托业监管制度的难题[43]。

针对经济法的具体立法问题,学者们也尝试以经济法理念作为研讨向度,如徐孟洲、徐阳光在2005年全国经济法年会上指出:“中国经济法的理念包含‘以人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三项基本要素,应当在财政转移支付法立法中予以贯彻”;王欣新在2004年第2期的《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上具文《论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强调新的破产立法需运用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理念;沈凯、唐松涛于《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建议将经济法以人为本、平衡协调、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作为出发点,制定出“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文件”等等。

以上用经济法理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尝试开启了经济法理念其制度指引的转化进程,这个进程的主题是:随时观照经济法是一国干预其经济的法律秩序图景,决不偏离本土意义在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舞台上演出“舶来话剧”,亦不脱离实际情况进行超现实幻想。

(二)经济法理念研究的不足

1.成果表现的非多样性

尽管近年来对经济法理念的探索形成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由于研究时间的迟晚,以至于理论成果表现的数量不足,表现的形式亦很有限:主题式文章近年虽有增加,但专论性着作较少,课题类钻研更是缺乏,指引法律制度的转换成果也不充分,这已成为经济法理念研究无法回避的“硬伤”。对此不足我们首先必须予以解释:经济法部门法地位犹疑的时代,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经济法是否纳进民法的问题,理念是远离这个中心的抽象论题;当《民法通则》的颁布解决了当时在学界聚讼已久的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纷争后,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经济运行状况,学者们竭力所思的则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联与区别;市场经济方向确定后,司法改革中启动的“大民事审判”方案又将经济法推入前途未卜的阴霾。没有更多时间投入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也没有更多精力去提淬真正意义的理念内涵,经济法学界疲于应付着一场场变动。

这样的原因解释的确是客观而合理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正视问题的另外一面:正是由于对经济法理念等关键课题的忽略,使得经济法贫血于基础研究的自足,弱质之躯何以顶风而立?因此,壮大经济法理念的研究队伍,增加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成果数量和丰富研究形式应成为当前要务。

2.理念总结的非全面性

经济法的理念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科学反映经济法理念的特有属性,为经济法理念做出适当的定义。在此界定问题上学者们并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也没有过多激烈的争论:究其因,一是由于法理念是个古老的论题,所以经济法理念的定义研究能吸收相当多的历史养分;二是本来法理念的定义就存在差异,表述的不同并没有从实质上损害对理念内涵的基本把握。尽管没有难度,也没有激争,但在各种定义经济法理念的大段文字中,我们仍然需要一些确定、精炼且更为全面、统一的东西,学界的工作未竟而须继续。

什么是经济法的理念?这是现今总结最为不足的问题。当前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是“一元论”、“二元论”与“多元论”并存

一元理念论的代表有:史际春、李青山的实质公平正义论(《论经济法的理念》,《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42-51页);顾功耘的社会整体利益观论(《略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法学》,2007年第3期,第16-24页);杨三正的人本论(《论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22-26页);姜方利的社会本位论(《经济法理念若干问题探讨》,《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第32-34页);马跃进,李彦芳的协调论(《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经济法的理念》,《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42-46页)。

二元理念论的代表是平衡协调和社会本位论。持此观点的有朱大旗、邱潮斌(《经济法理念下的科学发展观》,《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7-123页),还有刘映春(《从农民减负看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84-87页)。

多元理念论包括:程信和、李挚萍关于发展观、效益观、安全观更新的观点(《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第67-75页);吕志祥,张馨予拓展公平、安全、效率理念,增加协调发展理念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理念的新发展》,《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5 0-54页);_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安全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和公平发展理念的观点(《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重构》,《政法论丛》,2004年第3期,第70-71页);徐孟洲、徐阳光的“以人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论(徐孟洲、徐阳光,《论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对制定〈_财政转移支付法〉的若干建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第1期,第80-83页);昝淑珍的社会整体利益、政府有限干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论(《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5期,第90-101页);吕志祥、辛万鹏的自由竞争理念、公平发展理念、经济安全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论(《再论经济法的理念》,《科学?经济?社会》2004年第1期,第89-91页)等等。的局面,这其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厘清经济法理念层次构造的问题,而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也相当少。

对此,史际春、李青山指出法理念具有层次性,分为最抽象(最基本)的法理念和具体形式的法理念,“公平正义是最高层次的法理念”,“而‘平等’、‘自由’、‘效率’、‘秩序’等则是次于公平正义具体的法理念”。部门法之下的某种或某类制度,也可以有其自身的理念。两位学者的见解提引出经济法理念研究必须直面的一个课题:经济法部门法层级上的理念应是一元还是多元?多元格局中是核心理念与基本理念的集合体还是诸多平位的理念?部门法下的单行法是否需要自身的理念?现有的经济法理念与具体法律制度的结合分析中,没有论及单行法的理念,皆以经济法的理念来指引,那么,单行法的理念该如何提炼?经济法是否还要划分实体法与程序法理念?

有学者将经济法的理念细分,具体界划出实体法的理念与程序理念。如单飞跃、罗小勇在2003年第4期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撰文《经济法程序理念论》指出“经济法的程序理念指导经济法程序规则的创建;同时,受制于经济法的实践理念,贯穿并表现出与传统程序法不同的价值趋向,作为其内容的实质平等、保护公益和多元善治理念,都应当通过传统程序规则的修正和补充,来构建和完善其程序制度支撑。”唯有理清这些关键问题,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3.研究界限的非明确性

此问题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划分出经济法理念、原则、概念不同的位阶层次,二是没有界清经济法理念、观念、思想、目的、理想、宗旨、功能等词语的区别。

其具体表现之一为:含混地将前述诸种与经济法理念摄含于一文之中,如周俊鹏在《税务研究》2008年第3期的《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的经济法理念》中谈到“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应遵循的经济法理念”时,指出“经济法的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为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的合理有效提供了根本保障”,将经济法原则与理念混淆在一起。马跃进、李彦芳在《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经济法的理念》一文中也没有区分经济法的理念和功能,将“协调理念”与“协调功能”在同一意义上通用。

表现之二为模糊用词、未明其义和一些学者在论及经济法理念内容时出现“价值理念”、“价值目标”混用等同的表述,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其中心实义不明,令人疑惑。譬如李长健在《论和谐社会与经济法理念的平衡协调——以利益为分析起点》的行文中同段里出现“理念”和“价值理念”并用,后文更是将“价值”、“概念”都混同于“理念”;顾功耘在《略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含混表达;刘亚丛、程延军在《经济法基本理念的思考》中则混用了“理念”与“价值目标”两词。

该文的介绍见本文二(三)的脚注

长期以来,对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忽略了清除研究界限上大量的含糊其辞,该问题限囿了探索的清晰度与深度,如不及时克服此陈弊,经济法理念的成果意义将被局限。

4.探索路径的非科学性

在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中,很多中、青年学者以一种探索的锐气,运用了一些新的分析方式,但析解的科学性不够。如单飞跃在《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理念论”中对概念“惯性力”的生造,惯性并不是一种力,此提法欠缺科学性;曹明星、霍阳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着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一个矛盾分析的框架》,该文阐释经济法的理念时基本脱离经济法本体的关注,而以推动民法、行政法的独立与来获取经济法的发展,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案难以获得认同。

从经济法理念研究的缺乏到现在言必理念的势头,也需要我们深思一些探索的恰当性,比如周吟吟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发表的《现代企业文化的经济法理念及其发展》一文里,将企业文化的本质、评价标准与发展途径与经济法理念相结合,忽略了经济法的理念是法的理念这样根本的东西;再如袁碧华、冯卓华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发文《解决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一种新思路——建立积极动态法律防治机制》,该文摘要中提到须“借助经济法理念,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但通篇行文根本没有涉及经济法理念;另外,该文写道:“公法因素介入公司内部治理,这使公司法不仅在市场准入方面,而且在公司内部治理方面也呈现出经济法的属性”,但其上下文对何谓公法因素、如何介入及怎样表明其经济法属性等关键问题也没有合理的阐释。

经济法理念并不是学术时髦的标签,不能在研究中随意标挂、生硬添加,研究路径的选取与方法的适用都要强调科学性,惟有坚持科学性,经济法理念的内在性、宏观性与应然性才能被有效挖掘。

柏拉图在谈到理念时说,理念构成的是有异于显现于外的现实世界的模型世界。经济法的理念,构筑的是经济法的模型世界。因此,对理念的关照,是一种具有宏观性的研究方法,它对于摒开经济法一些零星的表面浮碎的现象,避免感性的浅层认知,全面深入地理解其中的本质大有裨益。回溯经济法理念研究的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每个探索者都能以一个学人的沉静与下潜姿势,不浮嚣于表面争论,不把玩文字技巧,共同为经济法模型世界的构建努力。

参考文献:

[1] 刘瑞复.新经济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27.

[2] _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09- 211.

[3] 王保树.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20.

[4] 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讲座[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17- 18.

[5] 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J].法商研究, 1996,(5):66- 69.

[6] 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31- 35

[7] 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2- 83.

[8] 管斌,崔征,康健.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商研究,2004,(2):139-140.

[9] 常健.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J].现代法学,2005,(6):18.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7篇

东莞经济发展论文

东莞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总体上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今后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现在东莞市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分析东莞市的发展模式人手，对东莞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在借鉴我国其他地区发展模式及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东莞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东莞经济的发展模式（简称“东莞模式”）及其特点和成就

1 “东莞模式”的概念

“东莞模式”是对东莞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主要指东莞充分发挥人缘、地缘、政策优势，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迅速实现农村工业化、产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三赢模式，它不仅使东莞赢得了在国际经济中的一席之地，而且使国际资本寻找到了一个低风险、高回报、较稳定的投资场所，同时，更为重要的，这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

2 “东莞模式”的特点

第一，台商高度集中，在一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三千多家台商企业。

第二，传统劳力密集产业逐步被资讯科技产业所替代，高科技成分不断提升。

第三，台湾接单，大陆生产，产品全部出口的经营方式，提升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使东莞成为大陆的出口重镇。

第四，地方当局主动为台商排忧解难，而台商也积极回馈当地社会，形成台商与地方的良性互动。

第五，台商以东莞为家，把家眷也带到东莞来落户。

3 “东莞模式”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多年，东莞从一个传统农业县发展成一个知名的工业制造重镇，东莞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其核心要素是外向型经济主导、区外劳动力支撑、合作共赢的营商文化、务实有效的政府管理和发展创新的主动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向前推进，东莞的城市化水平也不断跃上新的台阶，社会各个方面均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村改居”工作的深入，东莞真正以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已寥寥无几。东莞的文化设施建设和群众文化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近几年来东莞还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典范品牌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广东省教育强市、广东省综合竞争力第一名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等等。

二、东莞经济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30年来，东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自20xx年金融危机以来，东莞进入了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东莞市政府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双转型，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管理、惠民生，初步遏制了经济下滑的势头，经济在逆境中实现了新的发展。20xx年预计全市生产总值376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人均生产总值56500元，增长10%。以来虽然世界经济有所复苏，外部需求有所上升，但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从东莞目前来看，经济外部需求依然疲弱，出口订单仍以短单、小单为主，实现出口复苏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预计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246亿元，比上年增长，人均生产总值66344元，增长。工业生产和出口均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813亿元，增长19%；进出口总额1213亿美元，增长，其中出口696亿美元，增长。从今年年初开始，东莞又出现了用工紧缺的情况，加之企业成本增加、贸易摩擦、利润较低等问题凸显，企业经营仍面临较多的困难。外商投资出现下降的趋势，民间投资未有效释放，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未恢复，经济整体态势仍将面临一段调整时期。

三、东莞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1 发展方式粗放

众所周知，东莞模式主要是靠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在这三大要素中，除了资本外，土地、劳动力供给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粗放式发展方式相伴随的是高排放、高污染。东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极高的环境代价。相关资料表明，东莞的环境承受力也接近了极限。

2 资源制约明显

受国内、国际市场供应的影响以及重工业化的加速，东莞资源、环境双约束和经济增长矛盾不断加剧，近年几番遭遇的“油荒”无不向东莞地区拉响了能源警报。

3 对外来资本和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过高

“三来一补”的主要特征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其优点是可以克服技术、管理和资金的不足迅速发展起来，缺点就是弱化了本地竞争力。一方面，研发、销售在外，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自己的销售渠道，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赚取廉价的加工费，附加值较低，产业体系落后；另一方面，这一模式导致本地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经济受外部形势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风险。

4 特殊的人口构成制约了经济社会转型

东莞模式造成的'东莞人口构成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严重倒挂。东莞的产业大军主要由非户籍的外来人口构成，这个庞大的群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对东莞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离开，这势必会影响产业的稳定性。东莞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东莞低端产业所吸引的人口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务工者，统计资料显示，在东莞的就业人口当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体文化程度偏低的人口构成，极大地制约了东莞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升级。

四、对东莞未来经济发展的建议

1 产业调整

从存量调整方面看，对传统产业，要用现代技术改造实现升级换代，要大力发展品牌经济，并果断淘汰少量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甚至完全只能靠违规排放才能生存的企业。产业增量调整方面，要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把重点放在大项目引进上，并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建立起东莞的现代产业体系。

2 坚持科学的经济发展观，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强区内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方面的协调，对涉及和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应当通过一个跨行政区划的组织和与之相对应的基金及机制来加以协调解决。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形成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和生态环保型的产业产品结构，使资源能源消耗明显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到，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科技创新水平明显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产业布局更加协调，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人口结构明显优化，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产业整体竞争力领先珠三角，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3 改善东莞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对于改善东莞经济的依存度，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伐；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水平；第三，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第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拓展内需；第五，加强营销，实施品牌战略；第六，建立完善的外贸指标体系。

4 协调人口的发展

把游民变移民。要立足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调整户籍政策，吸引一部分有意在东莞长期工作生活、素质较高的人口群体入户东莞，协调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比例。

5 走智慧发展的道路

智慧经济是近年来新兴的经济产业，由互联网和物联网相结合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可以借助虚拟经济的翅膀再次腾飞。金融危机中东莞表现令人欣喜，而今后东莞经济转型升级要走向何方关系到东莞未来30年能否继续引领中国的经济发展。东莞有很好的实体经济基础，如果能够在智慧经济发展上抢占先机，就可以抓住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从而实现成功转型。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8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公路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公路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可以优化配置区域内的生产资料，保证一个区域内部和区域相互之间信息，物资和人才等资源的流动。同时不断优化调整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使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笔者根据相关工作经验，主要探究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公路运输;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一个国家致富的关键是要先修路，公路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经济发展对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有一定的依赖。我国国土面积很大，但是总体的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要保证各种资源对所需区域更好的分配，急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主要的交通运输包括铁路，水运、航空和公路等，公路运输具有直接，便捷和覆盖面广的优势，我国区域之间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就是公路。公路运输方式已经贯穿我国各大城市和城乡，主要用于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已经成为了区域内和区域之间进行联系的桥梁，能够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

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公路交通运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从微观方面推动了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以下具体分析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

1.对公路沿线的'自然资源进行了激活。我国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能够改善和激活公路沿线的旅游和土地等资源。也就是说交通运输可以对区域的区位进行改变。我国还没有修建公路时，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不能被有效开发和利用。如果公路交通运输得到了改善，能够对上述资源进行开发和整合，可以对其进行利用，实现这些资源的市场价值，从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2.保证企业成本的降低。通过改善公路交通设施，可以提高交通运输状况。运输距离可以大幅度缩短。特别是对一些以交通运输为主要成本的企业，公路交通运输情况的改善可以可以明显降低其运营成本。此外，如果当地的公路交通情况很好，就会方便流入资本和人才，从而降低本地生产所需要的要素成本。同时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也有助于企业之间交易费用和仓储费用的减少。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如果消费者的需求发生变化，生产者对这一变化的反映速度更快，及时采取有效策略。

3.推动企业组织效率的提高。便捷的交通运输能够使企业劳动力和其他资本的利用率提高，从而使企业其他生产要素的获利能力提升。如果提高本地的生产要素组织效率，会降低费用和生产成本。交通运输的便捷程度，可以保证生产要素向所需企业的顺利流动，从而保证企业组织效率的提高，使企业所占有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企业运营过程中如果一个环节提高效率，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推动企业其他环节甚至整个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急需对组织效率进行调整。

4.促进物流规划的调整。企业物流主要的运输载体就是公路。如果区位发生变化，对企业的物流体系会产生影响。实践表明，建成的高速公路会带动沿线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具体来说，能使物流速更快，区域内也能连通各个经济单体，从整体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以上这些，企业选址的最佳位置是公路交通便利的地方。因为通过完善的公路交通运输系统，能够为企业创造更丰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

以上主要对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进行了分析。从宏观角度看，交通运输的发展也能更好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以下对其具体分析。

1.区域产业结构得到改变。公路交通运输能够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还能保证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需要更高更严格的交通运输条件。现阶段，我国需要运输的企业的状况是运输批量较小，运输频繁，时间要求高，有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动。因此公路运输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我国现代企业的第一选择就是高速公路沿线。现代企业不断依赖高速公路，相关人员要不断完善公路交通运输网，从而更好的保证城市优秀人才的流入和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企业有了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不断改进和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使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公路沿途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我国公路设施的建设可以推动沿线投资环境的改善。公路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投资，公路一旦建成，会改善区域的交通条件，能够使需要运输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和公路运输维修费用也会降低，从而降低成本，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例如：如果一个山区自然资源很丰富，但是交通不便，就需要建设公路交通网络。因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会吸引很多投资者。通过建设公路交通网络，能够对山区的自然资源进行转化，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3.实现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随着我国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对企业学习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比较方便。同时先进地区的资金和人才等资源也方便向落后地区扩散，可以调整不同地区的资源，保证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公路建设项目对各项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有带动作用。同时也能更好的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保证各个我国领域和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公路交通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公路交通建设。本文主要从沿线自然资源的激活，企业成本的降低、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物流规划的调整等方面分析了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影响，并从区域产业结构的改变，沿途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公路运输能好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王鹏岩.公路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J].科技风,,04:54.

[2]任向前.浅析公路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东方企业文化,,11:294.

[3]王巍.公路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J].才智,2015,30:3.

[4]宋琪.论区域经济发展中公路运输的重要作用[J].中国市场,2015,45:92+103.

[5]张家红.浅谈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关性[J].商场现代化,2011,12:93.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9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0篇

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第一篇:甘肃循环经济发展选择策略

摘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也越来越突出。

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推动甘肃经济发展，保护农村金融生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甘肃省未来应把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服务业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要不断探索，积极寻求出路，着力提升甘肃省循环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关键词：生态环境;战略选择;循环经济产业链

1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背景

循环经济是促进甘肃省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和实施，使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但由于西部地区土地相对贫瘠、劳动力素质较低、资金供需失衡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该地区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很大，农村地区的差距更大。

甘肃省丘陵地带较多且地形地貌较复杂，自然环境及生态环境较脆弱，多民族聚居现象较普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这些因素都对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必须引入一种比较经济、相对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的平衡发展。

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不仅在于“循环”，而更重要的在于“经济”。

新型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需要农业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这样才能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循环经济是保护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客观需要

传统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使甘肃省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农药化肥污染、土壤沙化及水资源污染、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要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摒弃这种破坏环境的粗放式开采利用模式，保护生态环境。

在这个大背景下，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摒弃高能耗、资源型、高排放的旧“两高一资”的发展模式，转而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永续利用的新“两高一资”模式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甘肃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建设甘肃的“两型社会”。

2甘肃省循环经济的发展概况

，甘肃省被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省。

自此开始，甘肃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及实际情况，探索出了一条企业、园区和社会三个层面全方位推进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甘肃循环经济的发展处于试点阶段，最初每年投入亿元用于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

早期的思路是选择各地区的主要工业城市、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业园区和在甘肃省具有影响力的重点企业开始进行试点，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循环企业内部小循环、经济园区内部中循环和试点区域内大循环的格局。

通过三大循环格局的构建，逐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态型农业建设，资源再利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并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力和创造力的战略新兴产业。

试点工作的成功实践，更加坚定了甘肃省以点带面，全面、稳步推进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甘肃省政府编制了《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并经_批复同意，此《规划》也就成为了甘肃循环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此规划中强调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构建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社会三大体系，发展甘肃省循环经济产业。

就目前来看，总体规划的实施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效。

一是较好的完成了《规划》确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据数据统计，6年来甘肃省无论是在资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还是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等17项主要指标上均已达到年度发展目标，部分指标已经超过年度要求。

全省各项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明显，为甘肃省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部分试点工作成绩突出，处于全国前列。

“十二五”期间，甘肃遵循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尽可能做到资源废弃物的充分利用，努力实现工业生产“零”排放，循环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并形成了具有一定推广效应的“七大特色模式”。

这七大模式是天水高新农业模式、金昌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白银有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张掖农业模式、定西节水型工农业复合模式、窑煤集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兰州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这“七大模式”涵盖了区域、行业和企业等不同层次，并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示范作用。

示范试点工作有效开展，不仅拉动了甘肃省循环经济、循环产业的发展，也将成为未来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的宝贵经验。

三是关键支撑技术研发得到突破，产业化水平提升。

典型的科技研发项目有：(1)白银公司的铜冶炼渣综合利用技术，此项技术能使废渣中的金、银、铜等各元素得到全部回收，废渣尾砂还能重复利用，主要用于矿山回填或者用于水泥生产，

实现了废渣的综合利用;(2)金川公司新型选矿工艺的研发，可以将选矿的回收率提高到96%，此项技术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酒钢集团的高炉铬渣解毒处理技术的研发，能够做到铬渣100%的无害化处理。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智力支持。

3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

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向东毗邻陕西省，南与四川省、青海省接壤，北边与内蒙及蒙古国交界，西边与新疆相邻，东北连接宁夏回族自治州。

驰名中外的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新亚欧大陆桥横贯甘肃全境。

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使甘肃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相互连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成了贯通东亚与亚洲中部、西亚与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通道。

甘肃省省会兰州市自古就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的交通及通讯枢纽，全国重要的几条铁路干线(陇海线、包兰线、兰渝铁路、兰新线、兰青线)均在兰州交汇，使其成为了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的中心，也是我国西北商业贸易中心。

甘肃省能源较丰富，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石油资源、煤炭资源、天然气资源以外，还有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资源。

经过多年发展，甘肃已经形成了以有色冶金、石油化工冶炼、机械电子制造为主的重工业体系，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基地。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甘肃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十二五”期间，甘肃省经济年均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个百分点。

经济总量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从亿元增加到6800亿元左右，连续跨越两个亿元大关。

自20起，甘肃省每年在循环经济项目上的投资平均达到600亿元以上，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近40%。

据初步核算，甘肃GDP增速为，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亿元、亿元、亿元，增速分别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作为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亿元，比上年增长，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政府的政策支持

6月1日颁布的《甘肃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简称《促进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该《条例》是依据《_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制定的。

《促进条例》以甘肃省实际情况为依据，是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化建设迈出的一大步。

《促进条例》从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社会三个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循环型工业体系建设方面，确定了对工业项目实施重点能好监管制度，构建切实可行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淘汰机制，建立淘汰名录管理制度，推进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矿产等资源综合利用;在循环型农业方面，《促进条例》明确了要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了农业废弃物回收及综合利用方法等内容;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等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激励措施方面，加大力度扶持资源枯竭型城市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带动其产业转型。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甘肃省在《促进条例》的框架下，逐步建立健全相关法规保障体系，贯彻落实财政、金融、税收、政府采购、价格机制等全方位循环经济优惠政策，

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国家关于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构建并不断完善循环经济统计指标和考核体系;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标准，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借以保障循环经济发展。

4甘肃省循环经济模式选择

循环经济发展按照不同方面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

(1)按照经济活动涉及规模不同，可以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

小循环主要是指企业内部废弃物和原料之间的循环。

中循环是指企业之间的循环，将一个企业不能再循环利用的废气物等供其他企业再利用，最终形成生态工业园区。

大循环是指涉及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最终形成资源节约型社会。

(2)按照循环经济设施层面，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企业循环经济模式、工业园区经济模式、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社会循环经济模式。

(3)按照产业结构层面，可以将循环经济模式分为：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工业循环经济模式和服务业循环经济模式。

首先，根据甘肃省经济及生态环境发展现状选择其具体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虽然甘肃省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其处在循环经济发展初期。

在循环经济发展初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发展小循环经济模式，即关注企业内部废弃物原料循环利用率。

甘肃省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特性突出表现为重工业化以及资源过度依赖性，石油化工、钢铁冶炼、煤电开发、有色金属开采、建材生产等资源开采利用和原材料加工制造业比重过大。

这些产业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比较大，提高这些产业内部生产循环利用效率对于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尤为重要。

其次，工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联较松散，尤其是纵向关联。

在工业领域并未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上下游企业生产综合体，并且各产业之间的分布也呈现出“孤岛型”特征，多以单兵作战为主，尤其是有些产业缺少能够为之构建循环经济生产体系的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性链补企业，

许多企业均处于整个生产链的最底端，不具备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及深加工的能力，产业链条未拉伸，生产的产品种类及结构较为单一，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相对低下。

因此，发展中循环即发展企业之间原料和废弃物之间的循环对进一步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更大空间。

最后，甘肃省经济主要是依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带动发展，因此，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和服务业循环经济显得更为迫切。

总结以上，适合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模式：

(1)发展工业循环模式，政府引导工业企业内部积极发展小循环，政府在外部积极建立生态工业园区。

具体措施包括给能源利用率较高工业企业提供一定优惠政策。

另外，集聚一些企业产生废弃物能被另些企业原料利用的相关企业，形成生态工业园区。

(2)发展服务业循环模式，涉及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

在这些行业中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最大产业是住宿和餐饮业，带动住宿和餐饮业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内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旅游业发展带动。

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模式具体体现在对餐饮住宿方面循环模式的建设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高新才.全力打造以兰州新区开发建设和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为重点的经济战略平台[J].社会纵横,(01).

[2]马莹.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研究[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4).

[3]马翠玲.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实现方式[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05).

[4]王海飞.甘肃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02).

[5]刘鑫,吴文瀚,蔡圃,蒋梦婷,王博.甘肃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开发研究,2012(06).

[6]胡彪,张丽琴,康在龙.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实现快速发展的产业战略研究[J].生态经济,2013(02).

[7]张美玲.湖北省发展循环经济战略选择与产业优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4).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1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2篇

[关键词]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

[DOI]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作了严格的区分，并对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教科书、专著、译著中对两者的区分没有统一的说法，正确理解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有助于克服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和空想论、僵化和自由化倾向，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义。

1研究历史

马克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公开地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正式的术语。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经典地阐明了“社会形态”概念所内含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即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容和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

1867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剩余价值率”中的“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这两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之义是人类历史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含义。

后来来自苏联_的僵化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条理论化体系的所谓社会形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将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在内的偷换马克思原经济基础范畴的经济结构的规范的社会形态概念的传统旧译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之舛，与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确观念的讹释。直到今天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

2相关研究现状

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的焦点，正确地区分两者的概念，把握其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四类。

等同论

取代论

取代论只用其中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具体表现为只阐述其中一个概念，而对另一个概念则不涉及。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都只讲到社会形态，而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相反，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哲学理论》一书中，只阐述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提社会形态。

替换论

替换论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可以用另外的词来替代，两者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人类社会”一词来替换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概念。

区分论

区分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类观点目前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戴安良、_（2002）认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有本质不同，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态的总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素和功能，它仅指社会的物质领域。王雪峰（2000）认为应当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能快速促进社会生产时代的进步，落后于社会生产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阻碍着社会生产时代的发展最终必然被打破。杨木（2002）提出“社会形态”的概念，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整个社会。杨木（2005）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认为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他提出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含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经济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丰子义（2004）认为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而要区分历史时代，必须看同一时期内何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现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是重大的。龚杰（1983）写道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确切的含义仅仅指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社会形态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总体。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社会的基础部分，后者则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以上对区分论的相关文献的描述可概括为下表内容。

3简要评述

由以上文献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不是十分了解，难以形成统一观点，所以会出现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四种理论。其次，大部分现有研究太过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大量文献总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找论据，应该跳出这个框架，使得提出的观点既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有一定的时代性。

参考文献：

[1]王雪峰.论划分社会生产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3）.

[2]戴安良，_.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区分及其意义[J].探索，2002（3）：71-74.

[3]杨木.“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辩证[J].甘肃理论学刊，2002（3）：27-31.

[4]丰子义.从全球化看社会形态的演进[J].河北学刊，2004（1）：30-49.

[5]杨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108-112.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3篇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目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①，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②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问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I司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③。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①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4篇

经济社会学的重点是在社会因素上,因此,对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分析立足于对社会因素的分析。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体系从经济社会学产生开始,经济学至少局限于经济领域,因此,踏出经济领域之外,所有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社会。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的分析虽然有所不同,但以共同点居多。美国学者斯梅尔瑟在其着作《经济社会学》中,将经济社会学分为: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的社会学分析、经济的社会发展三个层次[2]1。徐延辉在《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中,结合其它资料进一步说,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相比有7个不同的标准,具体包括:主题概念、经济行为、行为约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目标、使用方法和文化传统[1]12。在这些分析中,经济社会学无一不是阐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具体到社会包含哪些领域则有不同的认识。按照学者宋林飞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统计,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领域有:人的发展、人的角色、社会保障、消费、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社区发展、网络、住房等[3]41。在此,我们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展开确定大致的体系:社会各要素之间具有什么差别和联系,这是经济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社会要素可以归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在经济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则是除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因此,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可以分解为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这种大致的划分并没有太多意义,我们注意到,经济社会学不论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联而展开,因此,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经典着作。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各个要素不是单纯的与经济相关的单一指向,如在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中,也往往与政治、制度等因素相关。社会各个要素的复杂关系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社会到经济,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指向。将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反思两者的关系,这本来就是经济社会学产生的最重要背景。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的落脚点看,他们都是以其中的一个方面为基点。从社会到经济,意味着经济社会学要从社会因素中吸收养料,为经济学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经济社会学最终还是以阐释经济为目的。从经济到社会,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指向。经济与社会的关联,不仅可以通过从社会透析经济,也可以通过经济透析社会,不过,要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还要突出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社会学中,不外乎重点强调几种方法,相应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应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经济社会学强调的是经济史的研究,相应地从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源中寻找经济社会学要素。因此,应用历史学方法形成的经济史研究是经济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经济社会学成长过程中,一些理论,如数据、分析、模型等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层面。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更加强调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本来这些数据只是进行经济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一味陷入到数字分析中,则经济社会学即失去了社会意义。分析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特点,但也只是为经济学服务的。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是最广泛的。从现实生活的各个要素到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处处展现了社会学的影响。经济社会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地方在于,通过社会各个因素的互动以及与经济的关系,对经济问题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剖析。与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相应形成的经济社会学成果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学特点,在体系上也是具有社会学特征。这一部分内容同样立足于数据分析,同样也有实验,还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应用形成的成果是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与核心问题相关的体系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公认的事实。在这一问题的延展下,具体是如何展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考察,这对于经济社会学的体系会造成什么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尼尔?斯梅尔瑟在《经济社会学》中对于经济社会学是这样界定的:“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2]51在这个最为认同的解释中,经济社会学的原初意义就是利用社会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冠名以经济社会学的各种着作中,在研究领域上并非是利用社会学方法考察经济问题这么简单。以“新经济社会学”为例,传统的关于社会的分类显然不能适应新的研究,因此,“首先关键的任务,乃是区隔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差异,并藉此建立自身的理论原则与论述的正当性。”社会的新变化以及理论的不成熟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扰,无论是旧经济社会学,还是新经济社会学,都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并与社会接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所以难以细分,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实际上展现了经济社会学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面对社会不断变迁以及新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日益复杂的情形,经济社会的理论远远落后现实,这也造成了学科发展的局限。从体系上而言,经济社会学首先是从理论上确定方法,然后才确定学科范围的。目前,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因为它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中,而不像其它的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方面都已经定型。在经济社会学体系化的构建中我们需要明了几个问题:(1)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是围绕经济与社会关系而展开的,因此,其体系化也必然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所有的落脚点都是为了阐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至于利用社会学分析的非经济现象,虽然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的领域,但并不属于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体系。(2)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阐释而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知识,包括在应用的方法上,有时存在着矛盾的倾向。我们应注意到,社会学同样可以应用数学解释经济,这是不矛盾的。经济学高深的理论必须要同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突出经济社会学的内涵。(3)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乃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前行的,旧的社会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横向了解体系的方面,同时,我们看到这与现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别,新经济社会学在某些方面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毕竟经济社会学所谓的社会不是和社会学的社会有所不同。(4)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还可以从组成社会的因素中找寻经济社会学的各个分支,这对于构建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有很大帮助。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5篇

一、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结构及要素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学说。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 资本主义 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而 社会主义 国家的相继出现， 民族 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探讨资本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 总结 罗斯福新政编制宏观经济增长理论，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他们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值，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才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 投资 加速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 哲学 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2.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 教育 和科学技术。劳动力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对象即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 成本 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 传播 和应用。公式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_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因此公式可另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劳动力l1•科技k+资本z1/资本z2•科技k+劳动对象d•科技k）

公式中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资本z1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本z2为金 融资 本或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 金融 资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美国引发的全球性 金融危机 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泛滥的问题。

国际经济 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及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的整体或单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越大。

3.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至今争论不止，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的渗透，劳动力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资本（生产工具）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富含劳动量。

劳动力l1的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是三要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劳动力l2与 教育 结合是为持续的 社会 经济 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而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离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存在。

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 人力 资本的不断积累，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劳动力l1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的家庭起着决定作用，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问题更社会义务。

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劳动积累（资本和资源）、劳动创新（科技）、劳动技能转化（教育）的投入函数。

4.资本及其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 投资 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资本直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载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表现”为以货币为代表的金 融资 本即资本z1和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即资本z2； 金融 资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实物资本即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房 建筑 、机器设备、 运输 工具等设施或工具。

资本由现实形态演绎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从质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从量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相互影响关系。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币只要相对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 债务 成分就有产生膨胀的可能性。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 银行 则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

5.劳动对象d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用以 指导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发什么后开发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 法律 政策的高度；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6.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大力提高教育j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 管理 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7.科技k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学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使传统经济萎缩，使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科技密集型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产生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型，而这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的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1.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发达国家理论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理论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财富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却避而不谈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会动荡。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上述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国际经济 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及制度至少是基本经济经济制度就相对稳定。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然而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的制度化的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

现代 市场 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范的经济，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制度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经济手段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营方式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2.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基本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但是

目前， 社会 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 经济 资源、组织资源和 文化 资源的占有情况。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 管理 者阶层、资本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阶层、 工商 劳动者阶层、 农业 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等。

上层 建筑 中的党派 政治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政党的 民主 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

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广泛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领域，并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思想文化产品又直接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 民族 性，与制度 法律 相融合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为出广泛性，与资本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态性，与 教育 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就文化自身发展而言还具有 历史 性。 马克思主义 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因此，就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互动关系及其模型反映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辨证理念曾在 哲学 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 地理 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政治存在的反映，被理解为对阶级分歧存在的反映。这就不能完整科学的认识什么是社会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也就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经济存在、 社会文化 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是包含社会政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也间接的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 心理 ”要素占据重要位置，其论述往往给人唯心主义的感受。当然，意识的简单加总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只有形成社会性的、起主导性作用的社会意识才会有效的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才会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存在”分析模型，将“完整”的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国际经济 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社会经济意识y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 数学 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 成本 =利润的程度。如自然 环境 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 材料 ，那么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6篇

韩国对内经济政策方向

第一， 向适度增长、低物价构造转换。由于人口的增加， 为防止失业，韩国经济应保持不低于年均6% 一7% 的适度增长。稳定的宏观经济运作消除了企业经营的不安感， 使企业能够建立和执行中、长期投资计划， 加强产业竞争力。韩国政府基于上述认识，为在今后2 一3 年内实现3% 一4 %的发达国家型物价结构， 对财政、金融、外汇等宏观经济政策和改善流通结构、进口自由化、促进竞争等多方面的微观经济政策进行了改革。

第二， 向民间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化。韩国政府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通过财政、金融、外汇政策对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直接、间接的调控， 对各种产业的投资实行审批制、进口限制等， 对资源的分配加以协调

第三， 扩充经济社会基础设施（ 间接资本）。随着世界范围内开放化的市场经济的进程， 商品贸易、资本、技术、人员开始在各国家间自由流动， 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竞争力主要取决于非贸易领域的效率性。所以韩国政府一改以前的以供应方为主的教育体制， 按照产业社会的要求， 确定以需求方为主的教育结构， 适应开放大趋势。教育领域内也逐步引入对内、对外的竞争机制。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方向

第一，对外经济环境展望。21 世纪仅余4 年， 现时期韩国的经济秩序面临着剧变， 经济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交

通、通讯飞跃的发展， 信息化时代的进入， 企业活动的世界化，

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及WT O 体制的出台， 世界经济日趋成为一个地球村经济统一体。

第二，对外经济政策方向。韩国在新的对外经济环境下， 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应继续促进世界化的政策， 提高企业及民间各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及加强对华经济合作方案

东北亚地区经济极具活力， 拥有极高的经济潜力， 由于区内国家间经济互补性强， 为此， 应创造良好的区内合作环境， 不仅要促进图门江开发等区域合作， 还应鼓励地方自治团体（ 地方政府） 间的合作， 进一步提高东北亚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的层次。韩中两国经济交流在地缘、人缘和经济互补性的基础上， 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现在两国间通过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等方式， 韩中两国在A P E C、A S A M 等活动的共同促进过程中，合作紧密。考虑到国际社会中两国经济所占的比重， 可以期待在A P E C 和A S A M 中两国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将会进一步扩大。发展韩中两国坚实可靠、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对于21 世纪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对于世界的繁荣都将做出贡献。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7篇

【摘要】本文首先概括地介绍了农民减负的重要性，提出农民减负是农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减负问题的现状，最后，通过加强农民减负力度，将会大幅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民;减负;农村经济发展;影响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此相应的农村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落后的地位，农民的负担过重，许多农村选择外出务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减负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农村减负问题的探究对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1农民减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农民减负是利国利民的重要事件，对农村经济建设有重要的积极影响，是农民和谐美好生活的开始，政府部门要充分重视并帮助农民减负，使得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提高，农民的生活将会更加有意义，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为农业经济做出贡献，进而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发展。

只有真正做到农民减负，缓解农民的经济压力，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民无需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有更多的经历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1]。

2农民减负问题的现状

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我国农民负担过重的现象。

现阶段，我国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农产品的质量较低，出现产品过剩的现象，造成了农民无法获得高的利润，农民的经济收入仍然较低，这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同时，我国的农村管理体系不健全，领导的服务意识较差，税收政策不科学，无法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农民承担了过重的财政压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此外，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即使从事了一些其他行业，增加的收入也相对较差[2]。

农民负担过重的不利影响

农民负担过重不仅影响了农民自身生活水平的提升，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很大的隐患，使得农民丧失了对农业经济的信任，降低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弱化了农民农业投资的能力，造成了农业投入的大幅度降低，形成了恶性循环[3]。

3加强农民减负力度加强农民减负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

推进农民基层民主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不仅是为了保障农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还能够有效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农民减负的落实中有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农民委员会及乡级政府中存在许多贪腐贿赂、违法乱纪的现象，造成了农村负担的过重，农民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显得为重要。

通过实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加大了广大农民的力量，使得农民团结起来，农民能够实行自己的权利，监督领导的工作，公开政府财务信息，减少了乱收费的`现象。

制定农村减负政策

税收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制定有力于农村减负的政策，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收入主要就是来源于农业税收，减免农业税，农民的经济收入将随之提高，进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现了农民的减负。

4结语

建设现代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农民经济负担过重，导致农民的收入增产缓慢，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通过加强农村减负力度，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梅.农民减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J].农民致富之友,,23:239.

[2]时圣柱.浅谈农民减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J].农村实用科技信息,2015,12:41.

[3]张红梅.农民负担过重的客观原因及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_郑州市委党校学报,,06:51-52.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8篇

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全文如下：

摘 要：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多方面的认同困境。社会认同的流失会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社会运转成本增加。只有及时介入管理，才能提升和促进社会认同。

关键词：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我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一、社会认同困境的表现

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 社会整合复杂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_保持一致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1]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 二) 司法权威虚弱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 三) 社会关系紧张化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 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 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 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三公( 公权力、公益性、公众关注度高) 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2]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21 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 6 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10 - 11 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 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 四) 社会焦虑普遍化

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 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 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 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 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 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 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3]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是持有股票、还是持有现金、抑或持有黄金，哪个更能保值，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多变，预期方向不明确，造成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难以研判，这无谓地增加了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我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知道政府会如何出牌，那么政府就是可预期的政府。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在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紧张和不适。现在很多富人移民国外，不是对自己没有把握，而是对社会走势没有把握，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焦虑由此产生。一些年纪大的人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而焦虑，身体有病的人为看病焦虑，物价上涨让所有老百姓焦虑。就是做了大官，也有焦虑。官员怕说错了话，或者得罪了哪个领导，为个人前途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来调整，而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由于政策缺乏连贯性，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这样就增加了社会运转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容易对未来形成焦虑。

( 五) 社会冲突群体化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态度和信念，这些态度支撑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例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模式： 即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把问题搞大; 一个人的问题没人管，一千个人的问题就有人管; 把问题摆到大街上去，威胁到社会稳定了，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的群体化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

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都将面临不同的社会冲突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矛盾主体的两端是私对公。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公众与地方政府、村民与村基层组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群体性矛盾明显增多，矛盾基本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对抗。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变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2. 民意诉求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方式之外，目前出现了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因为，面对冲突，民众和政府都在极力避免直接对抗方式，努力探索更文明、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旅游等。

3.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有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小摩擦或者小纠纷引起的，这些微小摩擦在执政当局眼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能酿成大火，谁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终点。客观上看，人们对改革发展的预期普遍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以致心态失衡，加上潜在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一起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4.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宣泄不满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所以导致难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公众认为改革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共享，不认同现有的分配格局，一旦遇到事端，他们便借机表达不满，使事态不断扩大。

2009 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 ，总金额高达 514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 2. 6 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4]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居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基层政府每年因截访发生的开支惊人。公权滥用，维权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

( 六) 精英流失加速化

2010 年 6 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正在集中移民出走他国。2007 年，中国_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海侨胞的数量超过4500 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轮移民潮，上世纪 8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9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理性，本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带有综合性特点。考虑到国外的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综合因素，相比较于国内大城市户籍制度藩篱、高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等因素，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的移民潮不仅数量大幅上升，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 2009 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一半。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币) 计算，仅 2009 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是 23. 5 亿元人民币。尽管对我国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否集体外流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中坚阶层的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一富就溜。客观地说，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体制性的歧视、缺少对个人私权尤其是财产权明确的法律保障以及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这折射出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监督乏力和法治进程的受阻。国内的企业家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企业会被监管部门以什么理由把企业给毁了。

社会学家总结出来的一个趋势是： 人才、技术、资金都是从发达地区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然而，我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移民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国外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和社会的可预期性。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国外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机会更多; 对于财富精英来说，吸引他们的是相对稳定的期许。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的是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的生活考虑。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所欠缺的。大批人才外流，不仅带走了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也带走了社会成长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社会认同的期望。

二、社会认同困境的管理

社会认同的困境加剧了国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由于没有社会认同，失望和不满成了社会的主色调，这种情绪对青少年一代尤其具有严重的后果。由于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对理想与现实的迷茫，这会影响着他们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中，他们的生活没有准则，只图满足物欲和感官享受，蜗居一族、月光一族、啃老一族占据不在少数。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年轻人看到自我价值无法实现，便开始尝试_等新鲜_。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杀，甚至是自杀。[5]信仰危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的顽疾，如果再不介入干预，就会错失良机，加剧社会认同的瓦解。

( 一) 重建社会信任

市场经济本身不是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运转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交易双方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较量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杜绝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社会信任是社会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你爱，就不冷漠; 你信任，才能收获信任。安全感有赖于稳定的基础秩序，这种社会秩序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彼此信任而存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通过交换，分享由分工所带来的福利。一旦职守错位，秩序就会受到伤害，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这种无秩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硫磺到敌敌畏，我们的化学知识都普及了一遍，但我们的饮食却变得更加不安全。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会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倒塌。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应之。一句信任的话语，可以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信使，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激发无穷的潜力。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无言的伤害，尤其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遭到怀疑时，这样的伤害对于双方都具有破坏力。平等是信任的沃土，平等的社会才能产生普遍的信任。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富人警惕穷人，那么，穷人也不会相信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能够平视时，人们才易于相处，也便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准则。政府的诚信是社会诚信之本，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自身的诚信建设问题，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努力建设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欺骗失信者受到惩戒。只有通过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才能不断提升公信力，使政府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 二) 维护司法权威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 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法律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基本武器。司法权威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律不能为社会兜底，规则不存，社会大厦的基础就会动摇。近年来，在涉诉信访问题方面，出现了一股信访司法化、司法信访化的倾向。即当事人因诉求未满足就怀疑司法公正，乃至以身抗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行为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这种舍弃司法途径、寻求权力干预的行为，正是人治方式的怪胎。例如，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做出的不利裁决，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诉求，而是在心理上渴望见到大官，所以出现了越级访、进京访等告御状的现象。这种人比法大的意识，日积月累成了信访人告御状的原动力。当他们的告状意识形成一种情结时，也就愈加坚定了不放弃的决心。有的甚至拿着法院的终审判决去上访，把上访理解为法律终审裁决之后的一个程序，使得社会问题的裁决变得没完没了。

当事人对司法裁决固然有要求改变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也应该依法行使，而不能自行其是，更不能以违背公众利益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人都以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而司法机关惟恐发生矛盾不利于维稳而不敢坚持合法裁决，就会导致司法活动低效，甚至无效，从而损害所有社会成员的权益。当然，对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监督，失去监督的司法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一样，也会膨胀和腐败。对司法权的监督，应尊重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应符合宪法原则，有利于司法者独立行使职权。维护司法权威，要求行_力对司法尊重、服从和支持，没有这种尊重、服从和支持，司法裁决就不能执行，司法权威自然也无从谈起。行_力要达到保障民生、维护人权的目标，离开权威的司法制约和支持也不会实现。只有司法者与社会各界共同信法、守法和护法，才能维护司法权威，确保司法体制的运转功能，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

( 三) 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

造成社会认同困境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官员失职及政府失察有关。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规则制约，导致拜金主义泛滥、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社会环境恶化，应该说，官德的败坏则是首因。地方政府失去民心，民怨沸腾，这对社会认同的冲击很大。官员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示范效应，但是如果官员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民众就会觉得社会管理者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所谓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 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 官德彰则_稳，官德丧则_失。约束权力，依法治理，规则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社会规则存，_心向好，国民经济向好。当然，我们并不奢望一次性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规则的建立总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坚毅与持恒，强于等待与观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本清源，社会肌体才能健康，社会认同才能回来。

参考文献：

[1]敖带芽 .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关问题的探讨[J]. 攀登，2010，( 1) .

[2]于建嵘 . 底层立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208.

[3]石畅，赵展慧 . 全民焦虑： 现代化路上的阵痛[N]. _( 海外版) ，2011 -10 -21.

[4]海涛 . 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N]. 中国青年报，2010 -04 -19.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19篇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1）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的研究，从而吸取马克思经济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应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83

一、关于经济哲学定义的探讨

关于经济哲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提法就频繁出现于我国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处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地带”，所研究的内容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然而，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1]。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似乎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2]所谓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的哲学，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一个学科门类，旨在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西美尔认为，包括经济学和货币学在内的任何经验性学科，上下两端都靠哲学支撑，没有这样的支撑，经验性学科难以成为自身。上端者指学科起步时的逻辑前提，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性自私论、天赋人权论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就是这种情况。下端者指经验事实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解释。经济学能够用经验的方法确定和描述基本事实，如我国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经济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非要回答，只能像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在哲学面前出丑。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高于和优于边沁、康德和马克思的方法。”[3]

二、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认识

经济哲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和哲学相互融合和范式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他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奉献给人类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的经济学也非纯粹的哲学，而是在融合了两者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全新科学，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先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的思想进行批判，这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4]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马克思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这是一种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他还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这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5]，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他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充分体现出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科学性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人文性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6]。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7]，又是能动的、有价值、有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撇开了主体的人，而且缺乏对人的地位体现，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同时，他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抛弃了客观的物，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所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同时，又能够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过程。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20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机制；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在传统观念的不断转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行的，也是一个对经验进行总结与发展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历史相对较短，这也说明相关的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重视这一特殊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前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出现的主要前提就是改革开放，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传统的社会理论体制缺乏活力，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其自身的弊端，在当时，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的过程中受到“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_时期对其产生的冲击，导致社会主义处于停滞的状态，难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第二代领导人的出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_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尤其是在_之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原来越远。步入困境就应该对现状进行处理，通过改革的方式来面对当时的局面，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的工作重点，全面发展经济，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目标，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完善的改革计划与路线，也没有全面的理论可以为改革提供依据，所以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改革的理论，以此来对中国的国情进行结合，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活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主要动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主体机制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属于学术体系，所以应该遵守理论体系构建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并具有系统性、一致性、相容性以及系统性等原则。从内容上来讲，应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范畴、基本原理以及理论中心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以此来保障内容与结构上的统一，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向着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属于理论信仰，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_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基础。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无论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是在研究实践中，很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妖魔化了，这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运用，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重点内容，面对这一现象，很多研究人员在对其运用的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一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流地位，也有一部分的研究人员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西方的管理体制进行借鉴，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来对其进行创新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引导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研究主体来讲，党、国家制定的相关方针政策与理论研究工作人员之间的地位与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前者主要是通过实践活动和分析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并明确地对其进行指导，为国家制定战略、政策等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后者则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与探索，并通过辩证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论证。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进行研究的方式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应该明确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应该进行多学派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完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来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主要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的研究与考察。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元化的特点，以下对其进行简单的说明：出现复杂性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不同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体内容不同，这就导致了研究的基础、立场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而多元化的特点简单的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相对较为广泛，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此之外，还包括市场社会主义、西方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等。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如果通过以上经济理论进行直接借鉴，会导致理论上出现冲突，逻辑思维上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已经存在这些问题，其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效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的状况，所以应该对其进行处理与改善，以下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理论平台，其对人类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与文明成果进行有效的吸收与借鉴，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有着直接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的方向上，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毫不动摇的坚持，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同时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性进行有效的证明，将其与其他经济理论进行比较，使之更加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而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也是由依据的，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善的理论基础与知识体系，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具有一定的国际性，通过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借鉴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不同的经济理论中吸收营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完善自我，推动我国的建设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理论来源，所以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把握我国经济与建设向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前提。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方法进行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其他经济理论进行吸收的鉴别器。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规律进行了客观的反应，对其进行借鉴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市场化。虽然不少的经济理论均有优秀的成果，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借鉴，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鉴别，对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进行有效的区分，对于优秀的理论成果进行批判的继承，对其它经济理论体系中正确的研究方法进行吸收与借鉴，选择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以此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建设。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实践与理论上的冲突，这就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机制中的矛盾与冲突进行辩证的认识，通过对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吸收，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使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升华，形成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统一理论。

参考文献

[1]庞增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机制[J].社会科学，2012（02）.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21篇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_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_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_理论，但不能用_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_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_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_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_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_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_为代表的中国_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_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_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22篇

摘要：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目前国家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支持力度远远不足，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大力支持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利国利民。

关键词：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农业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在我国农业尤其重要，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程度，我国政府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虽然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意识到如今形势的紧迫性，国家对于农业发展的经济支持更是少之又少。

如果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状况依然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将给我国发展带来难以预估的灾难，其他方面经济的发展一旦少了农业的支持，也必将出现大的问题。

所以，加强对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增加对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农村市场信息闭塞，农产品增产不增收

农产品也是一种商品，是商品就必然受到市场的影响，所以农业生产与经营也将受到市场活动的调配，方可以健康有序的发展。

农民到底应该种些什么、养些什么也必将由市场决定，绝不是农民与政府脑门一热就决定的。

但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迟缓，农民不能得到足够的有效信息的支持，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生产策略。

而且，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形象工程，完全不顾市场发展趋势，造成了粮食生产虽然产量上去了，但是农民却得不到十足的利益，给农业发展带来巨大负担。

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目前，政府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并没有制定出一个稳定的投入计划，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有很大的随机性，影响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地方政府对于农业发展支持不到位，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大部分还是上世纪修建完成的，这些基础建设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气候变化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

城乡二元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依然劳动力过剩，城乡户籍差异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入城市，破坏了正常的劳动力流动秩序。

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受制于户籍制度不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且农村人口也很难享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权利，进一步影响了现代农业经济发展。

2.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

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发展高科技农业

加快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就要加快农业创新体制的建设，设立国家级的农业创新基地以及地域性农业创新示范单位。

企业也要增大对于创新型农业发展的投入，国家要加大对于创新型农业生产单位的支持。

加大对于高科技农业的研发力度，实施现代农业高科技项目，争取尽快地获得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重大农业生产成果。

针对我国目前农业生产需求，加大对于优良农作物以及禽畜良种的推广，积极进行动植物疾病的防治，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政府要加大对于农业科研的投入，提高对于农业科研的经济支持力度。

发展特色农业项目，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调整目前我国的农业结构，要以优质高效、生态环保、安全高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建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大力推广绿色农业，打造农业知名品牌，加大农业主导产业比重。

增大对畜牧业的支持，增大对畜牧业的补贴力度，推广科学的生产方式，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优良畜牧业试点单位建设。

加大对动植物疫情的预防，增大基础建设，完善对突发疫情的应急机制，构建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兽医队伍。

积极发展水产养殖，推广优良品种的养殖力度，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保护生态环境。

扩大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支持农产品出口贸易，提高我国农业对于国际市场变化的调整能力。

加大政策支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受国际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目前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展现代农业经济困难重重。

按照国家相关文件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思路，积极调整农业生产规划，加大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实行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第一，适当调整目前的粮食直补标准，增大对农资综合的补贴力度，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实行综合性补贴制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调整农业生产，实行专业化、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提高农民收入。

第二，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准则，通过建立现代化的农业金融体制，确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放弃地域思想，开展跨区域、多要素、多形式的资源共享，提高农业规模化程度。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大招商引资力度

加快现代农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

加快基础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业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增大这些对于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增加农业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

改善目前的农业生产条件，还要配备良好的交通条件以及通信水平，加强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构建一个机械化水平高、信息化范围广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同时，发展现代化农业也要加大对于环境保护的力度，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加大招商引资，引导国外投资商多关注我国农业发展，建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坚决打击环境污染的行为，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

健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促进我国现代农业的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

3结语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大对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刘智卓.中国农业经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村小康科技,(04)

[2]纪礼陈.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3(04)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23篇

浅谈农村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东部等沿海省份，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浙江省的县域经济提供了全省90%的就业和70%的财政收入。当前，县域经济迎来了扩权强县改革的契机，“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逐步启动。在财政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步伐相对滞后，其对于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不足已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如何构建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县域经济；农村金融体系；中小企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联结城乡的枢纽；县域兼有农业与非农产业，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因此，县域经济发展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县域经济以农业经济和农村工业经济为主，农村服务业发展也逐渐显现出发展潜力。

一、金融支持之于县域经济的必要性

（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产品流通重点设施建设、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用材林生产基础和防护林建设，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举措。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会引致更大的投资、增加收入并带来消费需求。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见效慢，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仅靠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和支持。

（二）农业产业化离不开金融支持

加快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走上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村走向繁荣，农民富裕增收的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有企业＋农户、合作社、市场＋加工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经营模式。无论何种模式都涉及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它将农民、企业与市场联结在一起，并贯穿了三次产业。在产业化过程中，龙头企业的发展、农户的生产、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化所需的标准化建设、信息化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金融支持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离不开金融支持

党的_提出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战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集约使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也有利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我国人口普查的结论，我国的城镇人口已达，较人口普查上升了，这说明了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然而，这一数据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平均80%的城镇化率，还是与我国期望达到的70%的城镇化率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没有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的前进步伐必然受到影响。

（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金融支持

在推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没有农业的稳步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就无法顺利进行。但是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县域经济中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也在改变，农业的作用逐渐下降，而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作用则逐步加强，此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应更多地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来推动。

金融支持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体现在金融部门能够实现资源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实现农业产业更新换代和升级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村地方财力普遍紧张，无法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无疑是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和环节。

二、现有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金融支持主体薄弱导致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按照“经济、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加大了机构调整力度，对县级城市支行按照10%-30%的'不同比例进行撤并和调整，县域分支机构和基层营业网点大量减少。特别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农业银行，改制上市后面临着“面向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的矛盾，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必然将战略重心向城市倾斜，支持县域经济明显不足。作为政策性金融的农发行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但随着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大大减弱，在农村的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无法起到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作用。从职能定位和发挥的作用来看，离一个发展银行的功能相差太远。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来支持县域经济，尽管数量较多，但规模小，实力较弱，抵抗风险能力有限，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市场定位模糊，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业商业银行后，开始进城发展，从经营业务上来看逐步远离服务三农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有悖于其改建的初衷。在正规金融无法满足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下，民间金融因其贷款手续简单、期限灵活等优势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尚未取得合法身份以及监管缺位而受到国家法律和金融法规方面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县域经济中的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薄弱影响其融资能力

县域经济中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诸多生产要素的约束，资金短缺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较为滞后，尚无面向县域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使得中小企业对银行形成较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县域中小企业普遍生产规模小、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抗风险能力较弱，用于抵押的有效资产少，担保难，评估、咨询、登记等费用过高，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导致中小企业往往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且需要承担较高的资金成本与风险。

（三）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尚未形成良性循环

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比重高。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率高一直是令农村金融机构头疼的问题，过高的不良贷款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金融机构拓展农村业务的积极性，使得农村金融服务缺失问题愈加严重；而得不到金融支持的县域经济更难以负担市场化的金融资源成本，从而导致了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在低水平上的恶性循环。

三、构建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之思路

我国的农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因此，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发展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相互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

（一）坚持商业性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内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网点数量、市场渗透和份额、业务范围、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根据其市场定位，重点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效益好的中型企业服务，支持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和主导产业发展、支持市场体系和城镇建设。改进金融服务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深入基层，根据实际适当增加县级行的授信额度和审批权限，简化贷款审批和发放程序，允许县级行在上级行核定的贷款额度内自主发放贷款，合理配置资源，切实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二）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主导功能，扩大业务范围

政策性金融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出现的，涉足的领域应严格限定为微利或无利的业务范围。因此，政策性金融应突出专项功能，强化政策性，针对

农村经济的弱质性，把职能定位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性项目。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已在粮食流通领域贷款的基础上，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其业务包括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贷款、农业科技贷款业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业务等。除此之外，应鼓励金融创新，允许其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和农民共同基金等形式，面向农业、农民筹资，以扩大资金规模，增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

（三）改革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对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地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改革，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或村镇商业银行，其产权关系、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应在贷款管理方式、贷款条件、信贷品种、拓展业务新领域上下功夫，推出更多的、更为便捷的金融产品，真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四）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

对于民间金融，应改变过去以打击、遏制为主的方式，采取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发展空间，如加强监管情况下适度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以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时，要加快民间金融立法，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规范发展。

（五）发展农业保险、信用担保等多种金融形式

1、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农业受自然和市场风险影响较大，加之我国的农业险种偏少，风险都集中在农村金融机构身上，这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积极性不高。应尽早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建立起一个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商业性保险等多种形式在内的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补偿体制。

2、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在农村，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银行出于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考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直接制约着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保证，既可以解决中小企业找保难、贷款难的问题，又能有效地分担银行的贷款风险。

3、发展融资租赁、农业信托，拓宽县域经济发展的间接融资渠道。

（六）试点开展农村资本市场运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融资平台

积极推进农业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鼓励龙头企业进入证券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为涉农公司融通资金的作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持久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杨仕省.统筹城乡发展,县域经济需金融先行[N].华夏时报,20xx-12-21.

2、林民书,张树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xx(4).

3、陈柳钦.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J].经济研究参考,20xx(54).

4、王邦志,祁卫士,刘澄.中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现实思考[J].金融研究,20xx(8).

5、唐志道.构建基于金融功能观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J].金融与经济,20xx(12)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24篇

【摘要】韩国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袭击，损失惨重。后， 韩国经济有了好转关于韩国是否已经克服金融危机， 在韩国评估不一。韩国经济的现状究竟如何其发展前景怎样？

【关键词】韩国经济 竞争力 创新 改革

1 韩国经济现状

近来， 有一些专家纷纷指出， 韩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的后尘， 处于长期低迷状态。这是因为消费和投资低迷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 处于长期低迷之中。韩国经济在遭受了1 9 9 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之后， 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结构调整与改革， 很快成功地克服了金融风暴所造成的打击。

19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韩国， 当时看上去还相当繁荣的韩国经济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年月，韩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来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韩国金大中政府忠实地履行了与协议的责任和义务，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吸引外资、企业调整， 以及制定使公司解雇员工更为容易的法律等。

2 韩国经济存在的不足

第一， 疲软的国内消费需求和设备投资衰退。其中， 国内消费需求疲软主要是过去两年快速膨胀的家庭负债造成的。截至2 0 xx 年6 月底， 每户家庭负债总额已由2 0 xx 年年底的2 3 0 3 万韩元扩大到2 9 15 万韩元。到2 0 xx年9月底， 与信用卡有关的信用不良者人数超过2 2 万名， 在整体信用不良者中占有的比重超过6 0 %。因此， 这种结构性的消费求疲软现象和投资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善。

第二， 如果“内冷外热”的两极化现象长期发展下去， 就会导致经济出现新的结构性问题。2 0 0 3 年， 韩国国内消费和投资情况为金融危机之后最糟， 但出口却呈现两位数增长， 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全年出口额首度突破1 8 0 0 亿美元。

第三， 韩国经济出现“三明治” 现象

过去40年， 韩国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加速重工业、化工产业发展的政策， 一跃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年金融危机后， 韩国通过对各个部门的结构改革， 为进入发达国家经济的行列打下了基础。

3 解决方案

第一，韩国需要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 而采用一种重视国内消费和贸易的更为平衡的发展战略。但如果更重视国内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的话， 那么就业市场的状况就能得到改善。而且，如果韩国国内市场扩大的话， 经济不景气的状况就能得到控制，政府在应对外部世界影响时， 就能有更多的政策选择。

第二，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建立稳定的资本市场结构。为防止外汇危机再次发生，政府决策者应确保财政赤字和流动性存款账户赤字不超过可控制的水平。因此，有必要采取谨慎的策略，调整金融市场开放的速度，促进韩国本国金融机构的扩大。韩国至少应通过浮动的汇率制度来保持它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第三，吸引投资和扩大服务业市场。应采取新的产业促进政策，重点应放在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民营部门的投资方面，帮助企业掌握先进技术， 迅速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应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 鼓励企业家投资、雇工鼓励国民进行消费。

第四， 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家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为了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大批人才， 以便他们在国内外都能获得高附加值的工作机会，韩国的教育必须进行改革， 统一的教育标准化的政策应该抛弃， 应该根据各个学技的要求由各校自主决定教育标准，学校教育的效果应该通过各校的竞争来得到提高。

第五，对于市场经济来说， 建立一个“ 规模小而效率高”的政府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它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为了给企业和市场“ 松绑” ， 有必要撤销或合并各种专门委员会、特别工作组、计划部门和政府下属机构。另外，公共企业民营化的规模也应当扩大，企业税应当削减，政府的借款也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 以确保国家金融的平衡。

当代经济类论文范文 第25篇

关键词：生产力；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对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仍然发生着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进入新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世界，资本主义在全球迅速扩张的同时，它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世界失业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尤其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以及_的有力措施，又一次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_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依据这些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中国_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阐明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内容，是决定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既然生产力是日益发展的，那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必须改变生产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的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有力的批判了用政治、思想因素解释社会发展根本原因的唯心史观，而且对我们的实践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具有实用性和导向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才研究资源配置是片面的。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运动形式的具体表现。市场经济属体制性范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律。在对所有制、分配、分工、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竞争、垄断、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概念范畴，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市场机制，对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等资本的运动，对资本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以外，还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原理，可以指导我们科学地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经济世界的分析方法，它系统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等基本原理，科学解释经济现象，形成了科学、完整、严密和创造性的经济学分析方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走向，也不可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_适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认真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探源，有助于从各个方面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发挥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我们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内容，认真的学习和理解，将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完美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冯瑞芳，李士绅.马克思_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王文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

[3]朱炳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