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一篇

一、儿童文学的多元文化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不断交流、冲突及渗透，越来越需要学生具备多元文化的接受和适应能力，而儿童文学内容蕴涵多层次多元文化知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一）多元文化价值观具深远义理

全球一体化随之而来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价值观给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带来了许多影响。中西方文学都有所表现的道德观念中，西方儿童文学的人伦价值观更为原始，表现的是自然的亲情，而非中国儒家的孝悌礼义。《大拇指》中父亲听取儿子的意见，把他卖了换一笔钱，儿子自己想办法回来，作家赞颂的是小主人公大拇指的独立精神和智慧，淡化了父子人伦关系。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宣扬了长幼有序的人伦价值观，故事人物的品行都是符合孝悌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儒家精神体现在儿童文学中，传统的人伦价值观更为神圣。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相互碰撞，形成了儿童文学文化价值观多元化格局，对儿童的价值观认知产生深远影响。

（二）反映多样化的信仰宗教文化

宗教作为精神意识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积淀下来，成为不同文化的一部分，而每一种宗教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必然带有本土文化的印记，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在本土文化中孕育必然带有本土宗教文化色彩。美国儿童小说《安乐家》通过利斯第的成长经历和卓飞的身世遭遇，借助韦牧师之口，将宗教寓意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卓飞得以进安乐家之门，获得救赎的方法无疑就是通过宗教，上帝的救赎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与儿童文学的融合，在儿童神话传说作品中直接体现了道教文化，神话《神笔马良》中就体现了惩恶扬善的道教教义，一得到神笔马良就为老百姓做好事，体现道教精神注重对人生现世的物质关怀，马良惩治贪官后成仙离开也是道教教义的体现。

（三）多元化审美风貌

中西方文化差异反映在儿童文学上呈现出审美风貌的多元化。西方儿童文学表现为肯定个性，崇尚自然，富于幻想和情感奔放的审美风貌，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情趣体现为主张共性与个性、教育与娱乐之间平衡化的审美特点。瑞典作家林格伦笔下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如背上装螺旋桨、能飞来飞去、爱管闲事的“小飞人卡尔松”，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在她的童话故事里小主人公大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们都在快乐地成长和生活。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通过王葆的形象实现对儿童品德教育，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群体的认同感。

（四）差异性别文化

多元文化包含了对他人及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性别意识差异观念。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通常体现男性为主导的文化意识，郑渊洁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外传》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冒险主人公还是哥哥皮皮鲁，《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妈妈形象更多是作为家庭的附庸形式出现，职业和社会地位远不及爸爸，男孩角色多于女孩角色。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人鱼公主、长袜子皮皮等形象将女孩和男孩放在同等地位，区别于中国的性别文化“男强女弱”的传统意识，多元文化有助于完善中小学生性别意识，正确认识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

二、培育多元文化意识的策略

多元文化的核心肯定和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只有让儿童逐渐接触不同的文化思想，感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理解每种文化意识的特点，才能与本民族文化融合。

（一）广泛阅读，开阔视野

我国中小学教育要想达到本国传统文化于西方文化的平衡，就必须兼收并蓄包容吸收西方文化，而非舍本逐末或者故步自封，文化的包容和平衡是建立在广阔的阅读基础之上。广泛阅读各个层级、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中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在了解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接触到不同国家不同层面的文化思想，一方面通过儿童文学作品培养中小学生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另外一方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文化包容性和适应性，树立多元文化意识。以开阔的儿童文学阅读视野为基础，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化精神，丰富本国本民族的文化。

（二）体验多元文化，感受异域风情

多元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现在各国家地区的不同方面，而这些文化又融合在儿童文学中。因此，以儿童文学为载体的体验式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切身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认识和理解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色。体验式儿童文学阅读可以通过营造的文化情境、学生参与扮演任务、讨论阅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以儿童文学为内容的阅读体验引导，使学生学会欣赏多元化国家民族文化，审视认识本国文化，既树立世界多元文化意识，又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感。

（三）加强教师引导，培育文化评判力

多元化文化教育不仅局限在让学生理解和接受世界多民族文化精神，教师还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学生逐步接受多元民族文化，然而仅仅是文化的认同感是不够的，需要教师通过中国和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比较帮助学生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在儿童文学的文化浸染下，掌握各国文化精神，从而判断本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的差异性比较中形成自己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明辨是非，取长补短，使中国儿童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社会背景的需要，真正实现儿童文学与文化精神教育的融会贯通。

（四）树立平等意识，尊重文化差异

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男性主导文化多于女性，不利于儿童成长和树立平等意识，培养学生平等的性别文化意识，需要通过多层面的中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具体的人物和意识去引导，促成健康的人格。在儿童文学阅读过程中，通过作品分析鼓励儿童欣赏他国的文化精神，尊重他国文化，实现多元文化的互通交流。从社会角度分析和关照与女性有关的儿童文学形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平等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以多层次的中西方性别文化形成差异性互补，促进男女生之间的平衡交流、理解、合作。儿童文学的内生性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在中小学教育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课堂教育之外重要的多元文化教育载体，是培养中小学生多元文化意识的资源库，通过探索多元化教育开发实现中小学生文化适应性教育，培养独立性、判断性、包容性兼具的中小学生。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二篇

“你我各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后仍是各有一个苹果；你我各有一种思想，交流后便各有两种思想。”萧伯纳如是说。思想不是物质，物质在交换中保持数量的平衡，思想却在交流中丰富、沉积而变得更加深沉。完善。

古人将能与自己交流心声的朋友当做挚友，是因为这样的朋友可以与你共享精神财富，因而能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慧。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融会了许多学者的思想，这是他与学者、大家在思想上交流的结果，他的著作也因此而闪耀着理智、科学的光芒。

由此可见，交流之于思想，正如清泉之于树木，思想若是那水渠，交流便是源头的活水。有交流，思想才能不僵死，才能有发展，才能有创新。

然而，交流的作用绝不仅仅止于此，如果你能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品评我们的历史，你会发现，交流是文化发展进程的主流。文化愈发达，交流就愈普遍、愈频繁。宋词是诗词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与文人之间的交流不无关系。辛弃疾可谓豪放派的代表，“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何等豪壮，他与婉约派词人互通诗章，互相品评、玩味之后，他的词中融入了柔和的格调，正如“春在溪头养菜花”所体现的那样，使他的词风雄健而不强横，刚柔并济，使词的格调、意境得以在豪放与婉约中找到平衡，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因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宋词，既有“我欲乘风去，击揖誓中流”的慷慨，又有“只恐双溪舵猛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淡淡的忧郁之美。试想若不是交流，何以能使后人得到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文学虽不是文化的全部，然而其他方面也如同此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水寒而知冬将至。文学虽只折射了交流在文化发展中的一小部分光芒，然而从这一线光芒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的全部，又该多么灿烂辉煌。

从文化的结构上来说，思想是核心，由此辐射到文化的其他方面，诸如文学、绘画艺术等等，交流统摄了思想，并将它的光与热送到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交流由此控制了文化的全．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交流便是文化的一切，没有了交流，文化只是守旧僵死的模式；没有了交流，文化便无从健全完美，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发展。引用前面的一段比喻，那便是交流于文化，如同动力之于机械，翅膀之于小鸟了。

今日，中国文化正进入继唐宋之后的另一个高峰，交流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显著。然而在当前的社会上，有一种思想却颇有市场，那便是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有个性，有独特的风格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去封闭自我，将别人的意见拒之于千里之外。真正有独创意识的艺术家、思想家都从交流中吸取营养：王羲之学卫夫人的书法，学习前辈的技艺，最终独树一帜，号称“书圣”，他做到了“融会百家而了无痕迹”，而不是闭门造车。我们提倡的，便是这样一种独立意识，它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之上，借助其动力而自成一派。没有交流的个性，是愚钝落后的萌芽，只有交流，才能让这世界更加丰富，更富于哲思，充满生机。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三篇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当前高中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而且包括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对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下文主要探讨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的必要性以及高中英语跨文化教学目标的实现途径。

高中英语跨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符合语言与文化内在关系的要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学习外语除要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以外，还应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以便能跨越文化障碍，理解其语言所表达的真正含义。

跨文化教学是语言交际本身的需要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交际是运用语言的主要手段，包括书面和口头交际两个方面。中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即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而离开文化背景的英语交际也是行不通的。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四篇

2020年月日，是个令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们群英小学10多名师生赴香港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我非常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次交流除安排我们到香港学校学习体验外，还安排了参观游览活动。我们参观了香港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当向往已久的迪士尼乐园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一个个欣喜若狂，都想先睹为快。

迪士尼乐园分为探险世界、幻想世界、明日世界和美国小镇大街四个部分，顾名思义，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主题，身临其境，让我们有着不同的体验，在这童话般的世界里，我们喜笑颜开，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尽情地感受着迪士尼乐园神奇与美好，体验着迪士尼乐园的个性和夸张。如果说迪士尼乐园表现的是人奇思妙想，那海洋公园则反映了自然的无穷魅力。

海洋公园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水族公园之一，坐上游览车，透过玻璃窗，香港的美景尽收眼底，来到水母展览馆，在灯光的照射下，可欣赏到美丽的珊瑚、漂亮的水母；我们还观看了海豚、海狮等精彩的表演。海洋公园真是既好玩又刺激，既让我们学到了知识，又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真让我们难以忘怀!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五篇

摘 要：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语言本身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而不了解问题才是影响交流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文化教学，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帮助学生克服文化障碍，从而促进语言教学，加强学生的对外交流能力。

关键词：文化差异 对外交流 文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１］张安.论外语教学的文化意识培养文化导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

［２］全建强.外语教材如何体现跨文化交际性［J］.国外外语教学，2001，(3).

［３］何筱莉.关于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思考［J］.国外外语教学，2001，(3).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六篇

有交流才能有发展，有发展必然会变异。所以，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xxx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所在，试图用几个字或几句话来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无法如愿。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简单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现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证明了这一点。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挑战之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任何美妙的设计，任何精心制定的方针政策，最终都要人来具体实施，都要由人来完成。何况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有鉴于此，历来的有识之士都注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一生呼吁开发民智，鲁迅毕生去解剖国民性，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在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能否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看民族素质的高低。但是，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格，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民性的改造要多种因素去综合运作，还必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去实现人的本能的提高。那种为改造人而“改造”人的做法，靠“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办法，不但提高不了人的素质，反而会更糟。一个民族国民性的变迁，只能随着人民的富裕和社会的进步而变迁。在当前，就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而逐步发展。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又反过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和人的素质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人的素质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这样的辩证关系。民族文化素质高了，既可以放眼全球，将高水平的文化引进到中国，又可以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高素质、高水平的文化交流还会造成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将中外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归根到底一句话，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主要是由中国人的素质来决定的。

【参考文献】

[1]：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J]，北京，1918，(3).

[2]：新的!旧的!，新青年[J]，北京，第4卷，第5期.

[3]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七篇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和中国国际化城市发展升级的背后，位于城市的各类高等院校持续提供着人才、智力，乃至国际国内交流平台和实践等多方位的支持。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城市的对外关系“节点”作用更加明显。中国将向世界展现怎样的城市文明，高等院校作为城市文化高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与之环环相扣。在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繁荣发展的今天，如何嵌入城市文化推广，形成城市政府平台、社会力量和高等院校在共同塑造城市国际形象方面的合力与创新，应当成为城市国际公共关系研究落地化的选题之一。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的关系

城市文化在定义上，有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解释，也有从城市的特征出发的定义，本文援引《中外城市知识辞典》（刘国光主编）中的定义，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那么城市文化的推广，就有了相当广泛的范围。例如北京公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上海倡导“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价值取向，重庆、杭州和苏州的城市标志设计与使用，普及“爽爽的贵阳”、“烟花三月”等城市宣传歌曲，直到城市标志性文化建筑的建设，都可以属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城市文化推广。

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和城市有密切联系，而且大部分高校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优越的大中城市，这不仅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高等院校与城市相结合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方面的惯例。然而，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高等院校与城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倾向于将城市作为母体来实现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则既存在完全在大都市里的高校（如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大学城（如位于英国剑桥郡剑桥镇的剑桥大学）。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高校更贴近于所在城市的实际，成为既最熟悉当地城市文化，又有塑造当地城市文化能力的重要部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机遇。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走上了世界舞台。然而，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是新中国以来“西方政府首脑在沪上大学讲坛的首度亮相”，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上海方面的紧张气氛。由于时代所限，当时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标识等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都比较模糊，处于“再国际化”的准备阶段。而这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接待外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已经成为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中的一种常态。仅以上海为例，到2015年底，上海境内各类高校已承办了超过40所孔子学院，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0%。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高校正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甚至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上都已走出新步（如老挝苏州大学）。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

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下，高校确实有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之分。在实际工作中，两类院校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数据统计乃至生源比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在打造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与国际国内同行的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强调竞争力，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出身”虽然仍有影响，但自身的努力在竞职时的权重无疑更为关键。

具体到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的问题，结合上海市政协方面的资政材料和统计数据、档案、学术论文等文献，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在高校重大国际节事活动上嵌入城市文化名片。目前，中央对于国际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有利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规范化。对于重大国际节事活动，如“一级团”（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团）来访、高校邀请到国际公认的重要外籍商界或学界人员（如500强企业领袖、诺奖得主等）、高校申办大型国际项目等方面，地方外事管理部门不应仅仅成为“统计部门”，而应成为高校国际节事活动的“合作部门”。这种合作形式也不一定体现在成为主办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在协助节事公共关系策划、组织中外文通稿、礼品赠送方面，低成本、嵌入式地推广城市文化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台湾台北市与台湾大学合作，成功申办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的经验值得注意。

其次，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合作管道推广城市文化。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主要在国际联合办学机构、签有其他协议的国际学术机构、海外校友会、对外派出和接纳学者学生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公共关系平台的属性。如果城市本身的国际联系较多，对于外界而言，其城市文化认同度较高，那么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可以成为补充，在城市文化更新升级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成为代言人向外传播新的城市文化内容；如果城市发展中急切需要发展或拓展城市文化推广渠道，那么渗入高校搭建的国际合作管道，在国际化人才上“联合培养”，也是一种方法。例如，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所在地滨田市合作，以委任状的形式，委任学成的优秀学者成为滨田市“形象大使”。

最后，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创新推广城市文化。这里的留学生既包括城市接纳的外籍留学生，属于中方的公共外交对象，也包括从高校所在城市前往境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主体。公共外交的理念中包括“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理解，容易口口相传，甚至能够影响到几代人。如何让这样的“客人”，传递内外两个方面的城市正能量，使其观念与当地发展同步更新，是可能的破局之举。例如，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时加强外籍留学生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对自贸区的认识，并突出自贸区这一新机遇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城市文化推广作用。当然，这需要接纳和派出留学生的高校予以重视和支持。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八篇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早已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今日，坐落于故宫的国外商店人潮如流更广为人们的议论。在各国文化争相辉映的今天，我们也应该用长远的目光，重新审视现今的局势。

文化的交流固不可少，早在唐朝时丝绸之路的开辟便愈演愈烈。在这场长达千年的文化交流里，中国吸收了许多国外先进的文化，同时也推送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这样积极的文化交流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是及其重要的。

而在文化交流过后，各国文化的竞争也就自然而然的运营而生。小到衣食住行，大到语言节日。都上演着或大或小的竞争。而为了让我们的本土文化更富有竞争力，便要与时俱进，积极地发展。

在今日的中国，有太多年轻的国人乐此不疲的购买外国品牌产品，而许多中国品牌的商品却冷冷清清。我想，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大多数中国品牌竞争力不足的体现。而面对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从问题的本质入手，加强品牌竞争力，将本土优秀的文化推广出去。在各国的竞争中，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各国的竞争中，充分展现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的技术。在各国的竞争中，充分提升民族自信。在各国的竞争中，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工艺。让中国品牌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正在飞速发展，而作为新一代青年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中国文化，立志发扬中国的传统、优秀的文化。

因此，我们更应该注重传统文化的发展，注重民族服饰，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注重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以争取综合国力的提升，让中国在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富含活力。

多元文化交流简介范文 第九篇

摘要：本文简略陈述了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问题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概述了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学术探讨的整个过程。通过对不同观点和主张的简单介绍，着力强调了文化身份问题的重要性；文化身份的问题，既是一个关于华裔美国人社会政治处境的问题，从全球化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富有生存论意味的问题。

关键词：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亚裔文学；文化传统；族性；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_0677(2003)3_0014_06

近二十年来，应和铸造“华人的美国身份”（ChineseAmericanness）的普遍吁求，关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ChineseAmericanidentity）的探讨和研究越来越多，可谓与日俱增；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华裔文学建设工程的一部分。这期间，有关文化身份的讨论、描述、构建等不论是在华裔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相关的批评领域，都受到了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文化身份的表述成了创作和批评关注的焦点，因而也成了华裔、亚裔文学界以及学术界无休无止的争论的焦点了。近二十多年间，在文化身份的问题上，文学作品本身充满了或显在或隐含的描写和暗示，这种情形覆盖了各种体裁的文学写作乃至各类文章。金惠经（ElaineKim）是这个领域的一位先行者，她曾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与研究，并提出这种写作是亚裔族探问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的观点。金惠经于1982年出版了她的力破坚冰的著作《亚裔文学写作及其社会关系导论》。由于她的影响，评论界开始以持续不断的热情积极介入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探讨与争鸣。

尽管她的书大部分内容探讨的都是美国华裔的文学写作，金惠经还是按照当时多数人的习惯采用了“亚裔美国文学”（AsianAmericanLiterature）这个术语；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所谓亚裔美国文学主要是指华人、日本人、朝鲜人写的作品，而“亚裔美国人”当时主要指美国的华人与日本人。这与现今的情况是不同的。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的称法，因为，正如DavidLeiweiLi在他的《美国华裔传统的历史收成：置换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所说的：“‘亚裔美国人’的称法，其模糊性品格在1960年代固然加强了社会政治的一体性，同时也削弱了各亚裔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1］(p319)。这也就是说，对一个族群的称法越是明晰具体，就越容易了解这个族群的文化身份。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不可避免的混淆的话，我们会尽量使用更具特殊意味、其含义也更加确定的称法——华裔美国人，而不用通常的说法“亚裔美国人”（AsianAmerican）。

再者，随着文化多元论以及差异论观念的逐渐走入市民社会，在主流文化建设中曾被忽略的亚裔及地方性少数族群20年来也开始出现寻求特殊形式的文化联盟的呼声(Cheung,Re_viewing3)［2］(p1_36)。学术界对这种呼声也做出了积极反应，这在LisaLowe、ShirleyLim以及小圣胡安（ESanJuanJr.）等评论家的作品里可以看得很明显。他们热情地吁请人们在评论美国亚裔文学时重视异质性、多样性、文化间际性（heterogeneity，multiplicity，hybridity）等观念及相关研究。需注意的是，强调着重族群文化背景的文学研究并不意味着亚裔美国人这一短语已经过时或其社会政治意蕴全被淘空。相反，各族裔间文化聚合作用以及趋同作用的重要性正好构成了通常所要求的普遍一致性，大部分亚裔创作及批评均能说明这一点。总的说来，在这一点上美国华裔文学并不例外。它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在书写美籍华人文化身份方面总是按照清晰的、富有社会政治意味的计划进行的。这种情形与这样的普遍看法是一致的：文化身份理论从来都是社会政治的角斗场。黄秀玲女士十分重视亚裔美国人在政治上的团结和在各自文化背景上的相互尊重，以上见解贯穿于她的所有作品。1990年，人口普查局采用了一款新表格，新设计的表格允许亚裔美国人在“亚洲及太平洋岛民”条目下以含义更加确定的词语填写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官方的这一举措遭到了亚裔团体的普遍反对。在她的《解读美国亚裔文学：从拮据到奢侈》中，黄秀玲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讨论。按照她的观点，文化背景不同的亚裔团体必须在政治上“保持团结以维护各自不同的利益”［3］。这是因为，一旦作家们——尤其是少数族裔作家——过于热烈地追寻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并为各自族群的自身利益而抗争，其结果便是，用萨伊德的话说，“将引发主流种族主义文化的反拨；这种文化是有着顽固而经久的霸权主义底蕴的”。正如黄秀玲所表明的，为了摆脱少数族裔被漠视的普遍社会现实，亚裔美国人必须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同时在文化上，又要保持各自的族性文化区别与特色。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亚裔美国人”这一术语。

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以及相关批评中无所不在的关于华人文化身份的书写其意义是普遍的，即便是社会学抑或历史学研究也都在文化身份的问题上做出了反应。作为一种必然过程，华裔乃至亚裔创作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兴趣溢出了文学领地，从社会学调查到史学阐述，从宗教视阈到国际政治关系，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普遍的。不仅如此，随着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文化多元论的兴起，批评家们也从这两种角度阐释这种“蔓延”现象。由于人们在认识论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各种观念相互冲突，有关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论争趋于白热化，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美国亚裔文学这块地盘上，作家和批评家唇枪舌剑、竞相宣讲各自立场与观点，而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在不离弃其族性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做一个华裔美国人。

鉴于过去三十年来，关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理论不断演进并壮大，我们在这里将主要评述三种相关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彼此对抗的理论视角，以使这个貌似漫不经心的发展历程得到梳理；当然，我们不会面面俱到地谈论这一问题上的所有理论立场与方法。这三种理论视角，即生民视角(theNativePerspective)、民族视角(theNationalPerspective)、全球视角(theDiasporic/Global)，在华裔美国人当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视角见于文学叙事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学术及社会理论写作。我们将另文探讨这三种理论视角与华裔族性紧密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华人文化身份构建的关系和意义。

华裔美国人文学文化身份的前期书写回顾

从时间上讲，在美国亚裔文学领域直接探讨这一问题的第一位批评家当是金惠经。在《解读美国亚裔文学》（Lim和Ling编）的前言中，她说道：

为反抗这种“否定”（对亚裔美国人的漠视和对美国亚裔文学的排斥），许多亚裔美国人试图为自己寻找另一种“身份”以替换主流文化准认的身份，即不同于白人种族的劣等族裔；当然，也很难说这是什么选择，因为原来被漠视与排斥的情况并未因此而改变。［3］

随着民权运动在美国出现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种族以及族性文化背景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金惠经把这种思潮（觉醒）与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美国亚裔文学联系了起来，并认为这种文学——由于其描述了文学表现与种族歧视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是“各种族表达政治意向”（）的必要且重要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确是实现本族政治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而所谓政治目标则是，驳斥将东西方世界二分的二元论，批驳旨在美化西方世界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我优越感的东方主义文化实践，并以此来寻求某种“替换身份”（alternativeidentity）。金惠经认为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日裔美国人——的“抗争”及其寻求某种替换身份的行动，是与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亚裔社区的极为关键的自我形象意识以及自我决定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的。她把这种觉醒看作挑战美国种族社会主导性文化现实中东方主义老教条的策略，看作对美国亚裔文学如何阐释美国亚裔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倾向。从社会历史的立场出发，金惠经把美国亚裔文学定义为对“亚裔美国人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形象”的卓有成效的建设。她提醒到，对亚裔美国人的族性文化背景重新进行文学表现已经成了当务之急，因为，实际情况是亚裔美国人的当下身份与其被主导性文化实践给予的文化身份是根本不协调的，同时也因为被给予的文化身份是被主流文化实践强加的东西。亚裔美国人面对被强加的文化身份，如同让他们选择投降地点，其结果仍然是屈辱。换言之，美国亚裔文学在文化身份问题上的初始阶段的族性书写是必然的，是对有着种族及文化歧视的社会机制的反应与暴露，是渴望重新定义亚裔自身、寻求政治一体性的某种约言。文学创作于是被看成了推动由多数亚裔团体加盟以引起广泛注意的、文化自救运动（self_empowerment）的有力武器了。

不仅如此，金惠经也认为，对于亚裔美国人力免亚裔社会边缘化而建设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努力而言，寻求替换身份也是重要一环。在《亚裔美国亚裔学》的前言中，她视亚裔文学的出现为建设“亚裔自我意识及自我形象”的努力。她似乎在表达这样的意见：少数族亚裔群体打破沉寂，述说自身令人同情的边缘化生存现实，是追问“我是谁”的先决条件。对于金惠经以及其他许多论者如赵健秀（FrankChin）、黄忠雄（ShawnWong）、RobertLee、DavidLeiweiLi等来说，通过重新阐释文化差异从而着力强调先在的族性身份（racialidentity）是避免被边缘化的有效手段。尽管她的立场并未得到正面回应，但受她的影响，在华裔文学创作及批评前期书写体现的文化身份的问题上，许多论者都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与金惠经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又不无关联，对于在华裔乃至亚裔文学在文化身份问题上的执著，ShirleyGeok_linLim在《移民与漂泊》(ImmigrationandDiaspora)一文中给出了她基于美国移民历史的解释。她认为：“把追寻的目光伸向来到美国之前并执著于与xxx—盎格鲁身份不同的文化根源，是因为亚裔美国人移民来美国毕竟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事。”［4］(p289_311)这种解释有几点是需要澄清的，首先，移民的所谓“执著于与xxx—盎格鲁身份不同的文化”，被认为是以刻意区分本族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方式得以保持的。其次，这种执著——被认为是支撑自身文化身份的根本所在——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可能自然地、顺畅地、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也就是说，只要移民们在当前新的文化环境里留住的时间够长并且主动希求新的文化身份，那么，他们就可以甘心情愿地认同“xxx—盎格鲁身份”。这便意味着，移民的本族文化传统是可以被一劳永逸地彻底铲除的，使其不再存在或者干脆被替换。然而，这种观点实在是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它忽视了本族文化的贯性影响和主流文化的排斥两方面。与别种文化“交通”（interaction）的确会产生变化，但这变化是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却是颇多争议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变化绝不可能是某种默默忍受、最终被主流文化完全接受的过程。大多数华人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优秀文化之一种，并且有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因而他们几乎没必要被另一种文化完全同化。更重要的，文化的同化过程仅靠新移民对新文化的好奇和偏爱是难以完成的。同化当然是成立的，同化也多半会发生，然而正如历史学者SuchengChan所指出的，“只有当本地社会（hostsociety）成员给外来移民以成为平等的、同居一方土地并且在根本意义上互相影响的社会成员的机会时……（不幸的是）晚近以前亚裔移民从未得到这样的机会。”［5］

当然，并非Lim女士一人坚持文化身份可变性的观点，即坚执于某种文化身份的心态是可变的。作为“还我美国”（claimAmerica）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者，汤亭亭在她的《中国佬》（ChinaMen）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小说中，叙述者对她父亲无限眷恋中华传统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于是便鼓动他把他的过去统统抛弃，这时父亲迟疑地问道：“你的意思是忘了过去就能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这个反问表明他的不情愿、不确定、不明白，因为他的过去并不是一个一文不值的老背包，可以随意丢弃或替换。即使他能够掏空他的过去，完全离弃他作为社会人的文化源头，就像他的前辈把妻子情人抛在身后那样，只要主流话语依然倾情于“美国主要是白人的美国”的观念，他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妻子情人固然是被留弃在中国老家了，但她们不会被真的忘记。说到他们身上的文化承传，道理是一样的。借用荣格的观点，人的文化基因的惯性与力量，或者说绝对统治力，有时是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因为人之为人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成型的并反过来作用于这种文化。脐带只要剪断才可以开始新的、真正的人生，然而文化的承传却完全不是这样。再说，做一个美国人也并不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过去与文化。相反，按帕特里克?墨菲的话说，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坚持自己的文化习惯当是更好的选择，那样才会使人类的多样性得以形成并获得保持。而且，为了有个更好的未来，弱势族群也许确实需要尽可能地抵制同化、保持自身文化传统，以便维持生存意义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并在不无敌意的本地社会里保持某种平和的心态。当生存被文化地错置或重置之时，人生难免适无所之，而此时，存留生命深处的文化遗产则可以使生存获得某种方向感。

移民海外的人即使能够成功地抛弃他们的文化传统“包袱”，在日后某个时候的某种情况下，为了生活，他们还是会再度回到当初离弃的传统。当代美国第三代日裔作家DavidMura详细描述了他由日本人而美国人再回到日本人这一心理/身份转换的充满伤痛的经验过程。在他的那部描写以最终归向日本文化之根为结局的流浪心史的小说《左右摇摆的日本人》（TurningJapanese）里，他坦白道：

直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多数情况下仍是尽量避免正视我作为第三代日裔美国人这样一种身份，我情愿把自己看作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一分子。结果是自我憎恨甚至自我凌辱……若不是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本族文化身份，我也许已经自杀了。

张敬珏（King_kokCheung）在《重新审读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一文中也说到，“即便是美国出生的亚裔——他们曾一度尽量拉大他们与自己母体文化之间的距离——也对自身的亚洲文化传统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7页）。在谭恩美的《喜福会》里，体现在妇女们身上的本族文化传统的自觉与回归——这使其文化人格显得更加完整，证明了张敬珏观察的精到之处。

Lim指出，移民之所以不能够接受盎格鲁—xxx身份认定是因为他们是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到美国的，并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文化背景是可以被取代的。她似乎在暗示人们，所谓身份来源于某种文化基底。换个说法，不同的文化铸就不同的身份。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承传并不是构成身份的唯一因素；它比所谓文化基底拥有更多意蕴。生活中的许多情形均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里，肤色在告白一个人的身份时有时比别的什么都更为关键。林英敏（AmyLing）注意到，由于两种文化构成的张力，华裔妇女常常陷入被两个世界所挤压的尴尬状态。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中，她无可辩驳地指出，“美国华裔妇女的面部特征表白了她们身上的亚洲文化背景，——这是一种事实，然而就其所受教育、出生地以及生活选择而言，她们是美国人”（第20页）。尽管美国华人成长于美国文化，尽管他们——由于教育乃至一切文化习得过程——也许愿意被动地或无意识地与盎格鲁—xxx身份保持一致或保持某种默契，但他们身上的中华文化背景还是无情地告诉人们：他们是“外邦人”。显然，不管是Mura的向日本文化之根的归依，还是Ling所看到的华人在本族文化传统与当前美国文化教育之间处于两难境地的现实生存，都无不表明，少数族裔正不得不面对一场文化身份危机。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他们的美国教育背景，他们持有的美国证件，所有这些都不能使他们按照某种实际有效的方式在美国如其所愿地生活。这种尴尬处境通常会唤醒他们关于其本族文化传统的明确的自觉意识（林英敏评述了许多华裔女作家这方面的作品，Mura也的确因此经历了一场身份转变的磨难）。按照小圣胡安的说法，这是因为，“当共同面临的危机意识被诸如‘异化’、‘无家可归’、‘隔离’、‘放逐’、‘孤立’等词语激活的时候，便会发生本族文化传统意识的自觉”（《霸权主义》，第166页）。

Lim以为华人移民并不是作为一块可以任意涂画的白板来到美国的，这是对的。然而她所设想的只要移民在当前的新环境里呆的时间够长，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就可以刻入并嵌定在这块白板上，则是过于简单化了。通常情况下，移民从本族传统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因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削弱。在这种过程里，不同的文化观念交相混合，移民也会最终——即便不是完全地也至少是一定程度地——与主流文化协调起来，并在新的文化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但这只是就通常情况而言的，并非具有必然性。比如，大多数华裔美国人仍然使用中国名字：作为第五代美国华人，赵健秀有的时候更愿意使用他的中国名字（参考杜维明的《常青的文化之树》）。当然，就华裔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重建的历史诉求是从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衍生出来的，有着特定的时空因素，并与一系列内部、外部事件相纠结。能够说明这种观点之可靠性的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例证是“金山客”（19世纪侨居旧金山的华人）的生活经历。在19世纪中期劳动力贸易中，大约有14万华人被卖作苦力建设跨越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一旦不被需要，这些人便被作为‘黄色瘟疫’驱逐，并通过1882年排华法案将他们从美国大陆打扫干净。排华浪潮以所谓的“君子协定”、名目各异的法律援助行动、暴力清除法案等方式得以加强。当我们重习历史并给华人在美国的遭遇赋予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盲目的经验主义并不能缩小主观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而也就无法使那段不幸的经历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而这正是一些作家比如任璧莲(GishJen)、GusLee以及早期的汤亭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时间并不能医治一切伤痛，再说，大部分华裔美国人也不是刚刚移民美国的新移民，而是历经沧桑的“老移民”。不管他们在美国居住多久都一样会被偏见紧紧困扰，不管他们取得多少成就、对社会有多大贡献都不会完全被承认。对于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他们为主流社会所排斥。正如S?E?索尔伯格在为黄忠雄的《家园》（Homebase）一书所写的《编后话》中所说，华裔美国人面对的现实是：

华人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远远早于我们挪威人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然而，没有人质疑我身上的美国身份、我在这里生活的权利，而华裔美国人却一直以来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美国对于他们是陌生的。美国的法律不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此起彼伏的种族主义仇恨不断打击这个绝大多数是男性的族群，华人的长相也成了辱骂的理由，他们始终不被接受。(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