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上诉状范文格式 第一篇

上诉人：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生，汉族，

住址：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

上诉人因盗窃一案，不服____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___)苏刑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

对于判决书所述事实和定罪部分，上诉人并无争议。但是对于量刑部分，上诉人认为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1、上诉人盗走被害人现金后，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内，上诉人便主动携带所盗全部赃款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的该行为应认定为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2、因全部赃款及时由公安机关发还给了被害人，对被害人生活影响不大，没有给被害人造成严重后果，依据罪行相适应原则，上诉人所犯罪行应为轻罪，故不应当对上诉人判得这么重。

3、上诉人是初次犯罪，比起累犯来讲对社会危害不大。且上诉人一贯表现较好，上诉人在苏仙宾馆任保安期间，还因拾金不昧，多次受到务工单位的通报表扬，故不应该判这么重。

4、上诉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

5、上诉人在看守所积极配合改造，有悔罪表现。

上诉人年纪尚轻，从农村到城市务工时间不长，只是因一时糊涂才犯罪，且所犯罪行并非暴力犯罪，民愤不大，犯罪之后积极改造，痛悔前非，对上诉人予以轻判不致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却能给上诉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这些都是可以给上诉人轻判的理由，但是原审人民法院对上诉人投案自首、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均没认定，判处上诉人三年徒刑，这是不符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及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也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精神，因此上诉人不服原判，特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给我以宽大处理。

_________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刑事上诉状范文格式 第二篇

刑事上诉状是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和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决，在法定的上诉期内，向原审法院

上诉人:(刑事案件被告人、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或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刑事公诉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则不列被上诉人)

(姓名等基本情况)

上诉人因______一案，不服(高法1988年解释上诉状应写明上诉人收到裁判文书的时间，宜写在此处--华氏注)______人民法院____年__月__日( )字第____号刑事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具体的上诉请求)

上诉理由

(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的具体内容，阐明上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诉人:

代书人:

年 月 日

刑事上诉状范文格式 第三篇

上诉人：吴xx，男。20XX年8月7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XXX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蚌埠市第一看守所至今。

上诉人不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蚌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撤消XXX中级人民法院20XX)蚌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以融资为诱饵，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这一认定既没有证据证实，也与事实完全不符。

(一)本案的焦点：300万元的性质

本案中上诉人确实收到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XX代表XX公司汇入的300万元，但XX公司为什么要汇这300万元?这300万元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本案的焦点，也是本案上诉人罪与非罪的关键。

1、300万元是XX公司交付的履行买卖合同的约定保证金

20XX年初上诉人与XX公司的代表XXX认识，XXX称XX公司可以生产菜仔油出口，考虑到欧美市场开始出现替代石油的生物柴油的趋势(菜仔油可作为生产生物柴油原料)，上诉人同意代表新加坡AP公司(上诉人为新加坡AP公司的董事、在中国的代表)与XXX代表的XX公司进行洽谈，20XX年3月22日由新加坡AP公司经理Lam Kwong Hee先生和XX公司董事长XXX先生签订了买卖合同(《SALES AND PURCHASE CONTRACT(Contract Number:05by-ap01)》)。合同约定，一万吨菜仔油交易金额为580万美元，买方新加坡AP公司申请买方银行开具信用证作为付款方式(合同第10条)，卖方XX公司申请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如XX公司违约，买方有权占有此保证金(合同第15条)。但在合同履行时，XX公司称没有能力让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并邀请上诉人到蚌埠协商，20XX年4月10日前后，上诉人在蚌埠和赴凤阳的途中与XX公司的董事长XXX、总经理XXX商谈达成变更协议：XX公司申请卖方银行开具履约保证(金)函的条款变更为XX公司直接支付合同金额8%的保证金。20XX年4月13日，买方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XX公司为受益人的金额为580万美元的信用证。并应XX公司和通知行(蚌埠市农业银行中山支行)的要求于20XX年4月27日作了修改。随后，经上诉人代表买方催促XX公司董事长XXX代表XX公司于20XX年6月1日将RMB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按约定的580万美元的8%计算，仍欠约RMB70万未付，XXX说公司只有这么多了)汇给上诉人(新加坡AP公司同意上诉人代收并用于该合同事宜的支出)。

以上，就是本案300万元的真相。有《SALES AND PURCHASE CONTRACT(Contract Number:05by-ap01)》、2006年8月16日上诉人的《询问笔录》、2006年10月31日XXX的《询问笔录》、2007年3月20日徐宁海的《询问笔录》、2006年8月24日孔晶晶的《询问笔录》、2006年9月27日徐宁海的《事情经过说明》、《证明》、Lam Kwong Hee的《TO WHOM IT MAY CONCERN》等证据可以证明。

2、根据生活经验、逻辑推理从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也可以推定300万元的性质

一审判决中查明：20XX年3月22日，新加坡AP公司和XX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20XX年4月13日，新加坡AP公司按约申请新加坡发展银行(DBS)开具了以XX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20XX年4月27日应XX公司和通知行的要求作了修改;20XX年6月1日，XX公司的代表按约将RMB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汇给新加坡AP公司的代表;20XX年8月18日，XX公司和上诉人代表的银联万国(天津)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有关融资合作的《合作协议书》。

从这些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可以推定XX公司汇钱只能是履行与新加坡AP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而不可能是为二个多月后才签订融资合作协议的(预)付款(二个月多后才签的该协议也没有此付款条款)，并且XX公司对XXX、秦新、徐宁海等多名长期为其融资的合作伙伴都是承诺成功后才支付报酬，融资不成功不给一分钱，为什么会对上诉人更加青睐，上诉人与XXX认识不到2个月，只见过2面，上诉人说先给我300万元，我为XX公司融资，XXX就信、就给?这太违背了正常的生活经验和逻辑，XXX可是闯荡商海多年的企业家，阅人无数，只有骗人的`没有被骗的。

另外，假如300万是给融资的预付款，为什么XX公司会倾其所有付出全部?即使是付融资的前期费用也不用倾其所有付这么多，作为融资报酬等融资成功了再给也不迟。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定300万不可能是融资预付款。

(二)有关本案的其他事实

1、关于信用证打包贷款

在上述买卖合同洽谈、签订、履行期间，XXX、XXX他提出卖方希望利用信用证打包贷款，AP公司和上诉人认为这虽不是买方的义务，但是卖方的权利，且打包贷款可以增加XX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保障双方买卖合同的履行，故乐观其成，并愿意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但因XX公司在蚌埠市农业银行已有18800万贷款且有3000万逾期贷款的不良信用记录和农行对信用证的装、卸港条款认识有差异故农行没有同意打包放贷。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先提出用信用证为XX公司贷款与事实不符，毕竟是XXX先主动找上诉人提出的。

2、关于买卖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

为了预防风险和保障最低利润，AP公司在一时还未能在国际市场找到更好买家的情况下和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万吨菜仔油合同金额595万美元的买卖合同,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又与武汉新汉口商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万吨菜仔油合同金额607万美元的买卖合同。一审判决认为签订上述合同是“为了获得外方开具的信用证，并避免出现货物真出口的情况发生”的判断没有事实根据，也不合贸易和银行惯例。因为银行为客户开具信用证只根据客户的买卖合同和信用，客户买的货是否有下家概所不问。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风险和保障最低利润(后合同比前合同均有加价)，这也证明了XX公司与AP公司买卖合同的真实和能履行的事实(如果是不真实的，何必再签后面的合同来转移风险)。

3、关于XX公司的承诺书

因为XX公司不能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货，XX公司于20XX年8月18日承诺不经AP公司同意，不得交付货物，这可视为XX公司就双方原买卖合同的交货时间进行变更发出的要约。

4、关于300万汇入上诉人银行卡及其支配

(1)因为外汇管理制度，无法换汇、汇出。

(2)新加坡AP公司考虑其业务在中国境内需要成本支出授权上诉人代收和支配，等合同(包括买进、卖出)履行完毕后，再进行结算(见Lam Kwong Hee的证明《TO WHOM IT MAY CONCERN》)。

(3)XXX、XXX认为上诉人具有代理权(或表见代理权)，汇给他视同汇给新加坡AP公司(见2007年3月20日徐宁海《询问笔录》第5页,XXX告诉上诉人：“只有300万，你拿回去，在公司交差了”)。

5、关于融资合作协议

XX公司为了融资之目的，于20XX年8月18日与上诉人代表的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万国公司)签订有关融资的《合作协议书》，从内容和性质来看上述协议应视为是居间合同，只要XXX公司提供有可能对XX公司的投资、借贷的信息和机会就是在履行协议，而XX公司在融资成功前并不支付任何对价。为帮助XX公司融资，此后银联万国公司及上诉人进行了包括同中国合众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磋商、介绍等工作，这也是银联万国及上诉人在积极地帮助XX公司融资的表现。但因XX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融资双方的条件不能合意而没有成功(几年来XX公司曾经委托XXX、秦新、徐宁海等多人为其融资但没有一人一次成功，也没有给付他们一分钱融资费用或报酬，可见融资之难和XXX之精明)。这些有关融资合作事宜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中“以融资为诱饵”的认定与事实不符。

6、关于上诉人在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的身份

上诉人案发时是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业务的副总经理，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自称”，该公司实际负责人、财务副总经理白莉红、公司员工刘学品、酒智琳等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因企业管理不规范，没有任命或聘用书面材料，在民营企业中常见，但这不能排除上诉人是其副总经理的事实。一审判决只采信对控方有利的证据而对辨方有利的证据视而不见有失公正。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本案在立案、刑拘、逮捕等侦查阶段及蚌埠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蚌公经诉字[2006]010号)均认为上诉人涉嫌合同诈骗，但蚌埠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蚌检刑诉[2007]20号)指控上诉人“以虚假出口的方法，签订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融资合作协议，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xxx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犯诈骗罪，是适用法律错误。

《xxx刑法》第266条之规定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表现是使用骗术，即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信以为真，自愿地交出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XX公司按约定将300万元汇入上诉人(受AP公司委托代收)卡上，是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XX公司也不是因受骗而认识错误交出财物。一审判决上诉人犯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二)退一万步，假设上诉人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起诉书》也是这样指控上诉人的(“以虚假出口的方法，签订不能实现的购销合同、融资合作协议，骗取他人财物”)，因而只能适用《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而不能适用《刑法》第266条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构成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前者系从修订前刑法中诈骗罪分解而来，二者的不同在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即以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为手段，骗取他人财物;诈骗罪则未对手段进行限定，只要行为人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均构成诈骗罪。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而不能适用诈骗罪。

(三)上诉人也不存在《刑法》第224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形，在本案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方面没有“采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故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一审判决证据与证明采信不当

(一)证据方面的问题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5条,侦查人员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本案作为主要证据使用的证人询问笔录均没有侦查人员签名，其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依法应当不予采信。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xxx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本案所有证人都没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其证言没有证据效力。

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只有遇紧急情况才可以不另用搜查证进行搜查，否则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本案并非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在2006年8月7日进行搜查时没有出示搜查证(也没有在案卷中发现有补办的手续)，其非法搜查得到的物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排除。

(二)、关于刑事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应当在公诉方，且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即“确定无疑”、“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

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以融资为诱饵，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可是上诉人如何“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就“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提供”了什么“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什么是“实质性工作”?“采取仅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但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手段”与“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是“提供自制的表面文字资料”在先，“骗取他人钱款300万元”在后，还是相反?等判案理由及逻辑推理，一审判决却付之阙如。这样定罪，何至于武断!

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和其辩护人“关于300万元是XX公司与AP公司所签合同的执行保证金，与融资没有关系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信”，也没有释明其令人信服的判断理由。退一步说，即使辩方提出的此辩解、辩护意见不能得到法庭采信，但其“合理怀疑”的可能性也并没有被控方提出能证实的证据排除。因此应按《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无罪。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xxx人民法院

上诉人：吴xx

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

刑事上诉状范文格式 第四篇

刑事上诉状（范文）

（大理）马培杰律师

上诉人：赵XX，男，汉族，1979年9月26日生，四川省南充市人，身份证号51292119790926XXX，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桥龙乡正龙街XX号，现在押。

上诉人因交通肇事一案，不服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5日作出的（2010）大刑初字第301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如下：

一、对于该判决书判定上诉人赵XX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定性，上诉人不持异议。

二、上诉人认为该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1、上诉人赵XX系初犯，没有前科。上诉人平时一贯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之前科。且上诉人从领取驾驶执照至事故发生前，一贯遵守交通规则，从未发生过交通事故，此次事故纯属偶然的意外。

2、上诉人赵XX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如实供述案件的相关事实。归案笔录显示，赵XX归案前，接到公安交警部门的电话后，两次积极主动地协助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并对事发当时的情况进行回忆，能如实供述案件的相关事实，听从公安机关的安排，表现出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

3、上诉人赵XX归案后主动要求对本案受害人的家属作出赔偿，愿意承担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虽然上诉人赵XX处于被羁押状态，但在上诉人家属及肇事车主的努力下，已经对事故中的死者彭素丹及16名伤者中的15名伤者先行进行了民事赔付，仅有伤者尹XX因锁骨骨折需在4个月复查期之后主张赔偿而尚未进行民事赔付。

4、本案交通事故的对方驾驶员殷XX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理市公安局交警二大队大公、交二认字（2010）第102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殷XX所驾驶云L16118大型卧铺客车发生事故时的速度为77KM／h,在限速为40 KM／h的事故发生路段而言，超速达到，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正是由于云L16118大型卧铺客车驾驶员殷XX的严重超速行为遇到被告人赵XX的实线超车行为，才导致了致人伤亡的严重交通事故。

三、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适用缓刑，理由如下：

1、上诉人赵XX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档考虑量刑。

2、结合本案事实及根据上诉人赵XX的实际情况，请求上级法院对上诉人赵XX适用缓刑。

（1）上诉人赵XX除具备上述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外，还存在困难重重的家庭困难。赵清松2009年离婚，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家中还有没有劳动能力的将近70岁的老母亲。这样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赵XX是唯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这个家庭需要上诉人赵清松去支撑。

（2）上诉人赵XX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其适用缓刑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具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又不会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符合缓刑条件，上诉人请求上级法院综合本案事实情况，依法对上诉人适用缓刑。

综上所述，鉴于上诉人认罪态度好、又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不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上诉人请求上级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和愿意积极赔付相关民事损失的悔罪表现，充分考虑本案交通事故的对方驾驶员殷XX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的事实，给予上诉人赵XX从宽处罚。上诉人希望上级法院能够给予从轻、减轻处罚，给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赵XX

2010年10月8日

闻言审听，笔动冤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知情释法，拼理力争；高悬义剑，拍案而起；人间正道，朗朗乾坤；大彰法制，邪不压正

东方能源（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公司”）与福州保税区建诚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建诚公司”）订立柴油进口合同，约定东方公司出口5,000吨柴油给建诚公司，每吨181美元，CFR福州马尾。合同允许卖方装船时多装或少装5％，装货港韩国安山（ONSAN），买方以信用证方式付款，信用证得在提单签发之日起90天以美元按发票金额支付。信用证下跟单文件为商业发票、正本提单、数量证明书、质量证明书等。

东海公司根据其与建诚公司、福州吉福石化公司连江东升保税油库（简称“吉福油库”）的《长期代理进口协议书》，作为建诚公司的开证代理人，在建诚公司向其支付800,000元开证保证金后，于1998年1月16日在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开立了FJLC9801014信用证。信用证载明开证申请人为东海公司，受益人为东方公司，总金额875,000美元，提单签发日起90天按发票金额付款，装船港韩国安山，目的港中国福州，货物为轻柴油，数量5,000吨（±5%），单价CFR175美元。

1998年1月20日，双龙公司签发了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东方公司，收货人凭指示，通知人为东海公司，船名“光勇”轮，装港韩国安山，卸货港福州马尾，装轻柴油5,吨。提单由船长PARK KIL NAM签发。

1998年1月27日，托运人东方公司传真给双龙公司，要求双龙公司在未收到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光勇”轮所载轻柴油中的3,吨交付给福州明达电力开发公司（简称“明达公司”），其余2,200吨交付给吉福油库，并保证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损失由东方公司负责。同日，双龙公司向其福州港船舶代理人即福州外代下指令，要求福州外代将“光勇”轮货物放给明达公司、吉福油库。福州外代在收到船东电话指令后，于当日开出两张小提单，准予明达公司、吉福油库提取上述货物，货物已凭小提单提走。

1998年2月9日，东海公司依照信用证的约定，向开征行承兑赎得包括上述号提单在内的全套单证。1998年2月12日，东海公司持正本提单到福州外代处提货时，得知福州外代已无单放货。此后，东海公司多次向放货人、提货人追讨。2月19日、3月28日建诚公司给东海公司出具《承诺书》，表示货物已由其于1月28日提货报关，除其已付800,000元保证金外，其将向东海公司支付开证费111,69元，承兑费11,505元，改证费200元，东海公司开证手续费76,263元及货款，但建诚公司未履行承诺。1998年4月10日，东海公司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998）榕经保字第10号、第11号裁定书裁定冻结建诚公司银行存款6,902,553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裁定止付受益人东方公司的FJLC9801014号信用证项下875,000美元，上述措施均未能保全到有关财产。

1998年4月22日，东海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将本案信用证的付款期延长至1998年7月15日。

1998年4月25日，东海公司与东方公司、建诚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再次明确信用证的付款期为同年7月15日，并约定：建诚公司将其储存在吉福油库的大约6,000吨柴油的所有权转让给东海公司，东海公司同意在1998年6月15日前，只拥有这批柴油的所有权，不实质处分这批柴油，6月15日前建诚公司须付清相当于916,美元的人民币以赎回这批油，否则东海公司可将油出卖以收回上述款项。

1998年4月27日，东海公司以其与东方公司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为由，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止付信用证的裁定，解除财产保全。

1998年5月18日、7月13日，东海公司通过其律师两次向双龙公司发索赔函，要求双龙公司因无正本提单放货赔偿原告货款和利息损失。东海公司上述追偿行为未取得任何效果。

1998年7月20日，开证行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对外支付本案信用证项下“光勇”轮所载柴油的货款。

1998年7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向东海公司发出通知函称：“我行已于1998年7月22日付款，其中你公司用自有资金买汇付款597,美元，我行垫付资金318,美元，垫款利息按合同规定以每日万分之五收取。”

东海公司无进口柴油许可证。

二、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

（一）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认为：其从东方公司进口柴油，在其承兑赎单后，凭正本提单于1998年2月12日向被告双龙公司的船舶代理人被告福州外代提货时，发现福州外代已依双龙公司指令，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仅凭副本提单及保函将货物交付他人，而原告已就该批货物对外付款，为此，原告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1）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货款损失6,803,元；（2）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开证费11,169元、改证费200元、合同代理费76,263元、诉前保全费35,043元、37,718元；（3）上述货款、费用自1998年7月25日起日万分之五的利息。

（二）被告的答辩意见

被告双龙公司认为：近洋运输中，信用证付款的情况下只能凭保函无单放货。原告只是进口商的开证代理人，其无进口许可证，不可能提取提单项下货物，原告明知双龙公司凭保函放货，并且认可放货，对外承兑付款，原告已依债权关系追索贸易合同的买家，并已部分受偿，故不应转而向船东主张提单项下的物权。被告福州外代认为：其作为双龙公司代理，依双龙公司指令放货，责任应由双龙公司承担；原告在发现货被提走后，并未依提单关系向船东和福州外代主张提单权利，而是以贸易合同开证人的身份，与贸易合同的卖家东方公司及实际收货人建诚公司交涉，并达成一份补充协议，对原贸易合同作了补充，因此，提单物权凭证效力归于灭失。原告7月份对外付款前，虽占有提单但非善意持有人，无诉权。国际油轮运输中，尤其近洋航运中，正本提单流转时间长，代理公司凭船方指令放货，符合国际惯例。

【律师代理词】

一、原告律师的代理词

原告委托代理人，厦门群贤律师事务所赵德铭和陈志铭律师认为：

（一）本案为共同侵权之诉，两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xxx海商法》和我国的司法实践，提单作为货物的物权凭证，谁拥有提单，谁就拥有提取并控制货物权利。除此之外，其他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擅自提取货物，侵害了提单合法持有人的物权。

根据《xxx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可见，把货物交给提单合法持有人是承运人及代理人的法定义务，同时，提取并控制货物是提单合法持有人的法定权利。本案两被告的无单放货行为，客观上已经构成对原告物权的侵害。

原告之所以对外开证承担付款义务，是因为有提单作保障，在被告建诚公司等不履行付款赎单义务的情况下，原告可以留置并处分货物。

被告福州外代作为专业性船务代理公司，明知无单放货侵犯了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仍将货物放给了非正本提单持有人，根据《xxx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两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原告有权行使追偿选择权，就所遭受的损失向负有连带责任的任何一方或几方被告主张赔偿，在这种索偿得到完全满足以前，本案中的其他连带责任方（包括两被告）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

被告把原告的追偿行为当成认可无单放货、免除承运人及代理人责任的表示，这种认识与法律规定相悖。原告依法拥有对共同侵权人索赔的选择权，原告向其中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共同侵权人的索赔，属于依法行使索赔权利，依法行使权利并不会解除其他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在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提单持有人明确同意无单放货的情况下，提单合法持有人与无单提货人单纯的协商以及订立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的赔偿协议，并不能认定提单持有人存在该项同意。有关追索与赔偿协议完全是提单持有人不同意无单放货而进行索赔的有力证据。

二、被告律师的代理词

被告双龙公司委托代理人，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xxx和徐捷律师认为：

（一）近洋运输，提单流转滞后，信用证付款情况下，只能凭保函放货。这种做法，有利于贸易和运输的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

（二）建诚公司是贸易合同的买家，原告只是信用证开证代理，没有进口许可证，无法成为适格的合法收货人，不可能合法占有本案涉讼货物，双龙公司根本无法凭正本提单将货物交付给原告。双龙公司是凭保函将货物交付给了合法的货主。

（三）原告明知双龙公司凭保函放货，并且认可、承兑付款。凭保函放货，与原告主张的损失，无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正是由于原告接受存在重大不符点的议付单据，才造成货款对外支付。

（四）原告一直主张债权，只是无法完全实现债权，才转而主张物权，目的是把商业风险转嫁给船东。原告主张了债权，并且部分受偿，已丧失了提单项下的物权。

据上，被告双龙公司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福州外代委托代理人，该公司职员陈晖、祝光明认为：

福州公司完全依船东的指令行事，并未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依照《xxx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据此，福州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3条的规定，只有对已实施的民事行为负连带责任的，在民事诉讼中才可以列为共同诉讼人。因此，本案原告对福州公司没有诉权。

原告在2月12日发现货已被实际收货人提走后，并未通过提单关系向船东和福州公司主张提单权利，而是以贸易合同开证人身份，与国际贸易合同卖方和实际收货人交涉货款支付及货物处理问题，并在4月25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是对原贸易合同的补充，说明原告愿意改变条件，变通方法，继续履行原贸易合同，从而在事实上认可了实际提货人的提货行为，即原告已经对提单项下的债权进行了处分。这标志着原告不能再对同一提单项下的货物向福州公司主张物权，标志着本提单的物权凭证效力由于原告的上述行为而归于灭失。

证据证明原告实际对外支付货款是在7月份，由于原告未付货款就取得提单，是未付对价的占有，因而原告不是提单的善意持有人，不能对承运人主张基于物权的诉权。

目前在国际油轮运输中，收货人通常凭保函及提单副本提货，而承运人代理凭船东指令放货，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福州公司在船东指令下凭收货人保函放货，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原告企图将贸易风险转嫁给承运人及其代理人，其起诉福州公司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词】

审理本案的原审法院认为：

本案纠纷因双龙公司和代理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而引起。无单放货的侵权行为在中国，故处理本案纠纷应适用xxx的法律。原告虽然不是本案诉争货物的合同进口人，但却是支付进口货物款项的开证申请人。根据信用证法律关系，香港东方公司在按信用证要求向银行提交提单等规定单据后，原告有义务承兑赎单，并由此成为提单合法持有人。

原告是否持有进口柴油许可证以及是否为柴油进口人，不影响原告享有提单项下的各项权利，即原告有权凭正本提单向承运人及其代理人主张物权。根据《xxx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凭正本提单支付货物是承运人及其代理人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并不因近洋运输合信用证付款而改变。双龙公司作为承运人在未收到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凭托运人的保函即通知其代理人放货，即违反了我国法律，又有悖于国际航运惯例，系对原告的侵权，故应就其过错向原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代理公司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代理权，其明知无单放货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仍按双龙公司指令行事，也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因此代理公司应就其过错与双龙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在得知货物被无单交付后，曾向提货人、放货人贸易合同的卖方主张权利，并与提货人、贸易合同的卖方订立《补充协议书》，但这些作为均是原告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而采取的挽回损失或避免损失扩大的积极措施。因原告并未向承运人及其代理人明确表示放弃追索，也未能通过履行上述《补充协议书》挽回损失，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已同意或认可了被告的无单放货行为，也不能由此认为原告所持的提单已丧失物权功能。被告关于本案纠纷中原告通过贸易关系向卖方等主张了债权，便不能再依据运输关系向承运人主张提单物权的辩称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不予采纳。

被告还辩称原告得到了实际提货人的部分赔偿，在原告否认的的情况下，被告不能进一步举证，故不予认定，因此，原告因被告无单放货造成的损失应包括信用证下的货款，原告的进口开证代理费，又因建城公司已付原告80,0000元开证保证金，故此款应从信用证下款项中扣除。原告诉请的开证费，改证费等系原告的业务成本支出、与被告无单放货无关，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其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费用与被告无单放货亦无必然联系，不予支持。

依照《xxx民法通则》规定，厦门海事法院判决如下：

一、双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东海公司货款6,803,元及相应利息，并赔偿开证费76,263。（其中货款利息自1998年7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日）；

二、代理公司与双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45,000元，原告负担4,500元，两被告连带负担40,500元。

【专家评析】

本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无单放货纠纷案件，案情复杂，涉及国际贸易合同法律关系、代开信用证合同关系、信用证法律关系、代理法律关系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等。但是，归纳起来，案件争议的主要法律问题是三个：一是无单放货案件的性质，二是承运人的代理人按照承运人指示无单放货是否要承担责任；三是本案提单项下权利是否丧失。

一、无单放货案件的性质

法官审理案件必须确立两个裁判基础：一个是对事实定性，确定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另一个则是根据该关系的性质，找出调整该关系的现行法律规范。因此，审理无单放货案件，首先应明确提单持有人与无单放货行为人之间的关系性质。

（一）无单放货案件定性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私法的识别问题，其识别的根据，应以法院地法为原则。

（二）

无单放货案件均具有涉外因素，是典型的涉外案件。因此，对案件有关事实情况的性质作出定性，首先涉及的是国际私法中的识别问题。

国际私法中的识别，是指依据一定的法律观点或法律概念，对有关事实情况的性质作出“定性”或“分类”，把它归入特定的法律范畴，从而确定应援用哪一冲突规范的法律认识过程。

我国现行立法没有关于识别的规定，但《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9条提出了如下建议：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但如果依法院地法不能适当解决的，可以参照可能适用的法律来解决。可见，在理论界以法院地法为依据解决识别问题是通说。在各国司法实践中，也多采用法院地法进行识别。我国司法实践中亦是依我国的法律观念进行识别。据此，我国法院对无单放货案件所涉事实情况的定性，识别的根据应以法院地法即我国法为原则。

（三）无单放货案件的概念

根据《xxx海商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提单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因此，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主体只能是签发提单的承运人。据此，严格意义上的无单放货案件应是指提单持有人依据正本提单诉请签发提单的承运人返还提单项下货物或赔偿相应货物损失的案件。

（三）司法实践中对无单放货案件定性的状况

1993年7月1日《xxx海商法》实施以前，我国法院对无单放货案件性质的认识是，国际货物买卖是单证买卖，认单不认人，提单是物权凭证，无单放货案件当事人之间是物权关系，只要无单放货便构成侵权；《xxx海商法》实施后，是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并存；1997年第1期《xxx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粤海公司与仓码公司、特发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无单放货、提货、代理放货纠纷再审案”，是个分水岭，自此，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无单放货案件应按违约定性，并在以后的案件审理与批复中坚持这一观点，但至于为何定性为合同之诉，却没有具体说明。

由此可见，我国法院对无单放货案件性质的认识，有一个从侵权之诉转向合同之诉的演进过程。很明显，前后对无单放货案件定性并不一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理论上对提单性质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四）提单的性质

提单表彰的是货物返还请求权，本身并不是物权凭证，仅凭提单提起侵权之诉没有法律根据。|||

《xxx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这一条的含意，现在通行的看法是明确了提单的三项功能，即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是一张货物收据；是一张物权凭证。对前两个功能，理论界没有异议，主要的争论是第三项，即提单是否具有物权凭证性质？

从法律的文义解释角度推敲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该条有前后两句话，前一句，是从功能的角度，对提单进行定义，说明提单是什么。按照文意解释，要构成我国海商法所称的“提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功能要素，第一、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第二、用以证明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第三、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缺少任何一个要素的单证，都不是我国海商法所称的“提单”。

显而易见，海商法在这里设定了一个法律事实：提单一旦签发，就构成“承运人保证凭提单（据以）交付货物”这一法定的提单条款。该条的后一句话是对上述定义中“保证”的具体补充说明，即具体向谁交付、如何交付货物。实际上是海商法在进一步确立另一个法律事实：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即承运人必须保证将货物交给①记名提单上记名的收货人；②指示提单上的被背书人；③空白提单的提单持有人。

据此，我国海商法在第七十一条中对承运人签发的提单，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法律事实，构成承运人的两项保证条款，即首先承运人保证凭提单交付货物；其次承运人还保证按提单中载明的交付方式将货物交给特定的提单持有人。综上所述，从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本身导出的结论是：提单除了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和货物收据外，还是确定货物交付方式的单证，但从该条款本身并不能得出提单是物权凭证的结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受提单是物权凭证这一观念的影响，认为持有提单就对货物拥有物权，以致大量的无单放货案件以侵权为由诉到法院，而法院也允许当事人选择诉由，产生现在无单放货案件违约与侵权诉讼并存状况。对提单是物权凭证这一看法，理论界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多。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认为提单具有物权凭证功能是历史的误会。

目前主张提单是物权凭证的主要学说如下几种：

（1）所有权说：认为提单是所有权凭证或是货物所有权的支配文件。主要理由是①按照商业惯例，占有提单即等于占有货物，转让提单就等于转让货物；②如果出让人的意思是转移货物的所有权，则提单受让人就取得货物所有权；③提单可以作为买卖的标的和押汇的工具。

（2）占有权说：认为提单持有人凭提单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权利，是基于提单持有人对货物的占有权。提单代表货物，因而谁持有提单谁就取得了占有货物的权利。

（3）综合说：认为提单代表提单项下货物的物权，而物权包括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提单持有人对提单项下的货物可能具有不同的物权。|||

（4）拟制占有说：认为提单即代表货物，转让提单即转让对货物的占有权，占有提单即等于占有货物。提单持有人对货物的占有权，是提货债权的基础。

从以上各种学说中可以看出，都是基于“提单代表货物本身”、“提单交付等于货物本身的交付”这些假定。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以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提单是物权凭证。有关的规定都是从维护商业习惯角度，以法律规定确认交付提单具有交付货物的同样效果，解决的是国际贸易中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问题。因此，学界有反对提单有物权凭证性质的学说，即否定说。

（5）否定说：认为提单根本不代表物权，提单表彰的是“运送物之交还请求权”，属于债权性质。提单的交付与物品交付有同一效力，提单项下货物的处理必须以提单为据等提单表现出的与物本身有关的各种特点都是基于提单的这种债权性。

上述否定说有一定道理，提单的物权凭证性质，不能用英美法的思维，以商业实践中的习惯做法为基础简单假设，而应立足于我国现有法律框架进行实在法意义上的客观分析。权利的来源要有先后的次序。如前述及，提单首先是确定货物交付方式的单证，货物没有交付，运输合同便没有完结，此时，提单持有人相对于承运人而言，首先具有的是基于运输合同或提单的货物返还请求权。英美法中只有契约、侵权、动产、不动产等概念，并无物权、债权概念，“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上的概念，在罗马法中已有出现，一直沿用至今。”“document of title”翻译成“物权凭证”的确值得推敲。

提单是物权凭证的说法来源于英国的判例，这一点是公认的事实。在1794年的Lickbarrow V. Mason一案中，英国法院首次确认document of title，“买方将提单背书给一个善意被背书人后破产，卖方欲行使停运权并向已支付对价的善意被背书人主张权利。在二审中特别陪审团作出判决，认定提单经过这样背书、交付转移后，货物所有权就转移了，被告胜诉。”从这个案例中看，法官实质上肯定的也是提单在货物买卖中的交付功能。

提单在货物交付方式上发挥了作用。在现代物权变动理论中，“交付作为公示方法，是着眼于动态的物权变动。处于静态的动产物权，则以占有作为公示的方法。交付与占有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来表现动产物权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占有是交付的结果。”提单项下的货物，占有显而易见是承运人占有。托运人把货物交给承运人，即将货物的占有转移给了承运人，承运人收回提单将货物交给合法提单持有人，对提单项下货物的占有才转移。所以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而言，具有的首先是货物返还请求权，根本不是占有权。

现代社会的进步巨大，传统民法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其本身也在现代化。传统的交付方式仅仅限于现实交付一种，即指对动产的事实管领力的移转，使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直接占有。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物流速度大大加快，促进交易便捷便有了客观的需求，这种现实交付方式开始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于是传统交付制度有了发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易实践中逐步出现了新型的交付方式，包括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民法理论已经放弃了死守现实交付的思路，但上述提单是物权凭证的学说却在死守现实交付理论，纷纷将不在占有之下的货物拟制为占有，来适用现实交付理论以解释国际货物买卖中的交付，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指示交付，又称返还请求权让与，是指在交易标的物被第三人占有的场合，出让人与受让人约定，出让人将其对占有人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受让人，由受让人向第三人行使，以代替现实交付。学理上也称之为返还请求权代位。《德国民法典》第931条规定：“物由第三人占有时，所有人得以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给受让人，以代替交付。”由此可见，返还请求权让与，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一种国际货物买卖交付方式，债权的让与并不依赖于对货物的占有。

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发展了民法的货物交付方式，还发展了民法中的质押理论，出现了权利质押。我国担保法在质押一章专设权利质押一节，将提单、仓单等提货债权单证作为可以质押的权利凭证。动产质押与权利质押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利质押存于权利之上，而非存于动产之上。

在押汇协议的约定下，提单交付给银行，即是将提单项下货物的返还请求权转让给了银行。权利质押与指示交付理论一样，都是国际贸易实践发展的产物。提单只是被国际贸易使用的一种工具，提单本身表彰的是货物返还请求权，贸易中将其作为取得权利的权利，是运输环节以外的买卖、结算环节中相关法律的规定，是提单所证明的返还请求权证明了提单持有人在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而不是提单本身在直接证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

《xxx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据此，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确认的是提单可以作为交付的方式，提单是提取标的物（运送的货物）的单证。出卖人可以向买受人交付提取货物的提单，以取代货物的现实交付，这是在立法上对指示交付即返还请求权让与的确认。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设定的承运人保证据提单交付货物的法律事实，与我国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正好相呼应。由此可见，提单是物权凭证，在我国立法上找不到法律依据，而提单转让表彰返还请求权让与，却有相关的明确法律根据。

综上所述，不是提单的性质改变了，而是物权变动理论中的交付制度发生了变化。提单不是占有权的凭证，其本身并没有直接表彰物权，表彰的是货物返还请求权。提单的转让只是代表一种交付方式，让与的是货物的返还请求权，这一请求权的实现，才有占有的结果出现。国际贸易的交付方式是提货请求权的转让，跟占有不占有货物无关。依据提单并不能证明提单持有人对货物拥有物权，提单持有人对货物拥有物权的根据是国际贸易中买卖合同或押汇协议等法律关系。因此，称提单为“物权凭证”，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没有根据。明确这一点的意义在于，提单持有人仅仅凭提单并不能主张物权，凭提单提起侵权之诉，缺乏法律根据。

（五）无单放货案件的性质

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无单放货案件的性质是合同之诉。

应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缮制签发提单后，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就产生了提单债权债务关系，这是我国海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法律设定。但该款的文字是“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提单的规定”的性质如何？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1、涉他合同说：又称为第三人合同，认为提单的规定是运输合同性质，托运人是为收货人利益订立运输合同，收货人作为受益的第三人，可以取得以自己名义直接请求承运人履行运输合同项下义务的权利。这一学说的特点是：收货人作为受益第三人，其权利义务完全取决于托运人与承运人的约定，其债权有可能被承运人对托运人的一切抗辩所对抗。此说显然无法解释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七条所规定的提单最终证据制度，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出于交易安全考虑，绝不允许收货人的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

2、合同让与说：认为提单的规定是运输合同性质。提单的转让，使提单所包含或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规定的部分托运人的权利和义务发生转移，提单持有人因之成为运输合同的当事人。

合同让与说不能解释合同义务如何能在不通知债权人时就让与，而且收货人得到的权利义务又可能与托运人的权利义务不完全相同。合同转让后，作为出让人的托运人并不能完全脱离该被转让的运输合同，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承运人申请拍卖所留置的无人收受的货物，拍卖款在清偿其债权后，剩余的金额，仍应“退还托运人”。可见，提单的出让，并不能在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消灭被转让出去的为提单规定的合同关系。

3、证券说：认为提单是表明承运人承认已接收货物，并负有在目的港将货物交给提单持有人这一债务的有价证券。提单表彰运输合同上的债权，将运送物的交付请求权从运输合同中相对截离出来，作为证券上的权利行使。这一说本身承认提单的证券关系与票据关系有很大的差别。票据在民法理论中一般认为是单方法律行为，而提单并不是。票据制度中，后手的债权人对前手有追索权，而提单制度中没有。我国海商法第七十八条没有规定提单持有人与提单其他背书人的关系也按提单的规定确定，即是不承认后手对前手有追索权。

4、新合同说：认为提单在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运输合同。英国的默示合同理论与此说有相似之处。这一说法主要是在形式上是否具备合同订立的意思表示方面受到质疑。

5、法律规定说：认为收货人取得的权利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既不是托运人的权利，又不是出于合同的约定。托运人因运输合同取得的权利与收货人因法律规定取得的权利，并非两个权利，而是一个权利，只是收货人取得权利时，托运人对于承运人依运输合同所得行使与之有关的权利，处于休止状态，不能再予行使而已。此观点的问题是认为收货人因法律规定取得的权利与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是一个权利。

综合以上学说，可以看出，虽然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但总有不能圆满解释海运、贸易实际状况的地方。究其原因，我认为，之所以用法律规定形式确定提单持有人（非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是因为依靠涉他合同、合同转让、证券、新合同等学说所涉及的已有民法理论，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无法达到提单制度所追求的转让目的。

关于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

1、海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是法律为保障提单的可转让性，预先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事实。该款规定是一项制度设定，是法定提单制度的一部分。其制度价值是为了配合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风险转移理论，弥补涉他合同理论的不足，为减少诉累，提高商事效率，通过立法给予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2、提单代表的是一种法定的商法制度，本身不会自行发生作用。发生作用是选择提单作为贸易工具的结果。承运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对提单所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条款并非没有一致的意思表示。提单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靠的是其在商法意义上的整体制度价值，国际贸易的参与者选择提单作为工具，不是选择提单本身，而是选择提单制度，提单制度基本法定，有国际统一基础，特别是对承运人不可免除的最低责任的规定，使提单制度稳定而明确，这正是国际贸易参与者信赖提单制度的基础。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作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买方，在与卖方（托运人）签订买卖合同时，一旦约定采用CIF/FOB/CFR等贸易术语，采用跟单信用证或跟单托收等结算方式，就构成对提单制度的选用，这意味着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将要成为法定提单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受提单的规定约束。因此，作为买方的收货人、提单持有人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对提单的格式、基本内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行使选择权，与卖方（托运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

如果不作出特别约定，只是选择提单作为工具，则卖方只要在运输环节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就是履行了买卖合同的约定。这就意味着作为买方的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同意卖方（托运人）的选择，认同提单的规定内容。据此分析，作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中买方的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在订立买卖合同时选择使用提单制度，根据《xxx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构成要约。而承运人签发提单的行为，如前文述及，构成承诺。双方一致表示接受提单的规定作为彼此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的合同成立。

3、提单条款的内容本身就是托运人与承运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4、海商法的立法结构体系、及对提单条款内容的调整显示的立法意图是提单关系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对待。

（1）1993年7月1日施行的现行《xxx海商法》总计15章278条。提单问题作为运输单证安排在规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第四章第四节进行规定。在立法结构体系上将提单视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问题对待。

（2）我国海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九十五条规定均确定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或适用提单的约定。另外，我国海商法第四十四条还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海商法第四章从第四十一条到第九十一条均是对承运人和托运人权利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根据本条的规定，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条款均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理论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这里不适用。在这里，立法显然将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同等对待，对提单的权利义务内容，用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条进行规范。

据上可见，无论是在立法结构体系方面，还是在具体规范内容方面，在立法上，已经将提单关系定位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进行法律调整。

5、国际上先进的海运、贸易大国的相关立法趋势是将提单视为或直接规定为运输合同。如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5条（1）规定提单包括或证明的合同属于运输合同；美国参议院1999年9月24日《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直接规定运输合同提单或类似单证。

综上所述，表面上看，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实质上，依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选择结果，是合同关系。将上述“提单的规定”视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性质，既有法理根据，又符合当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趋势。|||

（六）提单持有人的择诉问题

提单持有人身份具有多重性，基于运输，相对于承运人提单持有人是收货人或托运人；基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买方；基于押汇协议，是质押人。

可见，多个法律关系可能集于提单持有人一身。据此，提单不是物权凭证不等于说提单持有人本人没有物权，提单持有人的物权主要靠买卖合同及押汇协议等法律关系证明并确立。提单持有人仍有依据物上请求权或侵权行为之债请求权起诉承运人的请求权基础。问题是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能不能选择诉讼？

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提单持有人只能提起违约之诉。理由是提单持有人选择诉讼的权利受法定限制。《xxx海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而如前所述，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单的规定”应视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性质。据此，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依法确定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在这里，法律规定排除了侵权关系。

尽管，《xxx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在民法适用上，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为原则。即对该事项有特别法时，应适用特别法，而不适用普通法；只在无特别法时才适用普通法，普通法起补充特别法的作用。”所以，并不是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不存在受普通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规范调整问题，而是由于我国海商法第七十八条这一特别法的规定优先适用于普通的民法规范，才导致不能适用侵权行为规范的结果。因此，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只能提起合同之诉，这是民法的适用原则使然。所以，在现有的中国法律框架下，对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提起侵权之诉与法律规定不符，缺乏直接法律根据。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将无单放货案件定性为违约之诉，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处理，是有法律根据的。本案一审法院将案件性质确定为侵权之诉，没有法律根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是明确的，2000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2000）交他字第1号《关于提单持有人向收货人实际取得货物后能否再向承运人主张提单项下货物物权的复函》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如下答复：“本案提单持有人福建省东海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与承运人韩国双龙船务公司形成了提单运输法律关系，应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处理。”二审法院据此认为“原审以侵权纠纷确定案由不妥。”

二、承运人的代理人按照承运人指示无单放货是否要承担责任

（一）承运人应凭正本提单放货的法律根据|||

理论界有不少人认为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对承运人签发提单后如何交付承运的货物，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这里面存在对法条的理解问题。的确，调整海上运输关系的《xxx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第二节承运人的责任以及第五节货物交付，通篇没有一处直接规定承运人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但是，这并不等于没有这个义务。义务的产生并不仅仅来源于直接的法定，有效的合同约定同样依法产生义务。

如前所述，海商法第七十一条对提单设定的两个法律事实，即承运人保证凭提单交付货物和承运人保证按提单中载明的交付方式将货物交给特定的提单持有人。经由托运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运人等选择提单制度作为贸易工具的行为，通过承运人按照海商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七十三条第二款要求缮制签发提单，上述两个法律事实就成为提单项下的法定条款，进而根据海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成为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义务内容。

该两个合同义务，经过合同法律规范的调整，即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承运人应凭正本提单放货是有法律根据的，即是《xxx海商法》的第七十一条及相关合同法律规范。必须指出的是，承运人凭正本提单放货的义务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其效力来源是合同约定，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直接法定义务。本案一审法院认为代理公司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明知无单放货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仍按双龙公司指令行事，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应就其过错与双龙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际上是将《xxx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简单理解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值得商榷。本案二审判决对此没有表态。

（二）承运人的代理人按照承运人指示无单放货无需承担责任。

根据《xxx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代理人可能对其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形有三个。一、按照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二、按照第六十六条规定，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三、按照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本案中，不存在前两种情况，被告福州外代得到的授权很明确。第三种情况适用的前提是“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那么，无提单交付货物是否属于违法是关键。前文已经论及，凭提单交付货物仅仅是提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义务。承运人完全可以与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约定变更交货方式，如在提单灭失等情况下必须变更。如果将无单放货认定为违法行为，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对该违法行为而进行的担保应为无效，但是对于此类善意保函在司法实践中却得到普遍认可。xxx港口口岸工作领导小组、xxx、对外经贸部于1983年4月以通知形式下发（83）国港06号文件，在肯定凭正本提单交货的前提下，允许以副本提单加保函的形式提货。由此可见，承运人委托代理人不凭提单交付货物，完全是正常商务范围内的事情，对代理人而言，不是违法行为。故此，代理人接受承运人无提单交货业务，不适用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不可能产生承运人与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的结果。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承运人指示代理人不凭提单交付货物的情况下，代理人严格按照承运人的指示行事是其必须履行的代理合同义务，其按照承运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不交付货物均是在其代理业务范围之内，行为符合代理法律规范，代理人本身无须承担责任。对无提单交货承担责任的应是承运人。因此，本案一审法院判令被告福州外代就无单放货行为与被告双龙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三、本案提单项下权利是否丧失

提单一旦签发，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提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确立，提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结算合同关系是各自独立，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由于提单持有人的身份多重性，上述法律关系有可能以提单持有人为连接点产生交叉。是否相互影响，理论与实务界均有不同看法。

本案一审判决后，被告双龙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给该二审法院的批复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承运人韩国双龙船务公司负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其接受托运人的保函并将货物交付给非提单持有人（贸易合同的买方），侵犯了提单持有人的担保物权，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和国际航运惯例，本应承担无单放货违约赔偿责任。但是，提单担保物权人福建省东海经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与提货人、托运人签订补充协议重新取得了提单项下货物的占有权，并从中收取了部分款项，致使提单失去了担保物权凭证的效力。故福建省东海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丧失了因无单放货向承运人索赔提单项下货款的权利。”

这一批复意见与公布于《xxx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的“香港华润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诉广东湛江船务代理公司、湛江纺织企业（集团）公司和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提货纠纷案”〔“科达·玛珠”（KOTA MAJU）轮案〕处理意见基本一致。该案中，广州海事法院认为：“在货物运抵湛江时，原告持有合法提单，是提单项下的货物所有权人。……原告作为提单持有人，在知道深圳公司未付货款而提取货物后，并未通过提单关系，向湛江船代、湛纺公司和深圳公司主张提单权利，只是以国际贸易合同卖方的身份，与国际贸易合同买方深圳公司交涉支付货款。经原告与深圳公司协商，货款支付方式由跟单信用证方式改变为银行电汇，深圳公司并以此方式，向原告支付了６０万美元的货款。

事实表明，深圳公司原本是本案所涉国际贸易合同的买方，其无提单提取货物在主体上没有错误。原告在事后也认同了被告湛江船代、湛纺公司、深圳公司无提单交货、提货行为。原告与深圳公司协商改变货款支付方式，标志着本提单不再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原告依据不再具有物权效力的提单向湛江船代、湛纺公司和深圳公司索赔货物及利息损失，不予支持。”

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态度的上述意见发布后，引起了理论界不同反响，有人认为这种判决，是对英国法中的禁反言理论的错误理解，适用禁反言理论的前提，即提单持有人丧失提单项下的权利的前提，应当是提单持有人在无单放货之前有意思表示同意无单放货，而不是事后认可。也有人认为：“在提单持有人根据不同合同可向不同方主张权利时，判决他有权选择诉讼对象是正确的。但提单持有人选择起诉一方后并不必然丧失对另一方的诉权。……提单持有人的这种权利是合同保障的，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有两种合同权利时必须二者择其一行使。仅仅协商改变付款条件并不构成提单持有人放弃对承运人的权利的意思表示。”

上述理论界的不同看法不无道理。我国不是普通法国家，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是成文法组成，本身没有禁反言理论适用的前提。但从现有法律框架进行分析，同样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如前所述，提单债权债务关系是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提单项下的合同义务只能由该合同的当事人重新协商一致，才能变更、解除。在运输途中，要改变交货方式，必须先将提单交回承运人，消灭凭提单交货这种交货方式的约定，否则，承运人的凭提单交货义务不能解除。当提单不符合信用证的要求，而没有按正常的流转程序转让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买方，从银行退回到托运人手中时，作为托运人的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提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是托运人与承运人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此时，托运人与承运人作为合同双方，可以协商改变运输货物的交付方式，如双方认为不再以提单作为交付工具，则托运人也应将提单交回给承运人，否则，说明双方并没有改变交货方式约定。承运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凭提单交货义务没有消灭，除非不可抗力，必须履行。提单持有人的单方行为并不能改变合同内容。可见，只要持有提单，就拥有向承运人索赔的合同项下权利，只要不超过时效。

再看买卖合同，跟单的货物销售，就是对货物的销售要提供有关单据，如提单、发票、汇票、产地证等，并用这类单据控制货物的交付。合同双方选择提单作为工具，目的是采取商业信用加银行信用以取得双重交易安全保障。提单立法中对签发提单的种种限制表明，立法为承运人设定了其在国际贸易中应充当一定的保障交易安全的角色。并不是仅仅将货物从一港运到另一港就完事，而且有中间人作用。这种角色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保障的就是交易安全。

上述提及的案例，是承运人无提单放货，导致双重保障交易安全这一目的无法达到。提单持有人被迫采用其他安全性较差的交易方式补救。如果允许承运人因这种补救措施的采用而免除其运输合同项下的凭提单交货义务，则提单制度的保障价值荡然无存。提单持有人没有将提单交回承运人，说明其没有放弃向承运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承运人无单放货往往取得相应的保函，保函关系是对凭提单交货提单制度价值的保障。承运人这种行为表明，其同样认同提单制度的保障价值。现在反而是法院一些判决打破这保障链条。这类判决，在法理上缺乏充分依据，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左，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只要不过诉讼时效，提单持有人有权要求承运人履行凭提单交货合同义务。本案中，一审法院虽然对案件定性欠妥，但判令承运人对无单放货行为承担责任的结果是正确的；二审法院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东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理由不太令人信服。

原告：福建省東海經貿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東海公司”）

被告：雙龍船務有限公司（Ssangyong Shipping Co. Ltd）（簡稱“雙龍公司”）

被告：中國福州外輪代理公司（簡稱“福州外代”）

盗窃案属于纯侵犯财产性案件，因此盗窃的数额和次数已经成为量刑的关键，南京盗窃罪律师庄荣华凭借着丰富的处理盗窃案的经验与智慧，以及对鉴定环节的程序和实体的综合辩护策略，为多数当事人争取到优秀的诉讼结果。

盗窃取保案例一、

本案系一起团伙盗窃案件，总涉案盗窃数额为8万多元。

期间，一名嫌疑人协助主犯实施盗窃元，后在羁押30天时被成功取保候审。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取保候审决定书

（副本）

玄公经保字【2012】

犯罪嫌疑人A，性别，女，年龄30，住址：江苏。

我局正在侦查A等人涉嫌盗窃案，因犯罪嫌疑人拘留到期，需继续侦查，根据《xxx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期限从2012年9月24日起。犯罪嫌疑人应当接受保证人的监督/交纳保证金零元。

在取保候审期间，被取保候审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上述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2012年9月23日

盗窃取保案例二、

【最新】盗窃案成功辩护取保候审-南京刑事律师庄荣华本案为一起盗窃案，涉案标的初步调查为12000元，涉案人数为2人，系共同犯罪。

当事人家属咨询委托律师，望提供律师辩护服务，尽力为当事人争取获取自由，宽大处理的从轻、减轻机会。

本案通过律师综合分析以及提供专业律师意见。

成功于2013年2月8日被成功取保候审，同日被看守所释放。

附取保候审决定书：

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工业开发区分局

取保候审决定书

沿公（长）取保字2013

犯罪嫌疑人A，性别男，出生日期1985年，住址，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开发区，单位：江苏某公司。

我局正在侦查A等人盗窃案，因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有限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根据《xxx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期限从2013年2月9日起算。犯罪嫌疑人应当接受保证人B的监督。

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工业开发区分局

2013年2月8日

盗窃缓刑案例一、

盗窃数额巨大、羁押8个月后成功判处缓刑【江宁刑案判例】

知名南京刑事辩护律师庄荣华于2012年6月接案一起盗窃数额巨大的刑事案件，后经过律师辩护成功判缓。

本案为团伙盗窃、多次盗窃，经过侦查机关刑事拘留30天后，检察机关认定盗窃数额巨大有逮捕必要，依法将其中相关被告人批准逮捕。

本案盗窃总数额为28000多元，而庄荣华律师通过认真与司法机关沟通，仔细分析证据材料，最终检察院认定庄荣华律师辩护的秦某参与了其中的一笔，但总数额仍然过万，仍旧数额数额巨大。

为使得秦某有缓刑的机会，必定要通过其在犯罪活动中所起到的所用来争取被认定为从犯，数次律师意见努力之后，最终本案6名被告人中，仅有庄荣华律师代理的秦某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从犯，争取到法定的从轻、减轻的机会，为法院审判阶段争取缓刑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在审查起诉阶段，庄荣华律师联系上被害单位的相关领导，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支付一定的补偿来求得谅解，在数次联系沟通之下，庄律师带着秦某的亲属至被害单位支付了相应的补偿款，并成功获取了谅解书，其内容包含：接受我方的道歉和补偿，全面谅解我方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诚恳建议司法机关对秦某从轻处罚，适用缓刑。至此，通过最终的判决书得知，本案也仅有庄律师代理的秦某取得了被害单位的书面谅解，这正是一名优秀刑事律师为当事人努力办案的体现，对于某些被窃数次的单位即使你愿意支付赔偿，也许单位负责人都不愿意接受，更愿意司法机关从重处罚，因此可以看出庄荣华律师代理辩护的努力成果。

至此通过法庭开庭审理之后，于年前依法作出了判决结果，本案被逮捕羁押的被告人中，仅有庄荣华律师代理的秦某被判处缓刑，在年三十晚上的前两天顺利回家陪家人过年。

依照南京市的司法实践，盗窃数额过万元的，应当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以上。

至此本案终结，当事人非常满意案件结果，庄荣华律师再次将被逮捕羁押的被告人成功争取到缓刑结果，若您有盗窃或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案件需要聘请优秀刑事律师，可致电联系庄律师。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3）江宁刑二初字第号

公诉机关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查院。

被告人陈某，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2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

被告人时某，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2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

被告人谢某，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2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

被告人秦某，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2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

辩护人庄荣华，江苏格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南京市江宁区。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2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6日取保候审。

被告人沙某，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汉族，小学文化，个体，住南京市江宁区。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2年6月6日被取保候审。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以江宁检诉刑诉【2012】10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李某犯盗窃罪，被告人沙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2年12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宁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查员陈静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李某、沙某及辩护人庄荣华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5月至6月间，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李某等人先后多次至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江宁区滨江经济开发区等地，盗窃液晶显示器、电脑主机和钢模具等物品，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28828元。其中被告人陈某、时某参与作案3起，窃得财物价值人民币28828元；被告人谢某、秦某参与作案1起，窃得财物价值计人民币10563元。被告人沙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赃物，仍收购被告人陈某等人盗窃的钢模具，价值人民币10563元。另被告人陈某、时某伙同他人在盗窃价值人民币14623元的钢模具过程中因被发现而未得逞。案发后，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沙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2年6月6日，被告人李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被盗电脑主机、液晶显示器和钢模具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并发还被害单位。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沙某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仍予以收购，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李某共同实施盗窃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秦某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某、时某在实施部分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犯罪未遂，对未遂部分可以比照既遂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照《xxx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判处。

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李某、沙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均无异议，自愿认罪。

辩护人庄荣华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秦某在共同犯罪中其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2、被告人秦某系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3、被告人秦某亲属积极补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建议对被告秦某使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具体案情省略】

案发后，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沙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2年6月6日，被告人李某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盗窃事实。被盗物品均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并发还被害单位。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主要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六被告人的供述证实，被告人陈某、时某、谢某、秦某、

李某实施盗窃的时间、地点、手段、各人在盗窃中的作用、窃得的物品数量、销赃及被告人沙某收赃的情况。辨认笔录证实，各被告人照片指认盗窃的地点、物品、销赃地点及同案犯。

2、证人的证言证实，其伙同陈某、时某、谢某、秦某、李某三次盗窃液晶显示器、电脑主机和钢模具及销赃的情况。辨认笔录证实，照片指认盗窃的地点、销赃地点及同案犯。

刑事上诉状范文格式 第五篇

答辩人：

地址：

被答辩人：

地址：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答辩人已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收到，现依法提出答辩状如下：

第一、答辩人不属于刑事侵权人，不应赔偿原告人因被害人______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xxx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xxx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本案中：

1、答辩人与被害人______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经过法医鉴定，受害人______的死亡，系坠楼而导致。无论是______系被他人推下楼导致坠楼死亡（他杀），还是企图逃离他人的监视因为意外而坠楼死亡（意外），甚至系不甘受到人身限制而自杀从而导致坠楼死亡（自杀），都与______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是第一种原因导致，那么杀害受害人______的凶犯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第二种原因，则不构成刑事犯罪，监视、限制______人身自由的传销组织领导人______、______及其指使的监视人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是第三种原因导致，则传销组织领导人______、______及其指使的监视人员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而一方面公安机关没有查明导致受害人______坠楼死亡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证明答辩人______将受害人______系传销组织领导人，更不能证明答辩人______监视或限制受害人______人身自由，毫无疑问______的死亡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2、答辩人发展被害人______进入传销组织，不构成刑事侵权行为。

答辩人______发展受害人______为传销组织下线，一方面是受到______和______共同的同学______的强迫并提供电话号码，另一方面______在迎接______到______时受到______、______指派人员跟随监视，而且______仅仅发展了一名下线，毫无疑问不构成情节严重，也就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所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既然在______年案发时答辩人______不构成犯罪，那么无论答辩人是否构成2009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xxx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______都不构成刑事犯罪，原告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也就失去了法律前提。

第二、原告人的经济损失来自于真凶______、______限制被害人______的非法行为，与答辩人的行为之间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答辩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原告人的经济损失自然不应当由答辩人赔偿。真凶______一方面强迫答辩人将同学______骗到______，另一方面指使他人监视受害人______甚至限制______的人身自由，导致______不幸坠楼死亡的责任，应当由真凶______、______依法承担。仅仅因为______被真凶______的强迫下打出一个电话，就要求同为受害人的答辩人______承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刑事责任和受害人______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毫无疑问不仅对弱女子______不公平，也对受害人______不公道。其直接的结果就是，答辩人承担着真凶的法律责任，真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逍遥法外。

第三、答辩人对受害人的死亡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愿意做出相应的补偿。

答辩人______与受害人______系同学关系，答辩人在两人共同同学（班长）______的强迫下，根据______提供的电话号码，按照______安排，将受害人______骗到______并带入______为首的传销组织。虽然答辩人对受害人______的死亡不负有法律上的直接责任和必然责任，但是毕竟答辩人也存在道义上的过错。所以，答辩人______愿意对原告人的损失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同时，答辩人______也愿意配合司法机关，将真凶______、______绳之以法，以告慰同学______的在天之灵，还受害人一个公道，还社会一个公平，还自己一个清白。

第四、原告人提出的______万元赔偿缺乏法律依据。

原告人要求答辩人承担原告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计_______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所以精神抚慰金应当被驳回。此外，原告人没有提出明细的费用清单和相应的数额依据，其具体数额难以确定。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本案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其请求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原告人的诉讼请求。但是，本着解决社会矛盾并抚慰原告人的原则出发，答辩人愿意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尽自己的努力作出相应的补偿。答辩人再一次呼吁司法机关，注意到是逍遥法外的真凶制造了今天的悲剧，希望能够将其捉拿归案。同时，答辩人也向原告人表示歉意，愿意弥补自己给原告人造成的损失，并支持原告人向有关部门请求缉拿真凶、惩办凶手、讨还血债。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答辩人：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刑事上诉状范文格式 第六篇

上诉人：沙某，男，汉族，xxx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市，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因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xxx)小店刑初字第6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量刑没有综合考虑全案案情

xxx年4月22日14时30分许，上诉人沙某并不认识受害人，也与其没有任何矛盾，是在第一被告的指示下，殴打了受害人李xx，但是，随后就被受害人李xx纠集多名人员殴打至轻伤。上诉人认为不能将双方的互殴行为割裂开，对于本案件的审理，应当将双方的互殴行为综合考量来审理本案件。

上诉人殴打受害人确实不对，但是，李xx纠集多人，使用凶器对被告人殴打更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也应当减轻上诉人的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丝毫体现。

二、一审判决没有体现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宗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十一条规定：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本案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伤人的犯罪动机，也与受害人不认识，没有任何矛盾，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受到第一被告的指使，当时不到18岁，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下，哥们义气，不考虑后果;没有前科，在校表现良好;如实称述案件情况，没有反复，也没有避重就轻;真诚悔过，且在事后上诉人也被李xx纠集的数十人，手持器械殴打成轻伤，现在还没有完全治愈，需要康复治疗，法院应当给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体现司法的公正以及人文关怀，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任何遵循对未成年人的审判原则，对上诉人量刑过重。

2.上诉人愿意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也应当对上诉人轻判。

三、一审判决认定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没有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对上诉人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