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美关系总结研究 第1篇

英美特殊关系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要受两国的实力和国际形势两大因素制约。一旦特定的历史条件削弱或消失，特殊关系也就难以正常地持续下去。苏联解体意味着英美特殊防务关系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加上冷战后两国实力的变化和防务政策的调整，其走向衰落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但英美防务关系毕竟是历史上形成的，受其历史的惯性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延续并表现出某种特殊性。冷战后，英国重视同美国继续保持防务合作，一方面是想从中获得军事上的好处，同时也想借此体现其对美国具有的价值和能力，以此来影响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丘吉尔当政时就深谙此理，因此冷战期间英国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军力。冷战后，英国的防务资源减少，但它仍努力保持全方位的军事能力，英国仍是“北约欧洲成员国中唯一在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三个方面以及海陆空各个领域都对北约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奥尼尔( Ｒobert O’Neill) 指出: “今后几十年中，英国可以在安全方面发挥有影响的作用。美国需要更多的支持与配合，而英国凭借其国际经验、能力和地位将能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的捍卫者。”但由于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化和自身能力的限制，英国更加倚重同美国的联合行动，其目的是实现英美两军“互通”( interoperable) 。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反恐行动中，英国均给予美国重要支持，甚至配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即便这样做可能会使英国面临成为恐怖袭击报复目标的危险。

从美国来看，实现其冷战后全球战略的目标也仍需要英国的配合。英国除了是美国在欧盟事务中的“代言人”，更是美国在推动北约转型与改造方面的最佳搭档和有价值的全球安全合作伙伴。塞茨 1993 年指出: 尽管冷战后双方的优先事项不像以前那样总是一致，但两国关系仍富有内容，不会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而消失。_总统认为英美关系“非同一般”，仍像以前那样重要。“9·11”事件之后，美国将英国视为其反恐战争中最重要的全球盟友。印度洋上英属迭戈加西亚群岛成为美国对中东地区实施军事干预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这在两次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实施轰炸的过程中均有所体现。美国情报官员弗兰克·威斯纳( Frank Wisner) 指出: “每当我们想颠覆某个地方时”，“就总能发现来自英国的触手可及的支持”。

历史惯性的作用和两国的相互需要使得英美防务关系在冷战后得以延续，从高强度战争到反叛乱、和平执法以及从维和到训练外军等各种行动中，英国都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打击“_国”的行动中，英国都是提供军事贡献最多的盟友。情报和核武领域的合作也延续了下来。虽然在情报领域英国对美国有更多依赖，但是其在图像情报、信号情报和技术情报等领域的专业分析能力仍对美国具有重要价值。反恐情报合作成为英美情报伙伴关系的一个新亮点。在核武领域，美国支持和帮助英国继续维持其核威慑能力亦体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2014 年，英美续签了《共同防御协定》，并根据该协定成立了 17 个联合工作小组，在涉及_的各个 领 域 进 行 细 致 分 工 合 作。虽 然2010 年英法签署了核条约，但两国的核合作局限于储存管理、核弹头认证和遏制核恐怖主义等不与英美核合作发生冲突的领域，且合作水平远不及英美核关系。英美防务合作甚至还拓展到了导弹防御领域。2003 年，两国签署了《关于导弹防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系统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方面的合作安排，包括英国代表参与美国_的导弹防御局以及英_官“嵌入”美国战略司令部。冷战后，英美防务关系的延续给双方都带来了利益，尽管利益的分配并不均衡。美国借助英国的军事支持对外掩饰其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对内诱导民众支持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 而支持美国则是英国期望通过“影响美国进而影响世界、展现大国作用”意愿的外在表现。

现代英美关系总结研究 第2篇

英美特殊关系并非是天然的或者说自动生成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应对共同威胁的相互需要而结成的利益同盟。历史上的英美关系并不友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二战”)爆发特别是 1941 年法国沦陷，两国关系才迎来重大转折点。面对德国_主义威胁，英美突然发现有了共同利益，进而组建了世界史上最为密切的战时同盟。英美特殊关系由此起源，它显然是两国共同抗击_威胁之战争努力的产物，其根本动力是基于共同威胁产生的相互需要。美国驻英国大使雷蒙德·塞茨(Ｒaymond Seitz) 指出，英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两国各自的国际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英美关系的活力“来自于对双方战略一致的知觉”。二战期间，罗斯福的安全政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美英在防止单一敌对势力统治欧洲大陆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丘吉尔 1940 年提出: 权力应掌握在英美这两个伟大的自由国家手中，以确保它不被滥用，并提供唯一稳定的和平前景。

二战结束后，以战时同盟为基础的英美特殊关系本应随着两国共同敌人的消失而寿终正寝，然而事实却相反。面对苏联的扩张和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英美在遏制苏联方面找到了新的共同利益，并通过组建北约结成了反苏同盟。衰落的英国将保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大国地位的根本途径; 美国作为北约盟主则需要英国在安全上提供助力并从集体行动中获得合法性。二战后初期，英美两国在援助希腊、干预朝鲜战争等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后来，英国加入欧共体使两国关系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双边防务合作仍很密切。虽然在苏伊士运河危机、越南战争和格林纳达等问题上出现过严重分歧，但由于面临的共同威胁是如此之大，双方最终能够在争议问题上取得和解。苏联威胁的存在使英美始终有着压倒一切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正是双方防务关系得以维系和加强的根本原因所在。美国总统乔治·H． W． 布什吹嘘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_同抗击德国和在冷战_同遏制苏联的经历，称英美特殊关系是 20 世纪令“所有独裁者遭致毁灭的基石”。

现代英美关系总结研究 第3篇

制度化是英美防务关系的重要特征，突出体现为两国在军事、情报和核武领域的制度化合作。二战期间，英美成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战场上对两_队实行统一指挥，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两个盟国进行的最彻底的军事合作”。二战后，英美防务关系的制度化进一步发展，两国除了在北约框架内就诸多军事问题进行密切协调与合作外，还在防务规划和军事理论发展方面建立了定期磋商与交流机制，美国_以及几个地区作战司令部中都驻有英国的军事联络团队和代表。菲利普·_斯( Philip Stephens) 将英美防务关系的制度化归因于两国“根深蒂固的合作习惯”，这种习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得到加强，包括两国在分享情报和交流国防计划方面拥有的“特权”。冷战期间，英美两国的军事合作对于遏制苏联具有重大意义，也是确保大西洋联盟稳定的重要因素。

情报合作是英美防务关系中最私密、最特殊的部分。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英美出于协同作战的需要就建立情报共享和人员交流机制正式签订了协议; 战时两国针对德国的英格玛密码解密项目堪称英美情报合作的经典案例。冷战时期，英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更趋紧密，1946 年两国签订协定，确定共同搜集、分享苏东集团有关国家的通信情报，1949 年又签订了关于建立英美军事情报委员会的协议，为双方在情报领域的机制化合作奠定了基础。

越南战争期间，英国信号基地向美军提供情报，帮助后者确定针对北越的轰炸和袭击目标。英阿马岛战争中，美国向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对后者的获胜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在战争和冲突中相互提供情报支持，英美情报机构设置的同质化和人员交流的机制化也是一大特色。英_情六处成为美国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模板; 同样，美国模仿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建立了国家_; 英_情五处与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有着密切的情报合作。

英美情报界成为一个日益融合的实体，双方情报人员在对方情报机构任职很常见，驻伦敦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每周会代表美国情报机构参加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举行的情报会议，这已经是一种惯例。密切的人员交流为英美情报合作关系注入了情感因素。英国前军事情报官员迈克尔·史密斯( Michael Smith) 说: “美国各间谍组织之间的关系有时非常糟糕……但他们与英国同行的关系比他们彼此间的要好得多。”值得一提的是，英美还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构建了世界上最紧密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与美国国家_在其中担当着核心角色。“五眼联盟”为英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情报合作提供了更广泛和坚实的基础。英美核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在世界上亦无出其右。

二战期间，英美在核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并且签订了关于共同研制原子武器的《魁北克协定》。虽然二战后初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英美核合作总体上保持了下来，并且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合作机制。1958 年和 1963 年分别签署的《共同防御协定》和《“北极星”销售协定》构成了英美核合作的基石，前者允许两国交流关于武器设计和_运作与发展的许多其他方面的信息; 后者则使英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分别从美国获得“北极星”导弹和“三叉戟”导弹。这两个特别的协定体现了英美之间一种“互惠分享或共生”的核关系。

现代英美关系总结研究 第4篇

冷战后，英美防务关系的退化变得难以避免，这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使得美国对英国的需求感下降，而且双方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也出现了差异。虽然英美在战略层面上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威胁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这些威胁并不能产生“压倒一切”的效应，而且双方在应对威胁的途径和手段上也存在差异。英国对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感到不安，也不赞同美国在巴以争端中偏袒以色列以及在伊朗核问题上持过于强硬的态度。此外，两国对于国际法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作用也存在意见分歧。小布什政府蔑视国际法的行为导致英国社会滋生了反美主义，从而削弱了公众对英美军事合作的支持。

英_力下降是导致英美防务关系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后，英国大幅削减其军事力量，除了削减军队 10 万余人，自 1990 年以来，军舰和潜艇 数 量 也 减 少 了 一 半。英 国 驻 美 大 使 罗宾·伦威克( Ｒobin Ｒenwick) 对此感到忧虑，并警告: “英国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政策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仅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外交支持是不够的，我们的军事能力越强，我们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就越大。英_队的裁减必须停止。”然而，伊拉克战争 后 英 _ 力 的 下降 更 加 明显。2010—2015 年，英国的防务开支下降了 8% ，由占GDP 的 2． 59% 降到 2． 09% 。军力下降使得英国应对安全威胁和冲突的能力受到制约，使它越来越难以担当起美国最得力军事盟友的角色。

冷战后，英国的军事建设成本大幅升高，使其难以兼顾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是否继续保留核力量在英国国内成为一个受争议的问题。支持者认为，核威慑力量仍是英国安全的重要保障和拥有_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唯一理由; 此外，英国也不能允许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核国家。反对者则认为，英国可以像其他欧洲盟国一样依赖美国的核保护，这样可以节约防务成本，而更新自己的核武系统将会耗费大量资金，并以牺牲自身的常规军力建设为代价。最终，英国政府决定继续保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这意味着英国仍将依靠美国的帮助来维持其“三叉戟 II”导弹系统。在美国决定将其“三叉戟 II( D5) ”潜射导弹的服役期延长至 2042 年之后，英国议会亦于 2016 年 7月表决通过了更新和升级英国“三叉戟 II( D5) ”核武项目的议案。根据该议案，英国将在未来 35年内花费 310 亿英镑( 另加 10 亿英镑应急费用)重新建造四艘可装备三叉戟潜射导弹的新一代_。

然而，英美防务关系的吊诡之处在于，英国靠依赖美国维系其核威慑力量以彰显自身的大国地位，而美国则更看重英国常规军力的价值。英国核力量的维系与美国的国防和安全无关，美国关切的是英国常规军力可能会因此受影响。美国渴望得到英国的军事支持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它可以帮助掩饰美国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并助其行动“合法化”。然而，英国保留核武势必会影响其常规军力建设( 其海外军事投射能力也将受到制约) ，并进一步削弱其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加剧对美国的依赖。2019 年 7 月 15 日，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刊文指出，尽管英国和美国自20 世纪中期以来一直是亲密盟友，但这种关系已经无可救药地变成一边倒。英国在防御能力、情报共享、国际外交和经济合作方面依赖华盛顿。

英国的大西洋“桥梁”作用褪色是英美防务关系退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冷战后，欧美防务分歧增多使英国的“桥梁”作用受到挑战。在冷战后北约的作用问题上，美国竭力推动北约走向“域外”行动，以使之服务于自身的霸权战略; 而以法、德为代表的“老欧洲”则坚持北约应继续以维护欧洲的安全为主，反对其承担“域外”任务。欧盟独立防务是另一分歧焦点。冷战后，欧盟共同防务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美国对此持警惕和防范态度。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对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做法表明，它不再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北约“欧洲支柱”来制衡已不复存在的苏联，其更担心的是欧盟会越来越难以控制甚至成为美国的一个竞争对手。2005 年《欧盟宪法条约》遭否决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大卫 · 弗拉姆 ( DavidFrum) 和理查德·珀尔( Ｒichard Perle) 在其合著的《邪恶的终结》一书中建议美国“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其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将英国从欧洲大陆挖出来。欧美分歧增多给英国发挥其“桥梁”作用带来了困难。由于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追随美国，欧洲不再信任英国，甚至怀疑它充当美国分裂和统治欧洲的“特洛伊木马”。这使得英国不仅难以在欧洲发挥其渴望的领导作用，更难以在欧美之间扮演好“桥梁”角色。

3“后脱欧”与特朗普时代的英美防务关系

2016 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将英美关系带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脱欧”意味着英国对外政策的大调整，势必会影响英国的对外关系包括英美关系。特朗普政府虽然支持英国“脱欧”，但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却给英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脱欧”使英国加大了对美国的战略倚重，这给英美防务合作带来了一定的动力。特蕾莎·梅执政时主张加强原有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紧密合作，以应对恐怖袭击和全球挑战。时任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BorisJohnson) 也重申，“脱欧”后的英国会更注重和美国的情报分享。2016 年 11 月，英美成立了联合情报分析复合体，以深化两国情报合作关系; 同年10 月，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成立了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并同美国国家_加强了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方面的合作关系。虽然美国泄露 2017 年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疑犯的身份一事引起了英美外交风波，但并未对两国的情报合作关系造成实质伤害，英_情六处、军情五处和政府通讯总部并未中止与美国的情报分享。2018 年，英美就俄罗斯前特工在英中毒的“间谍门”事件对俄实施制裁是两国情报合作的一个新事例。英美情报机构甚至在特朗普“通俄门”事件的初期调查中也进行了合 作。时 任 美 国 联 邦 调 查 局 副 局 长 安 德鲁·G． 麦凯布( Andrew G． Mccabe) 和英_情五处负责人、现任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杰里米·弗莱明( Jeremy Fleming) 就“通俄”调查情况进行了电子通信交流。在华为5G 问题上，英国也受到了美国的影响，约翰逊称英美情报合作是影响英国有关华为决定的重要依据。英美核武合作也未受到英国“脱欧”的明显影响。英国政府承诺继续进行“三叉戟”导弹系统的更新以维持和美国的核合作; 两国还同意继续在_通用导弹仓的研发、新一代战略_( 即哥伦比亚级 核 潜 艇) 和 无 人 机 系 统 等 领 域 进 一 步合作。

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调整，英国投其所好，积极配合。英国表示坚决支持北约并继续履行军费开支占 GDP2% 的承诺，同时配合美国推动北约军事现代化和战略再定位，力争在打造一个“新北约”方面成为美国的强大伙伴。英国还积极参与美国推动的北约“域外”行动，包括增加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帮助训练伊拉克士兵等，以此彰显其支持美国的“持久承诺”和英美特殊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还积极响应美国派军舰前往中国南海地区推行所谓的“航行自由”以及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以协助美国推进其印太战略。随着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以及英国加大介入南海问题、HK事务等，未来英国有可能在有关涉华议题上更加配合美国，以显示其作为美国的全球安全合作伙伴的价值。总之，“脱欧”使英国对美国有更强的需求感，而美国要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也仍需要英国的配合与支持。因此，在“后脱欧”与特朗普时代，英美特殊防务关系的延续仍有一定基础。

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一关系的延续将面临更多挑战。首先，两国外交理念相悖。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就是把美国利益作为衡量外交决策的唯一准绳，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就坚决支持，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就坚决反对，不顾忌是敌是友，不顾忌是否有违国际规范。而英国奉行的“全球英国”理念的核心则是彰显国际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开放、包容和积极外向。这两种理念格格不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与摩擦，从而使英美两国难以长期维系融洽关系。

其次，在“后脱欧”与特朗普时代，特殊关系对英美两国的重要性显得更为不均衡。“脱欧”削弱了英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导致美国对英美关系的重视程度下降。卡梅伦执政时就提出了军费和军力削减计划，而后意外“脱欧”使得英国在防务预算上面临更大压力，并带来消极军事影响。在 2018 年 4 月英美法联合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英国仅发射了 8 枚导弹，美、法则分别发射了 85 枚和 12 枚。更令英国尴尬的是，它只能用服役了将近 40 年的旋风战斗机投放导弹，而且为了节省军费开支，也没有在负责护卫旋风战斗机的台风战斗机上安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另外，造价 10 亿英镑的英国 45 型“邓肯号”驱逐舰也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但是却没有能力发射弹道导弹，同样是因为节省军费开支而未在舰上安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脱欧”也使得英国在欧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大大削弱。此前，美国重视英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借助其“中间人”作用来维护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塞缪尔·P． 亨廷顿撰文分析美欧关系时指出，法德轴心是欧盟的第一极，英国是第二极，美国应该联合英国，控制法德。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的确为美国提供了影响和限制欧盟活动的手段，尤其当欧盟防务一体化的举措引起华盛顿恐慌时，英国的大西洋主义可以帮助美国缓解忧虑。“脱欧”公投前，奥巴马总统访问英国并劝说民众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他说: “美国希望英国作为一个强大的亲密伙伴，英国的最佳状态是它能够协助美国领导一个强大的欧洲，留在欧盟会加强英国的影响力而不是削弱。”英国“脱欧”意味着美国失去依靠英国从内部对欧盟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对于英国来说，“脱欧”还可能使它在美欧关系中被边缘化。英国“脱欧”后会有别的国家填补其在欧盟内留下的美国最紧密盟友的空白，而美国也乐意与波兰、荷兰甚至法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虽然英国在欧洲未来安全议程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北约内也仍拥有对欧盟的某种沟通和平衡能力，但 对 它 的 这 种 能 力 也 不 应 夸大。“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在欧洲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变革的能力会更加有限，其通过北约塑造欧洲政治的努力将面临更多的制约，因为相比北约，欧盟在社会、政治、经济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具有更广泛的能力。总之，由于不再能够对欧盟决策施加影响，英国可能失去作为美欧沟通的“桥梁”或纽带作用。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脱欧”可能对英国自身造成伤害，使国家统一受到挑战。“脱欧”公投时，苏格兰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留在欧盟; 2019年 12 月英国大选后，苏格兰民族党成为英国下院中第三大党，宣称将发起二次独立公投。公投中支持“脱欧”的威尔士现在也呼吁独立。一项新的民调显示，47% 的威尔士人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受英国“脱欧”引起的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影响，爱尔兰和平进程也可能面临考验。“后脱欧”时代，若国家统一受到挑战，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上地位下降的局面将进一步恶化，而这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挑战美国对英国作为其重要战略伙伴的认知。简言之，“后脱欧”与特朗普时代的英美关系充满着不确定性，虽然两国领导人宣称英美特殊关系不会改变，但由于存在上述制约因素，特别是英国失去美国所倚重的重要资产，英美防务关系的特殊性势将减弱。

结 语

英美特殊防务关系历经二战、冷战与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构成当代国际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后脱欧”时代的英国期望一个更稳固、亲密的英美政治经济关系可以抵消英国失去欧盟成员国身份所带来的损失，同时谋求同美国保持紧密的防务合作，以维护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国“脱欧”，以此作为分化欧盟、控制欧洲的手段，同时也愿同英国保持防务合作，以服务于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需要。由于彼此对对方仍有一定需求，短期内维系某种特殊的英美防务关系仍是有可能的。

但是 ，这种特殊关系本质上是基于应对共同威胁而结成的利益同盟，而并非建立在相互欣赏的基础上; 由于文化和历史原因，英美传统上对对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冷漠，甚至是居高临下和不屑。由于冷战后不再有“压倒一切”的共同威胁，双方之间的相互需要减少，这使得英美特殊防务关系的基础发生动摇。与此同时，“脱欧”使得英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进一步萎缩，而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理念倾向于从利益而非情感的角度来看待英美关系，其处理两国关系的方式更多是交易性的。英国因“脱欧”而丧失不少交易资源和筹码，导致其在处理英美关系时陷于被动，并越来越受制于美国政策的影响。英国下院国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英国对美国的用处正在下降，而且一旦其作为美欧之间沟通渠道的角色结束，这种用处将进一步减弱。英国曾多次恳求特朗普政府遵守伊朗核协议，以避免对英美特殊关系造成损害，但终究无济于事。这表明英美特殊关系仅靠情感是难以维系的。

见微知著，未来的英美防务关系将更加凸显其依附性和交易性特征，持续退化的大趋势难以避免。纵观历史与现实，对英美防务关系既不能轻描淡写，更不应言过其实。历史经验表明，对英美特殊关系不切实际的期望反而会加剧两国间分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两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激荡和冲击之下，英美防务关系的利益重合度变小、目标一致性减弱是大概率事件，结果将会是其特殊性不断褪色直至消失。（注释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