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士风度总结为 第1篇

除此之外，“魏晋风度”的形成还与当时独特的阶级环境有关。

细数当时的名士，阮籍、嵇康、王导、谢安，这些人大多出身于贵族，祖辈声名显赫。他们所流芳百世的言谈举止，其实是当时贵族化生活状态的一个反应。贵族的出身让他们不必担忧物质生活，可以着重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于这些人来说，普通人为之奋斗一生的高官厚禄唾手可得。

在文献记载中这些人大多，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才貌双全，可以说如果想成为魏晋时代的君子，那么在外表上必然要符合“风度”这一时代审美特点。所谓“风度”主要指的是一种气质，潇洒飘逸，是一种既可上阵杀敌安定一方，又可抚琴弄箫陶冶情操的人格魅力。

这也导致“魏晋风度”只专属于这一时代，在后世难以寻找汉朝末年，魏晋时期，“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这两种传统的官员制度已经逐渐演变成门阀体制。

在《抱朴子》中曾有记载，当时“黄老学说”日渐复辟，在各种原因的影响之下，世家大族培养出一批纨绔子弟，同时也诞生出一批性格天然，潇洒不羁的贵族青年。

这得益于他们自幼就受传统贵族的熏陶。他们的知识涉猎广泛，但大多与自己的兴趣相关，所学随心。相比来说这种学习方法和目标是后世饱受科举制影响的读书人所无法想象的。

魏晋人士风度总结为 第2篇

1、 长期的灾荒、瘟疫，迫使“魏晋风度”的扇起

直到目前，我国都是世界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语，而“食”，又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据历朝历代史料记载可知，中华儿女这片大地，并不是一个风调雨顺、万物润色的自然大地。可以这样说，历代中华儿女，都在不间断的与自然生态做斗争，在其心中，希望自然生态能够永远安定，故而才有《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等气候书籍，讲到一年四季、节气变化等一系列的气候特征。

然而，尽管人类想尽各种办法来面对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但生态环境并不会因为人类对其作了规定而改变其呈现的状态。《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诸多灾异，其足以说明汉魏时代的灾异不比其他时期少，甚至还多于其他时期。

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恶劣，更有甚者，自公元2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原一带，似乎流行着一种较为强烈的瘟疫：《续汉书·五行志》记载，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更有史料记载有长江一带瘟疫，致使曹操军队失去战斗力而在赤壁败北。这一系列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导致了魏晋时期中原大地白骨遍野、横尸满地，人口大减。长期的灾荒瘟疫，使人类的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生产活动无法进行，继续导致人口锐减，如此便进入恶性循环。

至此，“人相食”事件则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表明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异，从而导致人的言、行发生变异。“人相食”即“杀人充饥”，这样出于无奈，而看似与“仁义”大相乖悖的做法，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出于无奈而言、形变异，这便是魏晋风度最初的起源。

2、 极度恶劣的生态环境，导致的“伤感心态”的出现

在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中，经常会出现，人们对于世事的伤感之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等等一系列的诗句，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如意，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代人民生活的疾苦。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由于长期的恶劣自然生态环境，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伤感的心态。我们众所周知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可以得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之下，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草阶平民，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也体现出魏晋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一点变化。有种说法即言，在魏晋人眼中，既然人不免一死，就要注重存活时的存在性，时效性，既然我们不能追寻生命的长度，便追寻生命的密度。而生命的密度，在后来变衍生为超然脱俗，忘乎一切的即时生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当时的方方面面，也对后期的“魏晋风度”做好了铺垫。

魏晋人士风度总结为 第3篇

1、“通人”、“通儒”的出现，导致儒学乖悖，从而走向魏晋玄学

自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学，在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儒家所关心的，而只是礼仪的传承与典章、礼乐等。同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得儒家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汉高祖刘邦也对这些礼仪架势不甚重视。直至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再一次被提到世面。然而，独尊儒术是相对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朝廷统治的一种需要，故而朝廷将其奉为经典，为了学以致用去“通经”，便有了“通人”、“通儒”之说法，所谓“通儒”，即可将儒学思想学以致用，落到实处。正是由于“通”，因而使得更加灵活，但多变的社会、自然的反常，就是这种对儒学的解释不能一概而论，此则导致儒学的乖悖和矛盾，同时，儒、法、墨各家都难以说明、规定社会，由此则衍生出了无规定性的魏晋玄学思想。

2、“通人”、“通儒”的出现，使致经方法变异，从而导向魏晋玄学

庄子《齐物论》中说道：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注入多少东西它都不会满意，无论倾倒多少东西它也不会枯竭”，由此便衍生出“会通圆融”的思想，其导致致经方法的变化，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普及到人民大众，都有一种“大成”之气，其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中，强化了“意向性”，如同“气”一般，渲染到整个社会风气中，形成“魏晋之风”。

由此以来，“魏晋风度”的起源可以总结为以上三个方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都不会倒退，但却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已十分遥远，士人们的飒爽风貌也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去，但它所传承的精神已经对我们有了深刻的影响。其追求生命自由的价值，追求真的性情，其洒脱高雅、其奔放豪迈，让世人敬仰，千秋万代！

参考文献：1、《魏晋风度》 易中天1947-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魏晋风度二十讲》 冯友兰 李泽厚等著 华夏出版社

3、《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 刘康德 1952-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来自： 兰博2000 > 《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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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士风度总结为 第4篇

“魏晋风度”是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的特定产物，此时汉朝末期的传统价值体系完全崩溃，在社会动乱战争不断的情况下，民生凋零，加上整个政治环境的压迫，导致当时的文人墨客急需一个出口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满，因此我们如今所了解到的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往往狂放不羁，个性张扬。可以说“魏晋风度”的流行是_下所导致的思想解放的结果。

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催生了这场思想运动，群雄之间纷争不断，地方势力渐渐崛起，传统的礼乐制度早已礼崩乐坏，君臣关系也不像过去那样牢固。

在群雄割据灾害频发的情况下，人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对于社会上层来说，这是他们被统治的根本。同样是社会贵族，凭什么君主就可以拥有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呢？这一问题只要被怀疑，那么造反自然就是符合情理的。

从董卓到曹操那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礼乐制度的破坏者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诸侯纷纷养兵自卫，争夺天下。朝堂之上，天子的颜面早已荡然无存。过去，文臣武将皆将“忠、孝”二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可如今，凡事可以拥兵自重者，皆背信弃义，凡事善于筹谋划算者，皆投靠强者。

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与汉朝时期传统的儒学经典相对，脱离于政治之外，超脱于社会现实。在他们的思想中淡化了过去的“忠”，模糊了“义”。在这种生存环境中，这些人不再只忠于一人，表面追求国家大义，实则追求个人利益。社会动乱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在此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在这种现实思想双重混乱的时期，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既不甘心归附于当时的豪强霸主，又无法恢复过去的传统制度，于是都在追求一种超越世事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后世，便被称为“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