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无际的皖西平原盖了一层厚厚的被子害怕过年的句子，那些昨日还冒着绿芽的麦田一夜之间便穿上了雪白的外衣。

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棱害怕过年的句子，一阵风吹过，屋顶上便要掀起一股股雪花。

推开房门，狗儿便窜了出去，它在门前的麦田里欢腾着打滚着。

撰文丨多巴胺

图片丨网络

姥爷生气了，他坐在厢房的门槛上开始数落起我的妈妈来。

我一边翻着爸爸妈妈刚从集市上买回来的鞭炮烟花，一边听着姥爷恨铁不成钢的责备。

“你们啊，太不省事了。花这个钱干嘛，一会就炸光了，只留下一堆纸。要卖多少粮食才能换这些钱害怕过年的句子？”坐在门槛上的姥爷还在懊恼着。

屋里正在忙着蒸包子的妈妈并没有搭话，估计她早已经有了被责备的心理准备了。

倒是我的爸爸打着掩护辩解了几句害怕过年的句子：“这花不了多少钱，小孩子要玩。”

“小孩子要玩，非要花冤枉钱吗？我可以给他们做手枪嘛！”姥爷依旧不满，似乎烟花剥夺了他给我们制作木头手枪的权利。

听着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家常，我赶紧将刚到手的烟花鞭炮抱进了里屋，因为我真的害怕姥爷会将他们再退回去。

“打工这么久，多少赚了点钱，放点烟花鞭炮，让别人知道知道。”爸爸说完话后，姥爷再也没有出声，他从妈妈手中接过一个刚出笼的包子吃了起来。

回到里屋后，我仔细数了数爸爸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这些年货。

好家伙，可不少！

一挂两万头的鞭炮是用来在除夕夜燃放的，一挂一万头的鞭炮留在大年初一迎财神用，一挂五千头的鞭炮留在初三送财神用，其它的便是魔术弹、砸炮等孩子们用来玩耍的东西了。

这些姥爷口中浪费钱财的东西，在我看来却是绝世的珍品，我宁愿一个月不看电视也一定要拥有它们，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拥有过。

不要说拥有这些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年货了，在更久远之前的日子里，甚至连一顿饱饭也难以吃上。

有一年春节前夕，年轻的爸爸抓了家中仅有的两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售卖了。

他用卖老母鸡的钱置办了一些年货害怕过年的句子：一个酒壶，一顶帽子，几斤白面和一些生活用品。

回到家后，妈妈为此和爸爸大吵了一顿。妈妈责备爸爸：“买不起酒，你买酒壶做什么？”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爸爸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了，只记得爸爸妈妈争吵了很久。

至于那顶特意为我买来的帽子，几个小时后便被幼小的我给塞进了灶膛里，化作了一缕青烟。

还有一年春节，家中余粮已剩不多。不要说春节期间招待亲友，甚至连填饱一家人肚子也略显不足。

一天父母赶回家后，打开房门才发现多了一堆东西。

原来那是爸爸的朋友特意送过来的年货，没有烟酒等奢侈品，都是生活所急需物资，包括一些鸡蛋。

正月里，家里来了客人，妈妈用这些鸡蛋做了菜，却因此又和爸爸发生了争吵。

争吵的原因是妈妈将面粉和在鸡蛋里做了菜，爸爸认为这种以次充好的行为丢了自己的脸。

可妈妈也很委屈，因为那些朋友赠送的鸡蛋原本就已不多了。

类似这样琐碎的事情还有很多，充斥着我整个的童年印记，甚至一度让我怨恨父母为何总是要争吵，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能够真正明白一句话：“贫贱夫妻百事哀。”

所以，在1997年的农历春节里，姥爷对爸爸妈妈破天荒花了几十块钱来买烟花爆竹的行为非常生气倒也可以理解了。

倒是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些烟花鞭炮不仅是我和弟弟的玩物，更是爸爸想要证明自己的证据。

在我的印象之中，我拥有的第一个烟花是爸爸从麦田里捡回来的一个长长的废品。

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别人家用完丢弃的烟花筒。

它是一个长约八十厘米，蓝色，印有漫天星星的“棍子”，虽然它的头部已经因为燃放而烧焦，但我依旧将它当做了宝贝珍藏了好几个月。

烟花这种奢侈品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能拥有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愉快地过着自己童年里的每一个春节。

毕竟春节里总是能吃上一些平日里吃不上的食物，毕竟春节里可以走亲戚拜年和很多小伙伴们游戏。

除夕夜，天还没有黑，远处、近处便会陆续传来鞭炮声，而且会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这种突然热闹起来的氛围，自然能够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因为父母根本买不起鞭炮，所以我家在除夕吃饭之前是不会放鞭炮的。

但是，除夕放鞭炮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了。

于是，在妈妈端上饭菜，爸爸点上蜡烛、挂上那对旧灯笼，听见一阵别人家的鞭炮声后，我们家的年夜饭也就开始了。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这就是赤裸裸蹭鞭炮的行为。

我和弟弟会手足舞蹈，兴高采烈，扯着嗓门喊：“过年喽，过年喽。”

大人们脸上的愁容孩子们自然是察觉不出来的，也没有心情去察觉，因为吃饭后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去做。

这件事就是去各家门前检鞭炮，去检那些哑火的鞭炮。积攒到一定数量后便会揣在口袋里，时不时掏出一个放上一枚。

“嘭！”一下鞭炮声，通常会让孩子们领会到心满意足的滋味。

捡完鞭炮，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这个时候爸爸会带着我和弟弟去村子里的亲朋好友家拜年，说上几句吉祥话，唠上一些家常。

主人家会端出一些瓜子花生招待，经济条件稍好上一些的人家会拿出一些糖果来。

这些平日里见不到的零食，便是除了鞭炮烟花之外最具诱惑力的东西了。

至于压岁钱，爸爸妈妈则是严禁我和弟弟收下的，甚至在出门之前会提溜着耳朵交代：“人家给钱，不准要，要了回来就打死你。”

这个霸王般不讲理的规则让我怨恨了很多年，直到后来才明白其中的道理，爸爸妈妈担心收了别人的压岁钱之后还不起这份人情。

虽然每一次的压岁钱都会被我极不情愿地拒绝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可没有少干，那就是吃着瓜子花生，还总不忘在口袋里再装上一些带回来。

除夕夜之后，爸爸妈妈则会带着我和弟弟去外村的亲戚们家中拜年了。

这也是我极渴望的事情之一，因为除了压岁钱之外，毕竟还能够吃上一些美味，像流油的腊肉、焦黄的丸子、浓香的鸡蛋汤等等。

春节，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假期，对于大人们来说则是有一个年关了。

因为大多数家庭都不富裕，几乎要有一些拆东墙补西墙的借债，而春节则要面临着还债。

有养猪的会卖猪还债，还有树的则卖树还钱，还有余粮的就不得不卖粮食了，如果既没有猪、没有树，也没有粮食，那只能厚着脸皮继续拖下去了。

可是，大家都不富裕，总不能一直拖下去。

久而久之，便催生了一些带着利息的经济往来，从一分利，二分利，三分利，甚至是五分利，更高的利息。

一旦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的话，在那个只能靠着庄稼生活的时代里，想要翻身便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了。

父母虽然将汗水都挥洒在那片庄稼地里，但依旧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说，春节真的是一段难以熬过的年关了。

生活所迫之下，爸爸学会了一招，每年除夕之前的几天，他就会早早地贴上春联。

一般人家都是除夕当天贴春联，爸爸为何要早早贴春联呢？

因为按照家乡的习俗，一旦这户人家贴上了春联，债主便不好意思上门讨债了。

这样的话，欠债的父母就可以短暂地度过一个春节。

久而久之，这种早早贴春联的行为甚至已经成了习惯，即使在富裕年景，没有还债压力，爸爸还是会早早贴上春联。

那一年，爸爸踩在板凳上去贴春联，我站在一边仰着头告诉他：“你贴反了！”

爸爸还没有回答，一边的堂兄倒是开始炫耀起自己的学识来：“那是故意贴反的，是说福气要到了！”

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知道这个“福”字的正确贴法。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春联上最流行的那些话，一般都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万事如意满门顺，四季平安全家福。”

稍稍长大后，春节期间观看别人家的春联也成了我的一个爱好，这些工整对仗的句子总是让我爱不释手。

当然，在学习的同时还有一些趣事。

那年姥姥已经六十多岁了，可她房门上贴着的春联却写着：“早生贵子”，原本应该贴在牛棚的“六畜兴旺”也贴在了灶君的面前，至于堂屋里更是贴了一行五字和一行七字的对联。

姥爷姥姥不认识字，每年的春联也都是请人帮忙随便写写。写完后，姥姥姥爷却也不分清到底写了什么，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字数是否一样，只是胡乱贴上了事。

这些被贴错了的春联一度成为大家口中的笑话，但是当我们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当我们在若干年之后在回过头来审视的时候，却又能发现一些其它的东西了：勤劳固然可以致富，但是没有知识文化来指导的劳动却要比别人付出更多难以想象的代价。

也许是受够了这种年年年关难过的日子，更是赶上了大好时代。

在乡村挣扎了许久的父母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们要前往城市，用汗水来改变命运。

1990年冬天，一部讲述了北京一户普通人家故事的名叫《渴望》的电视剧横空出世，万人空巷。

那个时候，村子里只有两户人家有着黑白电视机，一家是杀猪屠户，一家是传统大户。

每到播放《渴望》的时候，乡亲们都会拥挤在有着电视机的人家，这也正是会引起万人空巷的原因。

我记得年轻的父母还没有蹭完《渴望》便收拾好了行装，带着衣服被子，装着几个碟子碗，又抓了两只鸡准备送给投靠的亲戚。

那天天刚蒙蒙亮，公鸡刚刚打鸣，父母便踏上了行程。也正是从那天起，我和弟弟便成了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

没想到的是，当年父母的双脚刚踏出那三间土屋，便是三十年的光影。

没想到的是，当年意气风发的父母如今竟已两鬓斑白，垂垂老矣。

父母在外打工，一年之中只有两次回家的机会，一会收割庄稼，二是过春节。

通常，父母会在腊月二十七八才会回到家中，而在此之前我和弟弟都会掰着手指头数日子，也会时不时在屋后的马路上玩耍。

说不定，玩着玩着就能够看着背着包袱越来越近的爸爸妈妈呢。

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光，甚至直到如今也是我足以幸福的时光之一。

爸爸妈妈返乡过年，会给我们带上一些新衣，会带上一些学习用品，而且还会给上几块钱的零花钱。

1997年，腊月二十八。

一望无际的皖西平原盖了一层厚厚的被子，那些昨日还冒着绿芽的麦田一夜之间便穿上了雪白的外衣。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棱，一阵风吹过，屋顶上便要掀起一股股雪花。

推开房门，狗儿便窜了出去，它在门前的麦田里欢腾着打滚着。

刚吃过早饭，背着军绿色包袱的爸爸便回到了家中。

虽然他坐了一整夜的长途客车，却没有一丝疲惫，他带着我和弟弟在集市上买了几十块钱的鞭炮烟花。

虽然招来了姥爷的一顿埋怨，但那无疑却是一个很快乐的春节。

2月7日，农历新年过后，父亲早一步返程打工去了，母亲因事留在家中多耽搁了几日。

还没有出正月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

那晚爸爸刚买的彩色电视机里突然插播了一条重要信息，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了初二，却依旧对这则新闻报道毫无感觉，只是听着电视里说着一些和香港有关的东西。

倒是我的妈妈，她坐在电视机边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哭了很久。

我和弟弟都不能理解，妈妈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陌生人的去世而如此伤心。

妈妈说：“没有他，咱家就不可能过上好日子。”

我只觉得妈妈的话好奇怪，咱家有没有钱，有没有彩色电视机，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

那个时候，在乡村读书的我还不能够理解母亲的逻辑。

直到许多年之后，当我自己经历了社会的洗礼之后，我才知道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而我的这个家庭正是无数个因为改革开放而被改变命运的家庭之一。

父母的拼搏勤劳固然重要，但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却不容争议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

今天，又是一个农历新年。

没有大雪，没有了土屋，没有那只乖巧听话的狗儿。

今天，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

父母已经老了，孩子已经大了，物质文明已经极大改变了。

我依旧怀念那些四处捡鞭炮的春节，我依旧深深怀念着年轻的父母，我依旧缅怀着革命先烈，我依旧感恩着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要祝福我的祖国，我要祝福关注着我的每一个人和我遇见的每一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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