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文昌宫碑文范文 第一篇

明正统九年（1444），刑部侍郎杨宁奏设金齿司儒学，并与左参将都督佥事胡志协谋在城西建庙学，“选军中子弟之良，命教授余榖领之，循循善诱，士风丕变。胡公又于孔子庙西隙地构屋若干楹，内设梓橦神象，春秋朔望，奠献谒告，如礼先师焉”。可知明代云南永昌地区兴办庙学，学宫内建文昌宫，为生员营造信仰空间。明万历十年（1582），“两庠师友、阖郡士民”嘱邵惟中修建文昌宫，文昌帝君司禄主文运的神性得到普遍认同。邵惟中在修建文昌宫的同时在庙后建保禄阁，其目的就在于培文风以出人才。据笔者统计，自明景泰庚午科至天启甲子科，永昌地区考中举人245余人；自明成化丙戌科至天启乙丑科，考取进士达22人。细考碑文，发现多名举人乃至进士参与了文昌宫的修建，如举人有嘉靖丙午科的万谷、马继龙、王国贤，嘉靖己酉科的孙和、朱崑，嘉靖乙卯科的赵鸾，嘉靖戊午科的刘诰，嘉靖甲子科的刘思忠等；进士有邵惟中。

明代，佛道教的寺庙、宫观遍布永昌各地。太保山麓除文昌宫外，还建有玉皇阁、三清观、老君殿、真武观、法明寺、观音寺等建筑。其中，三清观为道纪司，法明寺为僧纲司，均各设都纪一人，副都纪一人。碑文中呈现真海、如玄、如月、如清、如济、孙守中、陈守□等释道人士积极参与文昌宫的修建，正是明代永昌地区佛道教发展且和谐共存的体现。

重修文昌宫碑文范文 第二篇

笔者试对以上《修建文昌宫阁疏》之“正文”及文末所附“协理效劳”“修建文昌宫阁助银效劳提名于石”等部分的内容作一初步释读。

１、所谓“疏”，据《说文·ㄊ部》：“疏，通也。”段玉裁注：“《疋部》曰：疏之引申为疏阔、分疏、疏记。”可见，按照语义学的解释，“疏”的本义为“通”，引申义之一为“疏记”。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97《金石考》载万历壬午岁（1582）孟秋，云南按察司金腾兵备副使西浙胡心得撰《文昌宫碑记》，负责文昌宫修建的邵惟中则撰《修建文昌宫阁疏》。邵氏对修建文昌宫的缘由、协理效劳及助银效劳人员情况作了详细记述，由此看出该“疏”有“记”之义。据笔者检索统计，萧霁虹主编《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为目前学界收录云南文昌碑文最多者，该书共辑录了元代以来云南的文昌碑文50余通。从文体上看，这些碑文分为记、序、叙、志等，尚无“疏”，本文考察的《修建文昌宫阁疏》则为截至目前云南唯一发现以“疏”为文体的文昌碑文。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云南最早的文昌碑文为元延佑六年（1319）云南肃政廉访使李源道所撰《创修文昌祠碑记》，明代后不断增多，由此折射出云南文昌碑文的出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结果。

２、“昌郡”，即永昌府署所在地。永昌地区为古哀牢国，汉武帝时内附，置不韦县，属益州郡。汉明帝永平初年（58），立兰沧郡，不久改设永昌郡；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内附，置哀牢、博南二县。蜀汉、晋时仍为永昌郡。南诏大理国时期，皆为永昌府。元宪宗七年（1257），立永昌三千户所，隶属于大理万户府；至元十一年（1274），置永昌州，至元十五年（1275）改为永昌府，隶属于大理路并置金齿等处宣抚司。明洪武二十三年（1309），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景泰中设镇，嘉靖中罢镇复置军民府，领保山县、永平县、腾越州、潞江安抚司、凤溪长官司、施甸长官司。

３、“金腾”，狭义指彼时之腾越州（今腾冲），明天启《滇志》卷３《地理志第一·之三·风俗》载：“腾越虽远阂两江，衣冠文物并称金腾。”“金腾兵备道，分署永昌府。嘉靖年间建，按察司副使领之。辖府一曰永昌，州一曰腾越，县二曰保山、曰永平，安抚一曰潞江，长官司二曰施甸、曰凤溪，卫二曰永昌、曰腾冲，守御所一曰永平。”可知，整饬边疆军务的金腾兵备道辖永昌府区域，范围较广。

４、“太保山”，即文昌宫所在地。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山川》载太保山：“在城内西，约高九十余丈，竹木阴森，四时不改。”可知至迟明景泰年间就有“太保山”之称谓，而非现今各类词典、著作中所云“明嘉靖年间有文澍者官封太保老归居此山，因改名太保山”。“明嘉靖元年（1522），更名为太保山。”瑏瑥太保山位于永昌府城西侧，海拔米，现为“太保山森林公园”。

５、“许公高”，时为金腾兵宪，清康熙《永昌府志》卷11《秩官》载：“四川人，进士。”清道光《南部县志》卷14《选举制》载许公高：“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唐汝楫榜。”

６、“协理效劳”人员中大部分是官员，且多为在地官员。值得注意的是，碑文显示“助银效劳”的官员有“指挥使”“镇抚”“千户”“百户”等职位，由此可知明朝廷在永昌地区推行军事性的卫所制度，各级军事长官协助修建太保山麓的文昌宫，显示他们注重区域内的文治教化。此外，永昌人在外地为官者也是修建文昌宫的重要支持者，如“贵州都司都指挥使王月，银一两”，据明万历《贵州通志》卷２《秩官·都指挥》载：“王月，永昌人，隆庆五年任。”

７、士绅是修建文昌宫的倡议者和协助者。碑文中有“武举人”作为助银效劳者，如韦贻亭、王鸣凤等。从碑正文可知，“两庠生员”是倡修文昌宫者，“助银效劳”人员中还有“武生”。此外，“助银效劳”人员中还有三类人员值得注意——寿官、义官、义夫，为地方社会望重德高者：寿官乃明天顺二年(1458)后出现的经地方推举并逢恩诏颁下时才赐予的头衔，明万历十年(1582)规定年满70岁方有机会进入寿官行列；义官，明代最为盛行，是由官府直接任命或采用其他奖励形式向社会颁布的头衔，义官不拿俸禄，以为地方社会做贡献为己任，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义夫，指男子丧妻后没有再娶，被认为志行卓异而受到地方的旌表，古时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之说，多建“旌义亭”“贞节坊”等维持地方风俗教化。

８、释道人士积极参与文昌宫建设。碑文呈现的僧人有真海、如玄、如一、如清、如济，等等。按临济正宗僧谱：“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正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纪（继）祖宗”，可知“真海”为临济宗第９代传人，“如玄、如一、如清、如济”为临济宗第10代传人。碑文呈现的道士有住持道人李裕、张□□，募缘道人孙守中，道人陈守□。因历史材料缺乏，未能考出两位“住持道人”的具体情况。据丘处机开创的道教龙门派百字道谱：“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惟懋，希微衍自宁，住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新，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光生，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可知“孙守中”“陈守□”属全真龙门派第八代传人，碑文中的这条记载成为明代永昌地区有龙门派活动的重要证据。

９、普通汉族民众助银效劳者最多，其中有一批女性助银效劳者，如“吴门赵氏，巴十卉”“丘门徐氏，巴六卉”“黄门谢氏，巴五索”“冯门李氏，巴四卉”等。明代，朝廷加强了对云南的垦殖，大量汉族以屯田、戍边、经商等方式移入滇地，出现汉族人口比例剧增的情况，故方国瑜先生认为“明代为云南居民族属的巨大改变时期”。明天启五年（1625），永昌府人数达“户一万三千六十二，口八万七千七百零九”。清光绪《永昌府志》卷８《风俗》载：“明初迁江南人入居此地（永昌保山），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号小南京也……语言、服食、仪礼、气习，大都仿佛江南。”从永昌地区文昌宫兴修时间上看，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明李中溪万历《云南通志》、明刘文征天启《滇志》、民国龙云等《新纂云南通志》等凡记载始修建年代的，均为明以后所建，说明文昌信仰传入永昌地区与大一统王朝重新确立后大量内地汉族移民的涌入密切相关。

10、明洪武开边后，朝廷在永昌地区设潞江安抚司、凤溪长官司、施甸长官司、甸头巡检司、水眼巡检司、腾越州龙川江驿、保山县十五喧、二十八寨、右甸守御千户所等，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边地守臣。其中凤溪长官司土官、施甸长官司土官的正长官皆为莽氏，甸头巡检司、水眼巡检司的土巡检亦皆为莽氏，保山县的十五喧、二十八寨中大部分千夫长、百夫长为莽氏。碑文显示木瓜郎寨、甸头寨的莽节、莽腾、莽龙等为各部落酋长，他们在获得朝廷身份认同后，成为永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官员。莽氏土官为文昌宫的修建助银效劳，折射出明朝廷经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一定成效。

11、永昌地区的回族也是文昌宫修建的助银效劳者，碑文中有马继龙、闪应霷、闪廷光、闪应灵等。明代是永昌地区回回人迁入的重要时期，内地的回回随朝廷的军事征讨不断进入永昌地区。王骥平定麓川后，永昌城内成为当时滇西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城外有四十余个村镇有_集中居住。自明代起，永昌地区的回族普遍采用汉名汉姓，主要姓氏有马、闪、赛、明、沙、纳、金、锁、宝、龙、忽等。明朝廷在云南设科取士，永昌地区的回族中举者不乏其人，除了碑文中出现的嘉靖丙午科举人马继龙，还有万历甲子科的闪继才、闪继达；闪继迪之孙闪仲俨为天启辛酉科举人，后高中天启乙丑科进士。明朝末年，永昌“闪氏回回一姓，有举人、贡生和进士21人”。

12、文昌宫的修建，除了个人参与，还有三个以“会”命名的民间团体助力。第一个是由陆士松、王文李、徐仁、叶刚等人组成的“□会”，由于资料缺乏，目前未能确定该民间团体名称，希望来日能有所突破；第二个是“通华门火醮会”，其为永昌府城北通华门一区的民间醮会团体，其成员定期举行打醮活动，祈求街坊无火灾；第三个是“文昌会”，其为文昌信仰影响下成立的民间团体，负责文昌宫的祭祀活动，碑文上有50余名“文昌会造金钉珠□善士”。明代永昌地区文昌祭祀活动期间有无洞经谈演不可知，但碑文中此条“文昌会”的记载可说明明万历年间永昌地区文昌信仰的民俗化程度较高。

13、碑文显示大部分人捐“巴”。巴，即贝币。明谢肇淛《滇略》卷４《俗略》载：“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等海中，不远数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曰。其用以一枚为一妆，四妆为一手，四手为一缗，亦谓之苗，五缗为一卉，卉即索也。一索仅值银六厘耳，而市小物可得数十种，故其民便之。”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60《物产考三》载海：“即子安贝，亦即宝贝，本海产，古用为货币，历元初至明犹未废止。云南原未产此，但碑志文契尝载有海若干索者，皆旧时通骠国、交趾所得来者也。”由以上两条记载可知，滇地将产于东南亚海中的巴作为货币使用的历史悠久，至明代仍广泛流通；巴币的单位分为妆、手、缗（苗）、卉（索）等，一卉（索）即八十枚。此外，碑文显示“何国勋，银一两；朱文礼，银五分；李楷，银三钱”“张松，金二百张”的情况，由此反映明万历年间永昌地区银、纸币、贝币皆流通之况。永昌地区处南方丝绸之路要道沿线，东连内地，西通东南亚、南亚，是中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各类货币的使用正是中外经济交流互动之结果。

14、除了协理、助银外，还有出力和捐物的情况。匠人胡孝勤、王价不仅捐银，还“塑圣像”。捐物者如“沈元吉，石鼓二□”“霍继张，舍碑一座”“□□元，石灰一驮”“陈应□，□□六尺”“孟□□，谷二石”“谌志谅，米五斗”“吴氏，豆一帮”。圣像、舍碑、石鼓是文昌宫建筑的组成部分，石灰为建筑材料，米、谷、豆等可作为施工人员的食物，各阶层出力和捐物有助于修建工程的开展和推进。

重修文昌宫碑文范文 第三篇

中国民间信仰之核心内涵是神明信仰，而祠庙又是神明信仰展开的空间，这里既有有形的建筑空间，也存在一个由信仰活动而形成的无形的社会空间，各社会群体都卷入其中。由碑文所载人员身份可知，官员、士绅、普通民众、释道人士参与到文昌宫的修建中，推动了文昌信仰在永昌地区的传播。

治民事神是在任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文昌神攸关地方文运，地方官多倡议或兴建。碑文正文载明万历二年（1574）金腾兵宪许公高曾“议修文昌祠，作劝募疏”，万历十年（1582）邵惟中发出地方官员“维持世教，丕振文风，甚盛心也”的感慨。明李中溪万历《云南通志通志》卷12《祠祀志第八·永昌府·祀典》载文昌祠：“岁春、秋上丁后四日祭。”由此可知文昌宫已被列入地方祀典，显示地方官员对文昌帝君的重视。

碑文呈现的武举人、武生、义官、寿官、义夫等在永昌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们为文昌宫的修建提供助力，一定程度上能使文昌信仰在永昌地区辐射。普通民众以“善士”的身份捐钱、捐物、出力，直接参与文昌宫修建的诸多环节中，成为文昌宫修建过程中最广泛的支持者。

重修文昌宫碑文范文 第四篇

永昌地区位于“藏彝走廊”南部，自古即为族群迁徙繁衍之地。除了汉族、回回外，明代永昌区域有僰夷、蒲人、羯些子、峨昌等族群。虽处西南边地，永昌却因处“南方丝绸之路”要道沿线，地缘优势显著，很早就受到中原文化辐射，并成为古老中国较早“开放”的前沿。中原文化在永昌地区的传播，对区域内的各族群产生重要影响。明陈文《云南图经志书》卷６《金齿军民指挥使司·风俗》载：“言动服食，衣冠礼仪，悉效中土制度。”

从前文的释读可知，永昌地区的莽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到文昌宫的修建中。莽氏为百濮后裔——蒲人，明代“凤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种”。回族信仰_教，_出生即为_。以上少数民族群体，尤其是进入明朝政府的少数民族官员为文昌宫的修建提供助力，显示对中原文昌文化的接纳与认同，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以及少数民族社会的文治教化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修建文昌宫阁疏》记述了明万历年间永昌地方社会各阶层、各族群积极推动和参与太保山麓文昌宫修建的史实。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的永昌地区文昌信仰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宗教文化上的反映。碑文呈现有关明代云南永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希望本通碑文能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上的助力。

文稿整理：魄魄

重修文昌宫碑文范文 第五篇

《修建文昌宫阁疏》碑原立于太保山麓文昌宫，即“保山县文昌宫”，现文昌宫已不存在。笔者从隆阳区文物管理部门了解到，《修建文昌宫阁疏》碑由何人何时在太保山麓发现及最初存放地已不得而知，20世纪80年代将该碑移至太保山顶武侯祠后的碑林，近年重修武侯祠及碑林，2018年底竣工后才陆续对外开放。

《修建文昌宫阁疏》碑现镶嵌于碑廊内墙中，石质为青色岩石，碑身高米，宽米，厚度目前未能测量，四周边缘饰卷云纹。碑文内容包括《修建文昌宫阁疏》及所附《常住碑记》。《修建文昌宫阁疏》包括三部分内容，即正文、协理效劳、修建文昌宫阁助银效劳提名于石，其中正文位于碑上部，阴刻，直行，正书，字体较大，计24行，每行字数不等，并非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所云“行二十八字”，合计555字，邵惟中书于明万历十年（1582）；“协理效劳”部分紧接其后，共６行，但每行字数不等，载有60余人名，确与前正文合计碑上部分共“三十行”；“修建文昌宫阁助银效劳提名于石”部分位于碑中部、下部，即位于第二、三层，由于这两部分中一些文字已模糊不清且大面积漫漶，故每层行数及每行字数现已无法确定，但能确定共载300余捐钱物人名并捐助钱物额。《常住碑记》主体位于碑上部分右侧，处于正文第１至３行之间，余下“一亩一分大小四坵，坐落山脚村后，年纳租二石”部分处于正文第23行下侧。经笔者仔细观察和比较，发现《常住碑记》上的文字大小、书写体等方面与《修建文昌宫阁疏》存在差异，且其上载“保禄阁常住于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说明《常住碑记》为后来添刻所附，并非与《修建文昌宫阁疏》同于明万历十年（1582）刻成。兹将考校后的《修建文昌宫阁疏》碑文迻录如下，“协理效劳”“修建文昌宫阁助银效劳提名于石”以及《常住碑记》等内容附于文末。

修建文昌宫阁疏

梓潼帝君道参元化，机运神明。职典文昌，悬象光照于北斗；教倡忠孝，降形灵著于西川。钟海岳之精英，得三辰之炳耀。人间禄命，庶□注生；天上铨衡，斯文宗主。泊诸九十七化，古今显应有征。是以数千万□，彼此尊崇无间。盖祖孙、父子、兄弟，世以忠厚正直传家，而孝友、姻睦、恤仁，恒将善恶、幽明警俗。瞻者起敬，闻之格心。惟兹昌郡，爰有神祠，幸地基爽塏，□谐□□于名区。顾堂庑倾颓未遂，翚飞于壮观，禋祀弗称，仪刑孰彰？乃诸□□念之。偶兴讯，阖郡舆情而允惬，是殆美墙如见，仰止斯存。然而财用不敷，工程曷就，量行资助，聊用作新。饬材欲□于成功，终事更需于好义。兰亭嗣续，祷尼征玉麟锦绂之祥；桂籍科名，梦兆应紫阁黄扉之贵。式标既往，可卜将来。况表扬先哲，德出于秉□。启佑后人，余庆原于后积。事固非妄，心贵克诚。将见青骡度风洞，冠袍俨唐制以来临；丹凤翥云门，衿佩望汉庭而彚晋。神人□庆，家国增辉。远迩士民，共宜赞助。右金腾兵宪许公佳制。公讳公高，□□□人，庚戌进士。万历二年冬，公从佥议修文昌祠，作劝募疏，目□转未果。越八载，两庠师友、阖郡士民属惟中继其事，得公劝募遗稿，然不敢浸公之文，镌之石以永其传。俾知当道诸公，维持世教，丕振文风，甚盛心也。中不敏，敢不恪恭代役？量捐资，翕众助，度财用，慎出纳。偕诸执事盟于神，严誓戒约斯会，规划详尽。肇建文昌阁，枕太保山，以壮形胜。继起神宫，拓而新之，以妥精灵。其宣力效劳者，亦题姓名于石，以表共成厥美之义。

万历十年壬午岁孟秋吉旦

赐进士大中大夫行太仆寺卿前监察御史郡人缨泉邵惟中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