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一篇

一、学科开拓期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可以被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开拓时期。除原有的三大领域外，社会语言学又开拓了其它领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言语接触等领域的研究发展最快。

1．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初。甘柏兹的《话语策略》［4］的出版，标志着互动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的一个分支正式建立。互动社会语言学重在研究如何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其理论的核心是“互动”，认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言语互动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通过言语互动产生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甘柏兹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会话策略、语境提示、会话推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会话策略是指会话参与者能够维持会话继续、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能力。会话推断即话语理解的情景化或语境化过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评估交际参与者双方目的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语境化提示即提示有关交际知识，尤其是语境的语言信号，包括语码转换、超新段标记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际互动中引导指示话语、预测行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Goff-man进一步补充完善了Gumperz的语境推理，强调社会互动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响力的礼貌原则;Tannen则将研究中心转向异性之间的言语互动，特别强调谈话的节奏性。

2．言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不同说话人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语言使用状况，因而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语言学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语互动观［6］，摒弃结构主义的“理想”同质状态，朝着“真实”的言语社区的方向不断前进。Hockett、Lyons认为言语社区具有单语性，即某一语言社区内只流通某一特定语言(方言)。甘柏兹对言语社区单语性的论断提出质疑，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为避免“以语定区”带来的单语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作为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整合了共同准则的变异遵守等观点，指出言语社区是由共同规范和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人的多样化的系统，进而强调了言语社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随着言语社区界定的不断深化，言语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越来越明确，并占据主流。此外，个人认同在言语社区的界定中同样备受关注。LePage指出言语社区中个人认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是许多不同言语社区的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认同不同的言语社区。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对个人认同问题作了研究。

3．语言接触19世纪史密斯、特鲁别茨柯依对施莱格尔“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之后，语言接触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早期语言接触研究主要从语言内部结构因素的角度研究语言接触，直至Kipar-sky提出社会因素决定语言接触深度的观点，语言接触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此后，这一观点被大批学者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语言材料及观点。语言接触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结构的研究，即以接触中一种语言为基本视角，研究其在词汇、语音、语法三个层面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情况，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借用和语言干扰。语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关注语言转用、语言混合和语码转换。语言接触可以导致社会双语的形成，而社会双语现象又可分为稳定和竞争两种情况。对于稳定的社会双语现象的理论研究，主要归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双言制”理论，认为不同的语言变体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工;同时，提出“语域”理论，用以分析语言变体在缺乏社会规范时的使用情况［9］。

二、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引进期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直至80年代末，国内语言学界才开始接触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此时以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主，尚未展开结合汉语实际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理论译作和通论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引进期。理论译介方面，大批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形式被引入国内语言学界。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通论性著作有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

(三)国内学科研究走向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依托国外已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历经短暂的引进期，虽仍处于模仿期，但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纵览已有的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三点不足:一是纵深度方面，以宏观研究为主，而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对社会语言学核心领域———语言变异的深入调查研究与细致分析描写的成果更少;二是广度方面，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领域明显不及国外视野开阔，学科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三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引入中国不过短短几十年，社会语言学理论创新及应用研究有所欠缺，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完善。因此，社会语言学在国内的长远均衡发展必须弥补以上三点不足，运用国际最先进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国内语言现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进而走上学科理论自主创新之路。

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二篇

一、语言观的一致：语言是社会现象

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性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isusage，，，cialstructure……”［。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虽都研究语言，但各自的学科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帮助学习者习得语言。对于重视认知及思维、考察个体的认知因素的认知派而言，社会语言学主要流派之一的社会心理学派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对二语习得研究是有助益的。二语习得的社会学派重视社会环境因素，呼吁语言学习要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和互动性；而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关注点则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变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研究语言的功能，研究语言使用者在特定语境中如何交流互动，正是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强势所在。由此可见，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看法及认识颇有共识，社会语言学相关概念和思考可以为二语习得研究所用，丰富二语习得研究的视角。综上所述，理论化的对象几乎都是学习目标，而非学习过程。由于二语习得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而语言理论又很难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造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日趋广泛，但针对习得的实用性有限，从而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习得与使用的界限。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例，现有的理论尚需回答个体的语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问题。比如，怎样习得变体的知识，怎样学习语码转换，怎样学习性别语言等。个体在面对某类个体和其他类个体的时候，怎样学会区别使用这些变体？促成这些变体习得的社会力量有哪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三篇

人类语言的起源与演化是当代科学研究中最神秘的问题之一。最近Science发布了世界最前沿的125个科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How did speech evolve and what parts of the brain control it?”（言语过去是如何演化的以及大脑的哪些部分对其进行控制？）。这样的问题，并非某个学科能够彻底解决，它不但涉及语言学（包括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演化语言学），而且还涉及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灵长类动物学、神经生理学，等等。本文主要在社会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针对语言的变异、遗传和选择，从个人知觉、他人知觉等角度，阐释语言演化的社会认知动因。

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四篇

变异社会语言学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Eckert，2012）。第一次浪潮的语言变异研究将语言变异的意义与社会范畴联系起来，第二次浪潮的语言变异研究认识到语言变异的意义与社会范畴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在第三次浪潮的语言变异研究中，语言变异的关注点则是语言变异与风格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发言将重点讨论第三次浪潮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特别是其对于风格实践的研究。发言将介绍一些基于风格实践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如指向性意义（indexicality）、风格化（stylization），拼凑（bricolage）、杂糅（hybridization）、移动性（mobility）等，并将阐释这些概念对前两次浪潮的补充和修正。通过讨论，我们将认识基于风格实践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及其揭示的风格实践的机制，进而认识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五篇

一、商务英语的发展历程与语言特征

由于商务英语是专门应用于商务环境中的一种功能语言，商务英语作为普通英语的变体语言和普通英语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发展的过程中，商务英语逐渐形成了“一词多义和多词一义”的语言特色。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着商务英语的使用条件以及使用环境。商务英语中所使用的英语词汇可以灵活的表现出交流双方在社会地位、文化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细微差异。比如说在国际贸易交往中，英系商人以及中国商人都会应用“如果您订购我方商品，将十分感激”的语言，这句商务英语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有两重含义:第一，希望谈判方订购己方产品;第二，如果对方购买了自己的产品，表示对谈判方的感谢。但是受到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中英双方在商务英语词汇选择上有较大的不同，在实际应用时双方都会融入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因素。从中方与英方对于同义商务英语不同应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式商务英语较为生硬，容易引起交易方的反感;英式商务英语融入了更多的绅士特点，更容易拉近交易双方的心理距离，促成交易的成功进行。由此可见，从商务英语中能够清晰地发现不同社会背景以及文化背景下人们意识形态以及思维习惯的差异，对于研究社会差异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语言学角度下对商务英语其他特点的探索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运用语言学与社会学等学科手段来对语言进行研究的边缘性学科。这门独特的学科涉及多种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其中包括人类学以及心理学。之所以社会语言学被冠以“社会”的名号，主要是取决于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种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于其他的语言研究学科。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要把语言放入人类发展过程中宏观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结合语言与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自然而然就会使语言的研究带上社会的色彩，并深入的挖掘出语言中的社会含义，探索出语言在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规律以及运作机制。语言是在社会运作条件下而产生的一种具有独特社会功能的产物。这种独特的社会产物会受到使用者社会地位、从事职业、年龄、性别、国籍甚至是生活习惯、个人性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差异。在国际贸易的经济背景下，商贸英语充当了人们交流与合作的载体，成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为了达到“获益”这一统一目标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商贸英语的过程中会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词汇以更好的适应交流的语境，这些因交流环境以及交流对象而异的商贸英语能够体现出贸易双方在社会、文化、教育等不同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较强的社会功能，为商贸英语的研究提供了社会学语言学的切入点。除了“一词多义”以及“一义多词”的特点之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贸英语还具有如下特点:

1．商贸英语具有目的性以及一定的客观性。

由于商贸英语的应用环境主要是国际的交往贸易，在这种应用背景下商贸英语的使用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沟通交流来促使贸易双方达成共识，形成合作关系的。这种目的性驱动下就会使商贸英语经常表现出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更适合贸易过程中的谈判与交流。另一方面，商贸活动属于业务交往，个人在参与商贸活动的过程中往往是代表了商业团体或者是企业、单位利益与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带有个人色彩和个人习惯的词汇是应该杜绝使用的。

2．商贸英语的表达更具准确性。

商贸英语是国际贸易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在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双方大多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为了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歧义或者是表达不当而给交易双方带来不必要的误会或者损失，商贸英语的使用对于准确性以及逻辑性的要求更为严苛，在使用商贸英语的过程中一定要达到把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对方的目的，所以这就使得商贸英语中的比喻、夸张以及带有修饰色彩的语句和普通英语相比要少之甚少。不过也正是这种特殊的使用环境使得商贸英语更加严谨，也更加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

3．商贸英语具有简洁明了，凝练经济的特点。

商贸英语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一些缩略语来达到让语言更加简单明了的目的。商贸过程中很多的活动受时间限制比较严重，这就要求商贸英语在最短的时间内表达出最完整、最准确的意思。比如在日常的传真以及电话交流过程中经常会使用缩略语来节省时间，这一点充分的表现出了商贸英语经济性的原则。

4．商贸英语趋于正式化。

商贸英语中所使用的词汇大多是规范性的正统词汇，由于商贸英语在贸易过程中经常用于签署合同以及签订协议，为了表现出商贸英语正式、严肃的语言风格，在进行这些商贸活动的过程中经常会使用一些较为生僻和不常见的占体词汇。这些生僻的专业词汇以及占体词汇的应用更能充分的体现出商贸英语正式、严肃的特点。

三、商贸英语受到文化规则的制约

文化从本质上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和交际用语的特点，文化规则制约了商贸英语的发展方向。受到商务英语特殊功能的影响，商务英语的发展取决于贸易双方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这种来自不同文化的碰撞使得商贸英语的发展中融入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和文化色彩，只有能够满足不同国际背景以及文化条件的商贸英语才能够算作是有生命力的商贸英语。比如从不同国家对于人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文化对于语言习惯的影响，中国自古男尊女卑的思想较为严重，所以中国人在称谓方面基本不存在性别之分;相比于中国，西方国家追求男女平等，所以在西方语言中就会用“Mr和Ms”来区分男女。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商务英语具有极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价值，商贸英语的表达形式受到社会差异和使用环境的影响十分的明显。不管是其目的性与客观性，还是其正式性和简洁性都是和其社会功能所相互契合、相互适应的。也正是这种语言的社会性特点充分反映了贸易双方所处的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与共性。

四、结语

商贸英语具有极大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价值，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商贸英语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能够更加准确的总结出其在特殊的使用环境下所逐渐形成的社会学特点，对于帮助我国更加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大潮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语言学征稿范文 第六篇

葛云峰

本研究基于所构建的语料库，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话语研究、语篇信息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和概念为基础构建了适用于法律语言历时研究的分析框架，对自民国至现在的中国法律语言进行了历时研究，具体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时期。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法律语言的使用特征、法律语言的功能以及法律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三个层面。其中，法律语言的使用特征分析主要包括词汇、语法以及语篇结构三个层面；法律语言的功能分析主要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法律语言所要实现的法律知识构建、法治思想传播等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以及在构建上述意义的过程中实现的语篇意义；法律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主要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对我国法律体系构建以及法律语言使用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