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城市建设简介范文 第1篇

南宋时，绍兴还是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其基础教育相当普及。据《嘉泰会稽志》卷一《风俗》称：“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

这里创办有朝廷所建的科举应试之所——贡院。绍兴在南宋以前一直无贡院，每遇科举，即借僧舍为试所。孝宗乾道四、五年间，史浩知绍兴府，得到一块高朗干燥之地。乾道六年，蒋芾继任，欲将此地建成贡院，但尚未来得及动工，即离任为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到乾道九年时，知府钱端礼于城西北隅鲤鱼桥和锦鳞桥之间首创贡院，“始克成之”。“其时举人比今仅及其半”。嘉定十五年，知府汪纲又对贡院进行了整葺和扩建，增屋三十间，“视庭下地虽稍广，遇雨则泥泞不能容足，又命凿石加甃，坦然如砥，士子便之。院前待试地，亦计工石填砌，为永久利云”。从此以后，绍兴考试阅卷有厅，誊书糊名有舍，膳食住宿有房。

绍兴府的官学相当发达。庆历四年（1044），诏天下皆立学。景祐中，李照始议创建。至嘉祐中，方成。隆兴二年（1164），吴芾重修，周绾为记。嘉定十六年，汪纲又加以增葺。其时府学颇具规模，州学职事也更加完备。理宗景定三年（1262），绍兴府学设职事六员，以贡士充其选，“规矩必繇正、录，钱粮必繇直学，纠禅专纠正之责，而出纳之吝司计实习之”。各县学也为时人所称。据《嘉泰会稽志》卷一《学校》记载，“至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会稽和山阴虽为附郭县，都有各自独立的县学。如山阴县学，嘉定十六年令赵汝駉重修，郡捐缗钱三十万以助其费，陈耆卿作记。

绍兴的市镇同样为周边乡村民间教育的中心。陆游在诗中对当地活跃的民间教育情况有不少生动描述，如其《野步至近村》云：“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表明当地草市已普遍设有小学。《秋日郊居》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并解释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冬学是农闲时节开展的教育活动，适应农村生产的特点。此外，一些寺院道观也有办学的现象，如绍兴城内的戒珠寺，“为士子肄业之地，常十余人”。

书院有著名的稽山书院和和靖书院。稽山书院位于山阴县卧龙山西冈，淳熙八年，理学家朱熹提举两浙，政事之余暇，曾到稽山书院讲学。

南宋绍兴藏书家众多，施宿《嘉泰会稽志》自豪地说：“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中兴秘府始建，尝于陆氏就传其书，而诸葛氏在绍兴初颇有献焉，可以知其所蓄之富矣。”著名的有诸葛行仁、陆宰、陆游、石公弼、李光、李孟传、韩肖胄等。诸葛行仁是南宋大藏书家，绍兴五年六月，会稽县布衣诸葛行仁进所藏书一万一千五百卷。而陆家则是藏书世家。陆宰是宋代知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其“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绍兴十三年，“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陆宰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其子陆游同样是著名藏书家，史载：“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陆游自称：“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残年唯有读书癖，尽发家藏三万签。”陆游幼子遹亦喜蓄书，至辍衣食，不少吝。石公弼“当尚书亡恙时，书无一不有，又尝纂集前代器为图记，亦无一不具。其后颇弗克守，而从子大理正邦哲尽以金求得之，于是为博古堂博古之所，有众矣。其冥搜远取，抑终身不厌者。后复散出，而诸孙提辖文思院继曾稍加访寻，间亦获焉。三家图籍，其二氏尝更废迁，而至今最盛者惟陆氏”。李光（1078—1159），字泰发，号转物居士，越州上虞人，绍兴八年拜参知政事，家有藏书数万卷，绍兴十七年因时谤，焚毁万余卷。其子李孟传亦“性嗜书，至老不厌，藏书万卷，悉置左右，翻阅图片绎，周而复始。每得异书，手自校勘，竟其编，乃止多识典故及前辈出处，中朝旧事，历历能道本末，有如目睹”。又，熊克《中兴小记》卷三四载：“资政殿学士韩肖胄，尝帅浙东，既奉祠，则家于越，与弟直秘阁膺胄尤相友爱。先是家藏书甚富，散于南渡，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复其旧。”

园林建设在当时蓬勃兴起，特别是私家园林尤然。时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一书中载道：“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子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是时，绍兴的别业园林星罗棋布。单就陆家言，陆游祖父陆佃在会稽陶山有修竹院，父亲陆宰在山阴侯山有小隐山园。而其中位于城内木莲桥洋河弄的沈氏园，池台极盛。绍兴二十一年春，陆游曾以春日出游，与前妻唐琬邂逅于沈氏园。唐琬为陆游初娶的妻子，夫妻两人极其恩爱，但因为唐琬不讨陆游母亲喜欢，约在绍兴十六年被迫离婚，改嫁赵士程，陆游亦只好另娶。这次偶然相遇，陆游感慨万千，题有《钗头凤》词一阕，其词曰：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以此遥忆早先夫妻之琴瑟生活。这首千古绝唱，不知倾倒了多少痴情男女。庆元二年，年已六十八的陆游重游沈园，又作了一绝：“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鉴湖经六朝、唐代、五代吴越国等的不断经营与开发，也已成为绍兴城外的一大胜景。陆游在《思故山》一诗中赞美道：“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湖山奇丽说不尽，且复为子陈吾庐。柳姑庙前鱼作市，道士庄畔菱为租。一弯画桥出林薄，两岸红蓼连菰蒲。陂南陂北鸦阵黑，舍西舍东枫叶赤。正当九月十月时，放翁艇子无时出。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新钓紫鳜鱼，旋洗白莲藕。从渠贵人食万钱，放翁痴腹常便便。莫归稚子迎我笑，遥指一抹西村烟。”镜湖以荷花知名于时。每当农历六七月间，镜湖满湖荷莲。《嘉泰会稽志》卷一七载：

山阴荷最盛，其别名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黄莲、千叶红莲，……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越人谓六七月间藕最佳，谓之花下藕，又特出罗文，在禹庙前。

陆游一向对荷花存有好感，并推崇之至。绍熙三年，他在镜湖写有《荷花》诗二首，“风露青冥水面凉，旋移野艇受清香”，为荷花之清香而陶醉。他自己曾于孝宗乾道元年卜筑山阴三山别业，在镜湖之阳；又于淳熙十二年卜筑会稽石帆别业，在镜湖之阴。

绍兴宗教发达，据《嘉泰会稽志》统计，共有寺院342所。其中，府城有寺院庵27所，道观4所，祠庙14所。当然，这些寺院道观等在南宋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发展过程。法云禅寺因“居钱塘、会稽之冲”，“以近官道”而遭“建炎庚戌胡虏之祸”，“首废于火，一瓦不遗”。南宋初年，宋高宗率领大队人马“驻跸会稽”时，也是命令军队入驻寺院道观，以致“城内名蓝悉屯兵卫”,寺院僧人被迫移住到城外寺院。社会稳定后，绍兴的宗教也走上发展的道路。如：“宝山证慈院，在县东七十二里曹娥镇曹娥庙之旁。米礼部芾书额‘证慈’，本陆左丞‘宝山功德院’名。后以昭慈圣献皇后攒宫改院名‘泰宁’，而徙额于此。”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知府汪纲重修了城隍显宁庙，“于祠之西别创佛室、斋堂，寮舍、厨湢无不备具，俾常居以供香火”。一些佛教信徒也捐资佛教副业。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有承节郎、河东薛纯一到绍兴府，“自言生长太平，蒙被德泽，念亡益县官，不胜慺慺报国之心，愿以家所有山阴田千一百亩、岁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禅寺，祝两宫圣寿”。此捐献数量之大，连安抚使、直龙图阁、权发遣绍兴府事丘崈都感到吃惊，连忙将此事上报尚书户部，最终得到了朝廷同意。

由于绍兴文化教育非常发达，因此人才辈出。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即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书卷甚足”，才气超逸，《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载其“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当时便以“力学有闻”而为朝廷所知，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被时人誉为“自过江后一人”。词坛名家王沂孙（1233—1293），会稽人，传世有《碧山乐府》，或名《花外集》，存词六十四首，大半是咏物词。高观国（生卒年不详），山阴人，一生未仕，身世无考，词笔婉丽清新，词风与史达祖相似。张炎将其与“秦少游、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并提，亦称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今存《竹屋痴语》一卷。另外，史铸撰《百菊集谱》，共录宋人著录的菊花200余品，是关于菊花品种、种植栽培、故事典实、诗词文赋的集大成之作。

社会生活

南宋时期，绍兴的社会生活与临安、苏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泉州、福州等城市一样，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绍兴人的民间信仰中，许多佛教的菩萨都得到了崇拜，认为只要时常敬奉神佛，念诵佛经、佛的名号，或在佛像前许愿，就会获得保佑，得到善报福报。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念经成为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会稽士人范之纲，居于城中，壮岁下世。有两子，能谨畏治生，日以给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祷天地百神，且诵经五十过。凡十余年，未尝少辍。”“钱唐旧有长老，名重喜，会稽人。少以捕鱼为生业，而日诵观世音菩萨不少休。”

祭祖是元旦最重要的大事。每逢大事或重要节日，都要举行祭祖活动，以示孝顺。在这一天，绍兴人要举行隆重的家祭或墓祭。祭祖一般在家中进行，届时有展先像之俗。其时，家家户户在堂屋中悬挂祖先画像，具香烛、茶果糕点等，家长肃衣冠，率全家老少依次祭拜。

祭大禹风俗，以绍兴最为盛行。《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雘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

其地的节日活动基本与各地一致。以端午斗力之俗为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载：“江南之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皆同。”重五日，绍兴同样有在家中挂张天师像等习俗，以祈求得家中平安和幸福。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五日，户户皆以土偶张天师置门额上，或以虎或以艾束作人形，而以土作天师头，竹作剑，木作印。”七月七日的乞巧节，绍兴流行巧竿之俗。《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七夕立长竿于中庭，上设莲花，谓之巧竿，以酒果饼饵祭牛女，盖乞巧也。”又，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该节日的主要内容有爬山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但在绍兴，民间流行食栗粽等俗。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九亦相约登高，佩萸泛菊，不甚食糕，而多食栗粽，亦以相馈然。”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在重九日，绍兴“俗忌不相过，必有丧者乃往哭其灵几，且致祭焉，不知其所始也”。此外，绍兴还有独具特色的观荷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五月六日观荷花，亦乘画舫，多集于梅山本觉寺；同时又游容山项里六峰，观杨梅。”

绍兴人重情，每当亲朋好友远行或来绍兴，他们总是要迎送。《嘉泰会稽志》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吴越春秋》有越人相送之辞，曰行行各努力。盖自古风俗笃厚，重于离别如此。今西出迎恩门，则临安路，有接待院，有吕氏庄，皆将迎之地。院侧竹台，因古城遗址，巨竹森茂。庄亦有亭榭花木，可以置酒。昔时山阴尉廨门外临运河，亦有亭，今废矣。远则有法云寺，柯桥馆灵秘院，皆其所也。东出五云门，则明州路，有会稽尉廨前亭子。石佛院西南出常禧门，一名偏门。婺州路则有小隐山园，其亭榭山林别见，远则有兰亭、天章寺。正南出稽山门，台州路，则有告成观、大禹寺，皆禹庙也。亦别见西门、东门，皆舟行。南门、西南门皆陆行，惟北门曰三江门，并海路绝。会稽之俗，笃厚交亲，迎则叙间阔，送则惜暌异，觞豆迭进，往往竟日。余樽剩炙淋漓狼藉，舟车结束惨有行色。至于僮仆铃下挽舟，将车之人罗拜于前，则亦犒以酒食，勉往者以勤悴，劳归者之良苦，恩意曲尽，观者太息，亦风俗之厚也。”

萧山城市建设简介范文 第2篇

绍兴商业繁华，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城内外商贾云集，店铺遍布，百物汇聚。特别是酒肆林立，正如陆游《上元雨》诗所说：“城中酒垆千百所，不忧不售惟忧雨。今年上元灯满城，曲巷深坊闹歌舞。”

这里市场众多，其中仅城内的市场就有：照水坊市（在城东南200步）、清道桥市（城西1里）、大云桥东市（城南2里）、大云桥西市（城北郭外）、龙兴寺前市（城北2里）、驿地市（城北2里）、江桥市（城北5里）、古废市（都亭桥南礼逊坊）、斜桥市（城东北郭外）、南市（第三厢南市坊）、北市（第四厢北市坊）、瓦市（第四厢瓦市坊）等十多处。城外市场更多，根据《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的记载和陆游相关诗篇的叙述，南宋中期，会稽、山阴两县境内分布着35处市镇，其中会稽县境内有16处市镇：龙兴寺前市（北2里），江桥市（北5里），斜桥市（东北郭外），小江市（东北40里），樊江堰市（东22里），东关市（东60里），照水坊市（东南郭外），禹庙东市（东南12里），平水市（东南25里），樵风市（东南25里），沉酿市（东南，里数不详），若耶市（东南25里），西路口市（东南，里数不详），曹娥镇（东南72里），大云桥东市（南2里），云门市（南30里）。山阴县境内有19处市镇：大云桥西市（北郭外），驿地市（北2里），梅市（西北15里），柯桥市（西北25里），钱清镇（西北50里），禹会桥市（西北50里），清道桥市（西1里），西跨湖桥市（西6里），虹桥市（西7里），桑湖堰市（西11里），东跨湖桥市（西南郭外），三山东市（西南9里），三山西市（西南9里），三山南市（西南9里），蜻蜓浦市（西南9里），亭山市（西南12里），兰渚市（西南25里），项里市（南15里），金家畯市（南，里数不详）。上述众多的市场，组成了绍兴地区内部非常紧密的商业网络，加速了城乡商品的流通。

绍兴不仅市场数目多，而且相当繁荣。《嘉泰会稽志》对绍兴府城东南两里的开元寺灯市的盛况作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描述：

开元寺在府东南二里一百七十步节度使董昌故第，后唐长兴元年吴越武肃王建，奏以开元复为大善寺，而以此为开元寺。盖处一州之中，四旁远近适均，重闳广殿，修廊杰阁，大钟重数千斤，声闻浙江之滨。佛大士应真之像，皆雄峙工致，冠绝它刹。岁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

由此可见，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元寺都要举办大型灯会，由是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商人，连部分海外舶商也慕名前来，交易极为兴盛。又，斜桥市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绍兴市场的分工也是非常精细，连米、茶叶、鱼类、药材、花卉、菱、笋、柴草、盐、水果、酒、葱、葛、糖之类的日用品都有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如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俗称鸡头）和杨梅，当这两种土特产品上市时，当地热闹非凡，由此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水果专业交易市场。陆游在其诗词和笔记中生动描述了当时绍兴府境内众多村落墟市的活动情况：“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项里杨梅熟，采摘日夜忙；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明珠百舸载芡实，火齐千担装杨梅”“村村有饼饵，正不可赍粮”“远游索手不赍粮，薪米临时取道傍”。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草市粮食、果品交易之活跃和市场之繁忙。而其《出行湖山间杂赋》中所说的“鱼市樵风口”，是指府城东南的樵风市，属于水边鱼虾小集市；《小江》诗中所说的“数家茅屋小江头”，是指会稽县东北的小江市，属于典型的村落小市；《湖上作》诗中所说的“兰亭之北是茶市”，是一处以茶叶交易为特色的乡村集市；《舟中醉题》“项里庙前是鱼市，禹会桥边多酒楼”，描写禹会桥市；《肩舆历湖桑堰东西过陈湾至陈让堰小市抵暮乃归》“野店茶香迎倦客，市街犬熟傍行人”，描写沉酿埭市；《若耶溪上》“村场酒薄何妨醉”，描写若耶市；《西路口山店》“店当古路三叉处”，描写西路口市；《秋夜泊舟亭下》“十里荷花野店秋”，描写亭山市；《立秋前四日夜泛舟至跨湖桥》“陌上歌呼簪稻穗，桥边灯火卖官醅”，描写西跨湖桥市；《晚寒自东村步归》“村店卖荞面”，描写三山东市。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所说的“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是指会稽县东部的东关市。诗人陈永平也有“村南啼布谷，村北响缫车；隔浦卖鱼市，傍桥沽酒家”的诗句。

绍兴地区的草市，不仅日市非常繁忙，夜市活动也十分活跃。陆游诗歌中对此曾有不少具体描述，如《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等，都反映了当地农民赶夜市归来的情况。农民们白天在田间耕作，夜晚赶集市出售自己所种的农副产品，并采购家中所需生活和生产用品。夜市的兴旺，反映出绍兴地区市场交易规模、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出现了部分相邻草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山阴县境内镜湖边的三山市，由三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组成，在活动时间上，东市的夜市十分活跃，西市等则主要是日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当地的商税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据《嘉泰会稽志》载，嘉泰元年，绍兴府府城“都税务祖额五万四千八百三贯二百一十四文，递年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贯九百五十九文”。相当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在城税额28916贯92文的倍。府商税祖额贯，递年额贯，是熙宁十年两浙路商税收入的八分之一。从这个纵向对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南宋绍兴府商税收入较北宋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见表1、表2）。

需要说明的是，绍兴地区的市场活动，主要是通过横贯东西的浙东运河等交通路线与外部市场发生紧密联系的。浙东运河是指钱塘江与姚江之间几段互相连接的运河，因地处浙东，故名。它北起钱塘江南，经西兴镇到萧山县城，又东南至钱清镇与钱清江交汇，又东南经绍兴城，东折至曹娥镇与曹娥江交汇，曹娥江以东起自梁湖堰，东经上虞县（丰惠镇），至通明连接姚江，并经姚江经余姚、慈溪（慈城）、宁波，会奉化江后称甬江，又北至镇海入海。由于钱清江、曹娥江等潮汐河流切穿于浙东运河之间，历史上整条运河设有西兴、钱清北、钱清南、都泗、曹娥、梁湖、通明等七堰。船舶小者，可候潮牵挽而过；大者必须盘挽，航运极费周折。特别是载重量大的海船，因钱塘江的高潮、积沙及罗刹石的阻途，无法从钱塘江直达临安，必须在余姚由运河船接替装运，经西兴渡到达临安府。然而，浙东运河早在北宋时期就占有重要地位。王应麟《玉海》卷二三《运路二十一堰》条引《国史·职官志》：“堰：楚州之黄蒲、宝应、北神、西河，高邮之新河、樊良，扬州之郡伯、瓜洲，润之京口、吕城，常州之望亭、奔牛，秀州之杉青，杭州之长安，越州之曹娥、梁湖、钱青，孟州之济源，汝州之梁县，泰州之白蒲、捍海；总二十一，监官各一人；余堰不居运路者皆领于州县。”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行在之地，浙东运河也得到了较彻底的整治，通过运河的交通运输达到极度频繁的程度。陆游《渭南文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浙东之郡，会稽为大。出会稽城西门，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刹曰法云禅寺。寺居钱塘、会稽之冲，凡东之士大夫仕于朝与调官者，试于礼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舵挂席，夹以大橹，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

浙东运河的运输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据《嘉泰会稽志》所载：“曹娥江路南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四十里北入海，胜五百石舟。”“浦阳江路南来，自诸暨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阴县界，胜舟二百石。”“运河路东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六十二里，西入临安府钱塘县界，胜舟二百石。”“西小江水路东南来，自诸暨县界经县界五十五里西北入萧山县界，胜舟五百石；运河水路东来，自会稽县界经县界五十三里一百六十步，西入萧山县界，胜舟五百石。”“剡溪路西南来，自婺州东阳县界经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北入上虞县界，春夏胜舟一百石。”“余姚江路西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五十五里东入庆元府慈溪县界，胜舟五百石。”“上虞江路在县西二十八里南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九十里西入会稽县界。大信潮，胜五百石舟；小信潮，胜二百石舟。”据此可知，浙东运河在萧山境内可通二百石舟，山阴县境内可通五百石舟，上虞县境内可通二百石舟，姚江可通五百石舟。通过这条运河，浙东滨海各地以鱼鲞为主的水产品和水果等源源不断地输入临安。如《开庆四明续志》卷二《郡圃》载：“郡自望京门以西，繇慈溪接姚、虞，经稽、阴，趋钱塘，近数百里，行李舟车，鳞集辐凑。”王十朋也说，绍兴“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桨风帆，千艘万舻”。反之，通过这条运河，都城临安及全国各地，甚至是日本、高丽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绍兴。如临安制作供解暑、保鲜等用的冰块，便运销到邻近的绍兴，陆游《重午》一诗中有载：

叶底榴花蹙绛缯，街头初卖苑池冰。

世间各自有时节，萧艾着冠称道陵。

诗中有注曰：“会稽不藏冰，卖者皆自行在来。”“泉州葛布好造汗衫”，当时绍兴人制作衣服的葛布，便“出自闽贾”。

除浙东运河外，绍兴与外部的联系还有陆路交通。《嘉泰会稽志》载，会稽县的陆路“东路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九十三里，西入山阴县界；南路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海岸，过海入嘉兴府界；东南路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七十里，西入山阴县界；西南路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里，东北入上虞县界。”这些道路的交通设施也颇为完备，沿途有官设的驿站和递铺，如绍兴府城卧龙山之左有蓬莱馆，“舟车既届，必有次舍焉，而实一州佳观也”。子城西门、迎恩门、东五云门设有亭，府城东三十五里有上马亭，以供往来官员住宿停歇。沿途还有不少民间开设的旅店，可供往来客旅住宿和饮食，十分方便。

萧山城市建设简介范文 第3篇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十月从杭州渡钱塘江来到了越州，驻跸州廨。由于金兵尾随而来，宋高宗于当年十二月从海上坐船去温州，次年四月才因金兵北撤再度返回越州，诏令以其地为行都，以州治为行宫。越州作为南宋的临时都城（时称“行都”或“行在所”），虽然只有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却是绍兴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整个城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一下子成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所在，成为当时海内外的关注中心。数以万计的官吏、将士和成千上万北方移民的涌入，使这个小小的城市立即变得熙熙攘攘，热闹起来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

次年，宋高宗改年号为绍兴（是年即为绍兴元年，1131），以示“绍继中兴”。同时，为了纪念最艰难危险的日子在越州站稳脚跟，以守臣陈汝锡有请，又升越州为绍兴府，“冠以纪元”。从此，这个城市以“绍兴”为名称的历史开始。此后，尽管朝廷于绍兴二年初离开绍兴迁都杭州，但在南宋统治者眼中一直视绍兴为陪都，其地位明显要高出其他各府。绍兴六年，朝廷规定首都临安以外的全国大邑四十处，绍兴的山阴、诸暨名列其中。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绍兴即是越国都城之一。东汉至六朝时，会稽郡城山阴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隋唐时，绍兴为东南名城。晚唐曾任越州刺史的著名诗人元稹在《再酬复言和夸州宅》一诗中，用“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流辈”等诗句来称赞该城。到五代吴越国时，绍兴被杭州超越，但仍不失为颇具影响的繁华都市。不过，在南宋初年，绍兴并不是“可都”之地。当时的绍兴，城市狭小，人口不多，位置偏僻，很难建成为一个像样的大国都城。特别是，这里的交通极其不便。浙东运河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漕运。南宋皇室和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官员大批集中到绍兴以后，物资供应不上，严重匮乏，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时人云：“绍兴元年，车驾在越，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军兵钱二十五万八百二十三贯，米四万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麦四千一百七十六石，谷六百七十一石，草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概，而军兵去来不常，故不得而定也。”中书舍人洪拟明确指出绍兴并非可以长久驻跸之地：“舍四通八达之郡，而趋偏方下邑。道里僻远，非所以示恢复；形势卑陋，不足以坚守御；水道壅隔，非漕挽之便。轻弃二浙，失煮海之利。”宰相吕颐浩也提出了类似的反对意见。在众多文武大臣的极力反对下，高宗赵构于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以会稽漕运不继”为由，诏令“移跸临安”。次年正月丙午，高宗又将都城迁回临安。绍兴八年三月，高宗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

南宋统治者还把皇室陵墓建在绍兴府城东南三十五里稽北丘陵的宝山，叫作攒宫，意思是待收复中原后再归葬旧京园陵。“是时高宗皇帝方驻跸会稽，江淮之间日事征战，昭慈之丧未能归祔，始为殡厝，盖用权宜，将以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也。”在整个南宋时期，这里前后葬有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个皇帝及其后妃，人称“南宋六陵”。

南宋朝廷还在绍兴城内设立了众多中央派驻机构，派驻有大批政府官员和一定数量的赵氏宗室成员，以及数百名军士，管理皇陵和赵氏宗室等事务。如宗正司就管理赵氏宗室的事务。由于衙门繁多，驻军多，“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一度因营房“废坏久不葺，军兵皆僦居于外。嘉定十六年，守汪纲葺旧，外添创屋一千余间，尽括军兵迁入营垒。于是军制稍严整矣”。

正因为南宋王朝曾一度定都于绍兴，此后这里又是南宋王陵所在地，在城内设有一些_的派驻机构，将其定为两浙东路的政治中心，故此绍兴府在全国的地位明显要高于除都城临安外的其他州府。有鉴于绍兴有着与一般府州城不同的特殊政治地位，后人往往把绍兴称作是南宋的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