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颜渊篇》的逻辑结构语录体的特点，会衍生出诸多仁学的含义出来语录体的特点，这是语录体的单一文句解释所没办法实现的语录体的特点，而且，语录体的单一解释无视了《论语》各篇章设计特意留下的明显的冲突，唯有解决了这些明显的冲突和矛盾，对仁学的理解才能够深入。

《颜渊篇》是释仁实践篇，是对上述11篇的内涵的总结和提炼，因此，本篇的解释需要以前述各篇联系起来，尤其是与释仁理论内涵的《里仁篇》对照。12.6章讲仁学需要以智者之明作为基础，智者利仁，但礼崩乐坏之下，日月隐藏、四时易乡、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没有智慧之明，如何有礼崩乐坏的应对之道。12.7章指出需要有政治之明需认清礼崩乐坏只是面现象，春秋竞争政治的本质是民信的竞争，这在《曹刿论战》中也体现得很明显。礼崩乐坏失纲常，贵族多淫乱，乱世无义战，民不聊生苦难多，处处是危机。欲突破乱世，需有非常智慧，突破迷雾和纷乱，看清乱世政治的本质语录体的特点：春秋政治的根本是民信，唯有民信，诸侯在春秋竞争中才能立足，才能聚集人才。12.8章指出，政治之明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自身之明，认识到文质同体，以文促质，以质统文，共同促进，实现文质共同发展，实现文质彬彬。仁学实践，需要能够对外在的礼崩乐坏有清醒的认识，对内需要对自己的有清醒的认识，认识自身具有虎豹之品，而非犬羊之质。

12.9又出现了政治之明，即“民足”的社会，若是乱世，圣人绌约，唯有在治世，人的发展才有希望。若是体系化的解读，此章与12.7章的关系如何解决，是本章解读的关键。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参考译文】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只抽十分之一田税的彻法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国君怎么会不富足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国君又怎么能富足呢？”

据钱穆的注释，鲁哀公此问的历史背景是“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谓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鲁哀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打算增加赋税，结果有若给出的答案不是加税法，而是建议采取赋税更低的减负法。

有若：即有子。此处称有若而不称有子，因为是君臣问答。年饥：年景饥荒。饥荒年月，为政者当更思民之生存问题，所以古之“荒政”务在使民得食语录体的特点；而哀公思考的却是自己的用度问题。用：国家用度。《论语札记》曰：“抑哀公斯问也，其将丧邦乎？年饥，不忧民之饿莩，而忧己之不足，此岂君道哉？”足：充足。如之何：怎么办。朱熹曰：“公意盖欲加赋以足用也。”

盍：何不。何谓“彻”，传统有两种解释，一者为通也，为天下之通法。朱熹曰：“彻，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朱熹认为彻主要有通力合作的意思。一者为田租税收制度。按照周法，什一而税叫做“彻”，与周朝比较通用的贡法、助法类似。

“二”，即所谓什中取二的意思，钱穆注释曰：“哀公于田税外复加赋，用作军费，是一亩田已征两分税。”二，吾犹不足：哀公于田税外再加赋，就是什而收二。此处鲁哀公除了什抽一收取田税外，还按什抽一的比例收取了的田赋，用作军费，所以说一亩田已收了两分税。朱熹曰：“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赋之意。”君孰与不足：民富，君不会独贫；民贫，君不会独富。与，犹如“谓”。朱子曰：“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什取其一，则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请但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

传统的解释均以单一章为限，阐释何为善政之法。《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见足国莫先于足民也。有国者不当以足用为念，而当以爱民为心。

三国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的注疏《论语注疏》曰：此章明税法也。哀公既言重敛之实，故有若又对以盍彻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税，则百姓家给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则供。今君重敛，民则困穷，上命所须，无以供给。南宋朱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南宋杨时曰：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则桀，寡则貉，不可改也。后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图，故征敛无艺，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南宋张栻曰：哀公以用不足为忧，而有若之对，循其本以告之。儒者谋人之国，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犹不足，而有若乃欲损之，以为足国之道在乎是，则庶乎知为政所当损益者矣。南宋郑汝谐曰：善富国者，务藏于民，未有民富而其上贫也。清代康有为曰：若横征苛敛，令民无以为生，则君亦与之俱危。汉灵善作家而黄巾起，明万历务矿税而闯贼兴。可不戒乎？

明末刘宗周：救荒莫如节用，节用则薄赋敛。此为万世荒政之龟鉴也。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彻，则年饥之民庶足食，君孰与不足用也？君卿从无年饥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则民散赋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于饥年言彻足用，此筹国老谋至计。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传》云“非礼也”，谷出不过借以丰财也，亦言民足食，则赋役之用供，故为丰财之礼，荒政务在使民得食。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罹）饥寒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扰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清代姚鼐《惜抱轩经说》曰：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又曰：“仁人不过乎物。”以孔子所讽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纵而不恤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实无厌。”夫人君之德，必在恭俭爱人，而况其于饥岁乎？公曰：“年饥，用不足。”有若曰：“盍彻乎？”言人主之职，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俭己。苟第欲足己而已，则求实无厌，二犹不足，虽过二，终无足时也。苟欲足民而已，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夫何不足之有？清代唐文治曰：百姓足，则君存矣；百姓不足，则君亡矣。愚读有子之言，未尝不流涕也。

传统诸解皆从为政爱民角度所作的解释，告诫统治者需爱惜民力，但从未从整体化角度进行阐释。其实，此章从统治者哀公的角度，与前后文的君子之明和崇德辨惑毫无关系，就更加证明了《论语》的语录体的特点。因此，此篇系仁学总结篇，肯定不是从哀公等统治者角度的理解，而且，仁学作为生存的智慧也并非指向贵族或是统治者，而是指向一般的庶民。因此，需要将此章联系上下文作进一步解读。

首先，本章体现了传统政治治理的短期思维和仁学为政治理的长期思维的冲突。哀公代表的是传统的政治治理思维，通过提高税收的方法来满足国家特殊时期的财政需求，这也是一般为政者基于危机所采取的方法。而有若所代表的仁学则提出减赋法，而且是减50%的税，可以讲，短期内，鲁国的财政危机必然加重，可能会引起政治危机，使得自身的统治遭遇到贵族、士族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因此，有若的方法并非危机解决法，而是无危机情况下为政以德法。两种方法，所要解决问题不同，因此，哀公或是一般正常的诸侯统治者是不敢如此冒险的。可以讲，有若并没有解决哀公的问题。

其次 ，本章实现了政治视角的全面转变，从传统的狭义政治治理视角，向整体性的社会治理转变，传统的治理正如哀公所言，满足于治理者，通过增加赋税解决短期危机 。但仁学的政治治理，并非统治者的满足，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富足、繁荣，需要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考察、治理，仁学为政之法，系长期的系统工程，可能会激化、恶化短期的危机，如孔子当年的“堕三都”之策。孔子的仁学为政策略均为着眼于长期的策略，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荀子》得到更为充分地展开，《荀子》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jiào）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诸侯千乘之国，若要长治久安，立于激烈的万乘之国的竞争之中，唯有采取此策，别无他途。

第三，此章在12.7民信章之后，其意明显。民信并非空中阁楼，最终需以民足为根基，民足，统治者的利益才能最终充分确立。但民足是个系统工程，正如《阳货篇》所言，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如《尧曰篇》所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民足、民信作为为政之出发点，导致整个政治治理思维的彻底转变。

第四 ，此章在12.6章的子张问明之后，系仁学需要明了的几个要点，一是12.7章的政治之明，需要民信作为政治的基础，二是12.8章的个体之明，需要文质一体。本章（12.9）仍是政治之明，即民足是民信基础，显而易见，本章是12.7民信章深入，再观其后，12.10章系子张的崇德辨惑章，可视为12.8的个体之明的深入，而12.11章君君臣臣章又是政治之明，系政治之明的再深化，因此，凡此六章（12.6至12.11）系个体与政治之明的三个层次的阐明。欲明者，需要有三个层次的递进，方可曰明）。因此，本章的意义是阐明政治治理的巨大转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是民免而无耻，而仁学的治理是要实现民足、民服、民信、民敬、民善，层层递进，使得民成为政治治理的中心，能使民能够兴于仁，成就有耻且格的自主人格，这是政治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第五，如是观之，12.7民信章、12.9民足章、12.11君君臣臣章三章构成仁学之明中的政治之明，三章层层递进，需要统一观之。春秋政治，民信是基础，而欲民信者，需要民足；而欲民足者，需要君臣正位，即正名正位，这与后面一篇《子路篇》中的“正名章”就对应起来了。而若是此三章对应，12.6、12.8、12.10三章也需对应起来，12.6是言语之明，12.8是文质之明，12.10是崇德辨惑，也是层层递进，构成个体之明。这种仁学实践的层次，不依靠体系化的解读不足以明了。其中仁的深义也必须依此法而可得，《论语》编辑者的良苦用心不可不察。

用仁学来解释经典，可以填补《论语》篇章间的空隙，让我们了解到完整的仁学，同时也能够见识到仁学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可以丰富仁学的内涵。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仁学的内涵，敬请加入视频慕课《论语启蒙：论语的法典化解读》（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EB-1449479163），或参考《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人人格论——<论语>的法典化解释》。

现代世界被认为史上罕见之大变局，当今中国也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身处大变动社会之中，需要有相应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方式相异。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中心，而仁学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门弟子为全面阐述仁学编纂而成。它是处于春秋礼乐崩坏大变动社会条件下的“仁魂义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礼崩乐坏之下，遵循真理其实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其要点为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兴于诗”），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立于礼”），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据于德”），能够克服遵循美德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强大的行动力是根本应对之道（“敏于行”），这样，就能够化解礼崩乐坏带来的惧、忧、虑（“成于乐”），这对于身处目前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同样适用。本课程通过法典化解读《论语》阐述大变动社会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依于仁、敏于行、成于乐”，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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