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句子迷改为名言通了：美国是现代新闻业大国句子迷改为名言通了，诞生了一批在全球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老牌报纸。这些报纸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中影响巨大，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经常充当美国影响力的有力工具。 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在互联网冲击下美国传统新闻业陷入困境，而美国金融集团趁火打劫，压榨报纸的商业价值，搞死了一家家老牌报纸。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体制的一个缩影。

【文/麦凯·科平斯 译/观察者网 宁栎】

芝加哥论坛报大厦坐落于芝加哥市中心，有威严的哥特式尖顶和飞檐，展现这家报纸的权力和威望。

1922年大楼公开设计图后，报纸老板麦考密克上校（麦考密克是长期资助《芝加哥论坛报》的麦考密克家族成员，该家族创办了美国国际收割机公司，是中西部的代表性财团。一战时期，麦考密克作为战地记者加入潘兴将军的美国远征军司令部担任情报军官，被授予战时上校军衔，他后来一直以麦考密克上校自称。）说，他要为心爱的报纸建造“世界上最漂亮的办公楼”。最好的建筑师被邀请参与设计，关于第四等级（指美国新闻界）的各种名言被用来装饰走廊。在大楼完工前，麦考密克上校指示他的驻外记者搜集各种历史遗址的纪念品，包括中国长城的砖石，罗马圣彼得教堂的纹章，这些纪念品被镶嵌在大楼的墙壁上。1925年大楼完工了，这是芝加哥从来没有的建筑奇观。一位作者当时称之为“石头和钢铁的奇观”。一个世纪后，大楼还屹立在原地，但报纸却不在了。

芝加哥论坛报大厦

6月底一个下午，为了寻找《芝加哥论坛报》现在的总部，我打车穿城到河西一个工业区，沿一条阴暗过道走了很久，我坐上电梯到了编辑部，这是一堆不起眼的办公桌，边上是印刷设备。这一幕比我想象的还糟糕。《芝加哥论坛报》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历史积累的报纸之一。该报支持过林肯，独家刊发了《凡尔赛条约》，掀翻了政治大佬，揭露腐败的市长。该报获得过几十次普利策奖。可是今天，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惨淡到跟一个快餐店差不多大。

最近，只要和该报惊恐的记者们谈谈，你就会一再听他们问：怎么会这样句子迷改为名言通了？表面的原因很简单。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吃掉了报纸的分类广告，谷歌和脸书抢走了大广告主。一个个报纸业主无法适应数字媒体时代，惨遭淘汰。这就是几十年来关于地方新闻业要完蛋了的各种说法。这可能有部分事实，但这家报纸不一样。

5月，该报被奥尔登全球资本收购。这是一家秘密的对冲基金，它已迅速而轻松地成为全美最大的报业运营商之一。新业主没来对员工讲话，也没有来鼓吹下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相反，他们搞垮了编辑部。

收购完成后两天，奥尔登全球资本大幅裁员，编辑部大量员工离职。为困境中的公共住宅大楼住户维权的都市版专栏作家，维护凶杀案数据库不让警方篡改的编辑，为本州非法移民拍摄漂亮肖像照片的摄影师，参与曝光州长境外空壳公司的调查记者，统统被扫地出门。报社编辑部一下子走了1/4的人。

该报编辑部被“血洗”，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报纸发表了评论文章，推特上有感叹，新闻学教授表示失望。但在全社会，没什么反响。该报留下的员工艰难地撑着报纸。当本州议会一位有力议员被控受贿而辞职后，报社在州首府没有记者可去报道。这个夏天芝加哥犯罪暴涨，但报社没人上夜班去跟踪警方的进展。

大卫·阿克塞尔罗德在该报当过记者，后来当了奥巴马的顾问。他对我说：“想想这家报纸过去、现在和未来，我真难过。”这时，报纸的业务继续保持沉默，既不回应采访请求，也不披露对报纸的未来计划。长期以来，该报员工已经见识过业主的跋扈，但是这个新业主看起来更有算计，也更危险。

在最后一轮裁员后，我在洛根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和该报的前记者查理·约翰逊交谈。约翰逊说：“业主们没有尽最大努力来拯救，而是一点点搞死了这家报纸。”被收购前，该报已经挺过了15年来的艰苦时间，包括管理不善、收入下降及裁员，正重新开始盈利，趋于稳定。但是现在，报纸要完蛋了。

“他们把奥尔登叫做风险投资基金，这是过誉了。”约翰逊说，“风险投资不会把一头已经受伤的动物头摁到水里。这是强盗。”

奥尔登在大衰退末期开始收购报纸时，新闻业表示谨慎乐观。毕竟现在已不是新闻业的黄金时期，有买家不容易，也许奥尔登有个搞好报纸的计划。贸易刊物《波音特》认为奥尔登对地方新闻业的兴趣是一种“过奖”，该刊引用《丹佛邮报》老板的说法，对奥尔登表示“景仰”。现在读起来有种看恐怖电影的感觉：这是以暗示方式提醒受害者要小心。

当然，要理想化新闻业的过去时光很容易。那些拥有美国地方报纸的大家族，从来也不是完美之人。他们也可能很蠢，或者腐败。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利用报纸来维护压迫性的等级秩序。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对报纸服务的社区有一些责任，也就是说，还会产出一些有价值的新闻产品。

芝加哥论坛报 资料图来自AP

模式很简单：尽快搞出钱

21世纪以来，这些老家族纷纷逃离新闻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在过去15年里，超过1/4的美国报纸已经关门，幸存下来的报纸变小变弱更所以被收购。根据《金融时报》的一项分析，今天美国日报中有一半被金融公司控制，这比例还在增长中。

现在，威胁地方报纸的不仅仅是数字化或者市场因素，更要命的是投资者通过剥削地方性报纸来致富。模式很简单：解雇员工、出售房产、提高订阅费，从报纸中榨取尽可能多的油水，直到订阅下滑到一定程度，报纸关门，或者沦为摆设。

发明这种模式的是奥尔登的联合创始人兰德尔·史密斯和希思·弗里曼。自从他们10年前买下几家报社以来，没有人比他们更贪婪，更不在乎报纸的长期发展。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奥尔登拥有的报社裁减员工的速度是它们对手的两倍。据调查了其中某些报纸数据的新闻业分析人士肯·多克托称，发行量下降得更快。这不是巧合。这听起来是老套的失败故事，但是史密斯和弗里曼从来不指望从报纸中长期赚到钱。

通过大刀阔斧削减成本，奥尔登能在一些年里让报纸赚钱，同时发行一种质量下降，也不在乎失望的订户感受的产品。至今，奥尔登关掉的报纸主要是周报，但多克托认为日报关门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种投资策略不是没有社会后果。研究发现，一家地方报纸关门后，当地投票率会下降，贫困率上升，社会联系会削弱。虚假信息盛行，城市赤字高涨，腐败和管理不善猖獗。这种影响还会扩展到全国政治层面，《政治》网站的研究发现，2016年川普在地方新闻业不发达的地区胜率更高。

收购《芝加哥论坛报》后，奥尔登手上有200多家报纸，包括几家美国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纽约每日新闻》。按发行量计，奥尔登已经是美国的第二大报业主。一些新闻业人士说，如果史密斯和弗里曼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报业巨头，他们不会感到意外。

行踪隐蔽：史密斯和弗里曼

史密斯和弗里曼两人行踪隐蔽，公司网站上除了公司名字外没有其他信息，公司的投资者名单也严格保密。去年，当议员们要求获得该公司投资者信息时，该公司回复说“也许是美国境外的某些法人实体和组织机构”。

史密斯住在棕榈滩隐居，上世纪80年代起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弗里曼41岁，担任公司总裁，基本不去编辑部，他手下的员工从没见过他。

如果想知道奥尔登收购地方报纸后会怎么样，可以看看宾州蒙哥马利县的情况。那里有很多社区，却只有一个在阁楼的记者。还有加州奥克兰县，《东湾区时报》获得了普利策奖，却在一周里解雇了20个人。在附近的蒙特雷县，前《先驱报》记者朱丽叶·雷纳德说员工被要求停止写调查报道，去多编点故事。在丹佛，《丹佛邮报》的员工被砍了三分之二，把编辑部搬到空气污染的地区，很多人得了呼吸疾病。

最明显的可能是加州瓦列霍，旧金山北面30英里的城市，有12万人口。2014年，当约翰·吉登加入《瓦列霍时报和论坛报》时，该报记者、编辑和摄影师有12人。吉登当时30岁，性格温和，加入新闻业是想证明自己。他开始当机动记者，报道当地犯罪和社会新闻。这份工作收入不高，工作也不光鲜，但吉登喜欢它。他是瓦列霍本地人，他喜欢在本地的报纸工作，感觉很棒。

一个月后，一个同事离职了，在原有工作外，吉登还要承担报道学校新闻。当报道市政府新闻的记者离开后，吉登又承担起来。刚开始工作时，吉登听过报纸老板的负面传闻，但是没有太在意，但是他感觉到了。

这说明这些老板只在乎榨出金钱，吉登现在把奥尔登的人叫做“蜥蜴人”。年复一年，奥尔登的人总是要求削减预算，导致员工减少，工作增加。最后，吉登成为员工中唯一的记者，负责警察、学校、政府、法庭、医院和商业问题的所有报道。“收入没怎么涨，”吉登说，“我感觉自己是个糟糕的记者，因为应付不来一切。”

吉登体重增加了100磅，夜里开始磨牙，他要自己的钱去复印法庭记录，几年来没有休假。他告诉我，这个城市的整个民政服务委员会没有理由就被开了，他的线人告诉他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他没有时间来跟这个故事。

虽然员工已经裁差不多了，但是奥尔登还是有办法搞钱。他们把报纸的印刷厂搬到100英里外，结果导致送达用户的时间要晚24小时。编辑部被搬到向当地商会租下的一个房间。版面设计被外包给菲律宾的自由设计师。

压力过大还累垮了，今年春天吉登离职了。当时有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调查奥尔登的报纸帝国，她打电话问他作为最后一个当地记者干得如何。“看到报纸搞成这样真难受，”吉登说，“瓦列霍应该有更好的报纸”。报道发表后几周，他被解雇了。他的编辑挑出了吉登的一条报道失误，但是吉登认为真正的原因就是奥尔登的人发火了。

兰德尔·史密斯（Randall Smith） 图自维基百科

奥尔登的故事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名为“梦想之家”的一档电视节目。一个名叫兰德尔·邓肯·史密斯——简称“兰迪”——的年轻人站在妻子凯瑟琳身旁，当着演播室现场观众的面回答连珠炮似的各种问题。节目的设定是让两对夫妇竞争赢取一栋房子。当史密斯夫妇获胜后，他们不要房子而选择领取现金。兰迪用这笔2万美元的钱创办了一家他起名为“兰德尔·邓肯·史密斯公司”的小贸易公司。

兰迪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时在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工作，很快就要当上合伙人。在贝尔斯登，安安分分往上爬也能赚不少钱。但兰迪志向远大：他相信，通过买下困境中的公司，通过破产再把分割出售，是可以赚到大钱的。“秃鹫资本主义”这一行当时还没出现，但兰迪将是这一行的先驱。他在一家破产的航空航天制造企业身上大赚了一笔，接着又在达拉斯的一家钻探公司里搞出了钱。

到80年代，兰迪很快发了财。他开始教他的孩子资本主义的秘密。他教他8岁的儿子凯勒如何在电脑上做交易。后来凯勒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问过他爸爸为什么这么拼句子迷改为名言通了？

兰迪对儿子说：“这是个游戏。”儿子问：“你怎么知道谁赢了？”兰迪说：“死的时候钱最多的那个人赢了。”

即使在“贪婪是好事”的时代氛围下，兰迪在华尔街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1991年《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介绍时，援引大批不满的当事人和合伙人的评述，指出他擅长“从他人苦难中牟利”。《纽约时报》称“核心是史密斯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网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谋利”。就算这种评价让兰迪和他的同事们不舒服，他们也不会表露出来。据《乡村之声》周报报道，有一段时间，他的公司自豪地在前厅悬挂了一幅秃鹫油画。

就在这个时候，兰迪变得专注于隐私。他拒绝与媒体交谈，拒绝照相，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的一个熟人告诉《乡村之声》说：“他是那种每隔几年就会自己把财产花掉的人”，以免被列入世界巨富排行榜。

兰迪搞的大部分投资都是冷冰冰的计算，但是对搞媒体投资很有兴趣。他用自己的钱搞了纽约通讯社。兰迪说自己在通讯社中不干预编辑活动，他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是兄弟般的忠诚，并没有要搞钱的想法。在很多年之后，当兰迪搬到棕榈滩并成为特朗普总统竞选活动的主要捐资人时，他最早被外界所知的媒体投资被认为是对新闻界的巨大羞辱，这种想法很普遍。

兰德尔如何选上希思·弗里曼作为门徒的，在那些曾经为两人工作过的人当中是个谜。在与前奥尔登雇员的交谈中，我一再听说他们的关系超越了生意。某人对我说：“他们关系像父子，很紧密。”弗里曼拒绝详细描述他与史密斯的关系，只是说他们在一起做生意之前就是家庭朋友。

弗里曼的父亲布赖恩是一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专长是代表工会谈判。在卡特政府的财政部干过以后，布赖恩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强硬谈判风格变得有名，也被人害怕。1985年，他对《华盛顿邮报》大声说：“我有一队办事的兄弟”。史密斯和布莱恩怎么认识的是个谜，但他们关系很铁。

布赖恩2001年自杀了，史密斯成为希思的良师益友，这时希思还在上大学。几年之后，史密斯与希斯共同成立了奥尔登全球资本，还让他执掌公司。

认识弗里曼的人形容他是那种典型的华尔街兄弟会男孩：抹了发胶的卷发、平整的胡须以及常常傻笑。“你要是去某个实验室给华尔街兄弟会的人画像，”一家奥尔登下属公司的前CEO说，他和其他人一样要求匿名，“弗里曼就是个模子。”他还说，弗里曼会直接从健身房去商务会议，身上穿着休闲装。他还说，弗里曼还经常回忆他在大学足球队的壮举，总是说“我在杜克踢球时，学会怎么领导。”弗里曼在杜克足球队当开球员，但那年杜克没得一分。

当奥尔登第一次进入新闻业时，弗里曼似乎愿意搞某种创新。公司安排启用了具有超凡魅力的数字媒体倡导者约翰·帕顿。帕顿改进报纸的网站和移动端服务，并增加了在线广告收入。2011年，帕顿搞了个大项目，在纽约雇了50多位记者补充缺人的编辑部。这时，奥尔登旗下的报纸成为新闻业的惊喜。但是到2014年，奥尔登的高管们认为帕顿的做法在短期内很难搞来钱。彻底改造他们的报纸可能需要数年的试验，还会推迟奥尔登投资人的收获期。

于是弗里曼转变了，与帕顿分手，把奥尔登旗下的所有报纸都拿到网上去拍卖。当出价不够高时，弗里曼就集中从这些报纸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现金。

奥尔登的算计是简单的。即使新闻业在衰落，这些报纸每年仍能创造数亿美元的收入，其中许多报纸即将扭亏为盈。弗里曼和他的投资人要想提前脱手，他们不需要担心这些资产的长期健康，只想短期内尽可能提高利润。

根据分析，从2015年到2017年，他负责将奥尔登旗下所有报纸裁减36%员工。同时，在许多市场提高了报纸订阅价格。许多是不会仔细关注自己账单的老读者，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注意到自己正在花高价买劣质产品。也许老读者会流失，报纸会彻底关门。但是只要奥尔登能赚到钱，这笔投资就会是成功的。

希思·弗里曼(Heath Freeman)

进一步压缩

关键在于，奥尔登的报纸所创造的利润并没有被用于复兴报纸。相反，这些钱被用来支持该对冲基金的其他风险项目。在法律文件中，奥尔登公司承认把旗下报纸的数亿美元资金转投于对商业房地产、某破产连锁药店以及希腊债券。“这不是一家报纸公司，”《芝加哥论坛报》前主编安·玛丽·利平斯基说，“而是一家买下某些报纸然后从它们身上榨取现金的对冲基金”。

哪怕奥尔登的收益在增长，弗里曼也很少来报社。他来的话，只会让报社员工恐慌。有一次，弗里曼大声问：“这些报社员工都在干什么？”还有一次，弗里曼开会时建议奥尔登应该开掉所有全职记者，转而聘请自由职业者。（弗里曼通过发言人否定了。）我和很多弗里曼的同事谈过，没人看到过弗里曼看报纸。

奥尔登公司一直传一个故事，可能无法证实。2013年《丹佛邮报》拿了普利策奖，有人向弗里曼报告这个消息，他就问了一句：“这个来钱吗？”

在预算会议上，弗里曼折磨地方发行人，要求他们报告数字细节，要是做不到就要被羞辱。弗里曼的命令总是一贯的：进一步压缩。

“很明显，奥尔登不关心新闻业的未来，”马特·德·瑞恩佐说，“只关心下个季度的利润。”

瑞恩佐以前在奥尔登旗下的康州报纸工作，最后辞职了。

还有一个发行人告诉我，弗里曼认为地方报纸和其他商品没什么区别。“弗里曼认为报纸和石油没什么不同，”他说，“弗里曼希望这口井永不干枯，他一直从里面抽水，直到干枯，任何人都知道会干枯。”

2020年3月，《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些记者秘密开会。奥尔登已经收购了该报母公司论坛公司的三分之一股份，还可能买下其余的。这时，奥尔登作为“美国报纸掠夺者”的名声已经很广了，要收购《太阳报》的消息也传开了。

但只有一个希望：论坛公司和奥尔登需要停止股票交易至少7个月，这样记者们才有时间阻止收购。问题是怎么做到？

在会议上，巴尔的摩的一位前政治人物主张记者们搞公开活动，搞请愿、发起反对奥尔登的游行。这位政治人物说，要是这么干了，可能就能保住这家本地的、服务社区的报纸。一时间会场上氛围高涨。“巴尔的摩已经是丧家犬了，”一位与会的记者对我说，“我们也差不多，奥尔登别想抢走我们的报纸句子迷改为名言通了！”

《太阳报》工会雇佣了一个公关公司来发起宣传活动，打出“拯救我们的《太阳报》”横幅，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论坛公司把该报出售给当地买家。很快，当地各编辑部都采取了响应。莉莉安·里德组织了这次活动，她说“我们是集体起义了。”《太阳报》记者还想把活动扩展到其他报纸，但对方回应说这是“破坏行动”。

在有些地区，这次活动引起了关注，来了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和明星表示支持。但是哪怕对记者来说，要长期保持公众关注也很难。当时正值总统竞选和新冠疫情时期，对当地记者的关注很有限。当《芝加哥论坛报》举行“拯救地方新闻”集会时，来参加的主要是当地的媒体人士。

同时，记者到处寻找当地的富人来买下报纸。在巴尔的摩最有希望的买家是酒店大亨斯图亚特·拜努。拜努认为自己和奥尔登的贪婪资本家不同。在接受父亲的生意前，拜努在神学院就读，多年后还保持着奉献精神。他寻找各种方式捐出家族的财富，从资助巴尔的摩的贫困儿童到帮助利比里亚的妇女。

拜努说他在70年代任职于马里兰州议会时很感激地方报纸。那时，《太阳报》是安纳波利斯的大牌，他很佩服记者能行使媒体监督权，把诚实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妓女”区分出来。他说，“你不会知道这些家伙，除非有一些记者去刨根问题。”

拜努希望重建这家报纸作为非营利机构。2021年2月，拜努宣布要是奥尔登收购了论坛公司，他要用6500万美元买回来。

但几周后，拜努发现奥尔登发起了一项许可诉讼，可能要花拜努几千万美元。发现可能被奥尔登打败，拜努决定竞买论坛公司旗下的各种报纸，希望在各个市场中引入负责任的买家。对那些在乎地方报纸未来的人来说，很难指望比这更好的结果了。

问题出在哪里，在参加这场运动的记者中有很大争议。有些指责《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部，因为他们找不到本地买家。还有人指责拜努的财务伙伴，他在最后一刻撤出了交易。更大的指责指向论坛公司董事会，后者批准了对奥尔登的交易。而弗里曼则到处宣扬说，拜努从来没想买下公司，只是想借此收获媒体的好感。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当美国最大的地方报纸快完蛋时，没有多少人在乎。

5月，奥尔登完成了论坛公司旗下报纸的收购。拜努和奥尔登搞僵了，但是他担心《太阳报》的未来，为此不得不忍气吞声发邮件给弗里曼。他祝贺弗里曼完成了收购，同时提议说要是奥尔登想卖《太阳报》，他想谈谈。弗里曼没有回信。

论坛公司的收购完成后，我想采访奥尔登背后的人。我知道他们从来不见记者，但是史密斯和弗里曼是新闻业里的最强大的两个人。他们是靠搞垮地方报纸成名的，我想应该问他们一些问题。

我在说完采访请求后，就被他的发言人拒绝了。一个记者建议我应该去史密斯的家，直接登门采访。但是史密斯有很多房子，光在棕榈滩就有16幢豪宅。网上有一张唯一的史密斯照片，我给摄影师发了邮件查询更多信息，但很快这张照片就被删除了。可能史密斯买走了？没有其他回应。

弗里曼也不好找。他拒绝当面或者通过网络见面。几周反复以后，弗里曼同意打个电话，但只能作为背景信息使用，就是说只能一般性叙述而不能提到他本人。在一个下午，我拨通了弗里曼发言人提供的电话号码，直接和这个美国报业最恐怖的人通了话。

当我问弗里曼他搞垮报业的想法是什么。他说这是奥尔登的传统智慧：“很多经营者把报纸看着广告业务的平台，但是我们不这么看，报纸是基于订阅的商业。”

在讲到如何从大科技企业搞到钱时，弗里曼更来劲了。他说，“我们一定要迫使这些网络巨兽，包括谷歌、苹果和脸书，为使用我们的新闻内容合理付费。”他以前说过这个，认为要做到不难。很多新闻业的人密切关注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法律诉讼，期望未来几年能迫使谷歌和脸书和地方报纸分享广告收入，因为报纸内容带来了流量。有人认为这是拯救美国地方报纸的最后手段。但是这一天到来时，科技巨头的钱会流入缺钱的编辑部，而不是奥尔登的口袋。

在这次采访前，我从奥尔登的记者们那里收集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弗里曼最近对他旗下报纸上哪篇报道印象最深刻？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弗里曼拒绝回答。

弗里曼很清楚自己残酷的名声，但是他认为奥尔登的贡献是减低了成本，而之前美国的报纸业主都是一群软蛋。“在收购论坛公司以前，这些留在地方业主手里的报纸都快死了，但是业主不能做痛苦的决定来维持报纸的持续性。要是我们不管，报纸就完蛋了。”

弗里曼的中心意思就是这个。但是奥尔登进入报业时是收购了一些困境中的报纸，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报纸都注定要完蛋。比如，奥尔登资产中的重要部分论坛公司，在被收购时还是盈利的。

也没有证据说明奥尔登在乎报纸的“持续性”。如很多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奥尔登这样的秃鹫资本扮演了“创造性毁灭”的有用角色，搞垮了过时的企业，为新兴企业创造了空间。

但是在地方新闻中，报纸死了，却没有替代品。《明尼阿波利斯星报》这样的报纸，已经创造了成功模式，奥尔登的报纸可能会模仿。但是这需要缓慢、痛苦的工作，而容易赚钱的路子还很多。

事实上，弗里曼不是特别在乎奥尔登的声誉。在他接受采访时，我原以为他有一些套路：比如裁员和收购很痛苦却是必须的，他高度评价地方新闻业，他有责任把这些报纸恢复起来。我知道他不信这些，他也知道他不信，但至少要表演一下吧？

但是我低估了奥尔登是多么不在乎在新闻业的立场。在弗里曼看来，报纸就是个财务资产，除此无他，就是一类调来调去的数字，直到给投资者带来足够回报。至于史密斯，这个棕榈滩的保守派和特朗普的盟友，希望把主流媒体变成奥尔登战略的工具。两人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保护记者委员会年度宴会的主人，他们应该也不会喜欢这角色。

《太阳报》被奥尔登收购后一个月。该报的一个资深编辑通过Zoom向焦虑的记者收集问题。新业主宣布要搞一轮裁员，一些员工要离开，留下的人也担忧未来。一个记者问他们的工作还有没有价值，编辑的回答很低，他说他还是赞赏新闻业，但是不好评价新业主。

几个月后，《太阳报》还是没有开始其他报纸已经经历的大裁员。记者继续报道，编辑继续编稿，工会想方设法给奥尔登施加压力。单是一种宿命感觉压在编辑部上。

“感觉我们在反对资本主义了，”莉莉安·里德，那个参与发起“拯救《太阳报》”运动的记者说，“在美国能战胜资本主义吗？恐怕不能。”

2018年，《丹佛邮报》员工集会抗议奥尔登资本对新闻报纸行业的作为。图自AP

新的试验

在大卫·西蒙看来，《太阳报》的惨淡未来是必然的。西蒙是该报前记者，他说他受够了多年来粗暴的业主，像奥尔登这样冷血的业主搞死这家报纸是早晚的事情。

“糟糕事情太长了，”西蒙说，“直到最后一刻，这是不可阻止的，不会太久了。”

西蒙是《太阳报》的老员工，他沉浸在该报的历史中。他能记住各种陈年旧事。他引用门肯的名言：“干新闻这一行的乐趣犹如当国王。”门肯是《太阳报》20世纪最杰出的专栏作家。在《太阳报》巅峰时期，该报有超过400名记者，在伦敦、东京和耶路撒冷有通讯员。二战时《太阳报》的战地记者发出了纳粹集中营的第一手报道。《太阳报》的社论版能主导马里兰州的政治。

在西蒙看来，这样的《太阳报》只留在过去。奥尔登进入后，《太阳报》就是个“囚徒”，不可能逃生了。西蒙最担心的是，当城市失去有活力的报纸后，还靠什么监督有权有势的人？

“地方新闻死亡，不会没有代价。”西蒙说，“现在是腐败、管理不善和无法无天的好时间了。”

关闭编辑部，解散记者，一个城市就失去了关键的法律捍卫者。未来会怎么样？要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命运不改变，芝加哥很快会提供一个案例供研究。西蒙说，巴尔的摩要避免类似的命运，就需要一个《太阳报》的精神继承者：“从内容上到人员上，而无关名字或者标签。”

西蒙可能会成功。斯图亚特·拜努收购《太阳报》失败后，开始了一项新投资。拜努相信《太阳报》不能再继续提供该城市需要的报道，就着手重建一种出版物。几个月来，他和各种地方报业创业者见面，寻求建议。拜努说，他赞赏他们的新闻技能，但还没准备好接受投资。要重建一份《太阳报》需要大量记者，不仅报道政府，还报道运动、学校、餐厅和艺术。“你要花大量钱”，他说，“不然就是在海里尿尿。”

明年，拜努将推出《巴尔的摩旗帜报》，一份全数字化、非盈利的新闻。他在初期准备每年花1500万美元预算，这在同类投资是史无前例的。一开始可能要依靠捐助，但预计5年内靠订阅能收支平衡。拜努做好了失败的可能，但仍然认为值得尝试，希望能创造一个成功模式并移植到其他市场上。“除了地方新闻，”拜努说，“没有其他任何产业更攸关民主的成功”。

《旗帜报》一开始将有50名员工，和《太阳报》规模差不多，但愿景要大得多。拜努期望《旗帜报》能成为“马里兰州最好的编辑部”。

我开玩笑问他，会不会挖《太阳报》的员工。他低声说，“好吧，那里有很多好记者。”

（原文发表于《大西洋月刊》11月号，译者观察者网宁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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