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

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诗经·周颂·思文》

亚洲铜 亚洲铜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海子《亚洲铜》

我经常在半夜时分下楼，到卢瓦尔河边透气。对面南特岛上的灯火倒映在湍急的水面上。除了水流声，以及偶尔疾驰而过的汽车的声音，再也没有别的声响。有一天晚上胸闷气短，在河边喘气时，看到那摇曳的光影，脑海中浮现的是过年时孩子们点燃的烟花棒喷出的火花，只是，这火花是静默的，而且越喷越趋微弱。

而在生活秩序还正常的时候，总有人倚着栏杆，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当我走过的时候，总有人跟我打招呼“Bonjour”，不管是否认识我。这是处于法国外省的南特比巴黎更让人暖心的一个现象。然而现在，这些问候都消失了。卢瓦尔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将寂静分成两半。

这部书稿就是在寂静的卢瓦尔河岸边完成的。我在2020年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抵达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de Nantes），受到已经在这里驻扎三个月的一群同事的欢迎。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高等研究机构，研究员的构成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占到一半左右的比例。在这里，可以和阿根廷学者讨论罗马教廷，和印度学者讨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埃及学者讨论中东在上个十年的动荡，和喀麦隆学者讨论他们的去殖民化经历……有一天晚上，一位法国钢琴家造访高研院，和同事们共进晚餐之后，即兴弹了五六首曲子。音乐响起，同事们或站或坐，有人托着下巴，有人闭上双目，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钢琴家的双手在琴键上跳跃，所有人都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之中。

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刚刚大规模暴发的时候，这里波澜不惊。偶尔有外国同事问候我家人在国内怎么样了，但没有人觉得他们自己也面临着这样的威胁。但我内心已经无法保持平静。自从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抗疫苦战，这场苦战在西方世界的舆论中得不到多少理解和支持，满眼皆是隔岸观火乃至落井下石的论调。2月下旬，当中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之时，意大利的疫情开始暴发，然而欧洲各国仍旧是马照跑、舞照跳，欧洲群众对于疫情的理解是，这不过是另一场流感，只是对老人有明显的威胁，年轻人多洗手就好。但疫情的蔓延非常迅速。在2月份，我非常担心国内亲友同事们的安危；到了3月初，就变成了国内亲友同事担心我在欧洲的安危。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已经目睹了中国在2月份的苦战，然而面对疫情，他们采取的行动极其缓慢——这向我们证明，从知情到行动，中间有着很大的一段距离，这是普遍的现象，责怪中国没有及时提供信息，只是推卸自身责任的手段。然而，意大利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终于让各国的决策者们无法拖延，各国政府陆续跟进防控，从禁止大型活动、关闭学校，到关闭“非必要”的服务场所，许多国家最终进入全民禁足状态。

3月16日，南特高研院停止一切线下集体活动，就连图书馆的服务也停止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欧洲已经是病毒传播的“震中”（epicenter）。对我们来说，剩下的生活，就是在这座寂静的城市里留守与隔离。

传说中的欧盟的团结，在大难临头之时并没有如期出现——于泥泞中越陷越深的意大利，在发出求救信号之后，并没有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回应，只有刚刚走出困境、身体仍然虚弱的中国为其提供了积极援助，至于欧盟各国之间相互“截胡”抗疫物资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在欧洲疫情进入高峰期时，欧盟才“如梦初醒”，在边界政策、财政、金融、防疫物资、疫苗等各方面做出一些协调。

传说中的西方阵营的团结，也并没有出现，当特朗普总统受到股灾的暴击，从梦游状态中醒来，开始着手抗疫的时候，首先干的事情就是宣布切断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交通；欧盟支持世界卫生组织（WHO）领导全球抗疫，而特朗普政府却不断攻击世卫组织，并最终切断与世卫组织的联系。在疫情持续期间，特朗普政府还对一系列欧盟国家发动了贸易调查。病毒的传播没有疆界，它通过痛苦和恐慌，把全人类连为一体；然而人类对病毒的应对，却不断地暴露乃至加强原有的许多边界与隔阂。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称疫情有助于工作回流美国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国市场上赚过很多钱的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却幸灾乐祸，称疫情有助于工作回流美国。但不久，当美国疫情暴发之后，特朗普政府交出的是一张苍白的答卷，在其他发达国家已经基本控制疫情的时候，美国仍然在高位平台上运行，死亡人数节节攀升。2020年，我们见证了美国疫情危机、经济危机和种族危机的叠加。中国在第一季度为了抗疫也付出了GDP同比下降6.8%的代价，但先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走出困境，其经济生产有了更为坚实的信心基础。中国生产的抗疫物资，更是许多国家获得抗疫胜利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中国不仅向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伸出援手，还向一系列发达国家输送了大量救援物资和抗疫经验。当然，国际上的“中国援助赎罪论”“中国援助夺权论”等各种杂音也一直没有断绝。

2020年2—3月，时间的流速变得无法确定。每天一起床，都是各种爆炸性的新闻，持续到夜深。我经常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然而，我毕竟不是能够拿起手术刀直奔抗疫一线的医生。能够发挥我知识特长的地方，或许仍然是对全球秩序及其法律框架的思考。在这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之后，全球秩序何去何从？预言是困难也是危险的，然而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思想的拐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一边密切关注每天层出不穷的爆炸性新闻，一边继续钻故纸堆，把许多思维的断片连在一起，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稿。

如同前两本小书《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一样，这本小书是当代问题激发之下的历史研究。它处理的时间段，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它主要探讨“门罗主义”话语在美国、德国、日本与中国四个国家的传播与运用，但同时也涉及拉丁美洲、大英帝国、意大利、俄苏、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它勾勒出了一个“门罗主义”话语的谱系，但更重要的是揭示“门罗主义”话语变迁背后的近代空间政治，从全球、区域到国家以及省域。

本书最初的基础是两篇论文，第一篇《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另一篇《卡尔·施米特论国际联盟与欧洲秩序的败坏》发表在《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卡尔·施米特论国际联盟与欧洲秩序的败坏》的思路，源于2018年春季与国际法史学家托尼·卡蒂（TonyCarty）合作带领学生一起阅读卡尔·施米特的DerNomos der Erde所带来的体会。在那门课上，我们既细读了施米特的文本，也对19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变迁，进行了很多探讨。在此基础之上，我对施米特思想与中国近代道路的关联性做了一些进一步的思考，成文后，曾在2018年8月刘小枫教授主持、在长春举行的第二届六绎论坛上获得讨论。我的探讨基于一个非常朴素的认识：德国在近代国际秩序中处于中层，一方面受到全球霸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非西方国家与中东欧的小国与弱国，却又经常持俯视态度。施米特的理论集中体现了这种位置和视角。而中国在近代的国际体系中地位更低，甚至濒临被瓜分的边缘，因而从晚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于许多沦为殖民地的弱国，经常有兔死狐悲之感。这种国际位置的不同，也就会带来视角的不同。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中国，对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无论是全球霸权还是区域霸权，有着更为显著的批判视角。

而《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则缘起于2018年底《探索与争鸣》杂志关于“一战”结束一百周年的约稿。在接到约稿后，我初步决定写威尔逊总统的命运，阅读了一些威尔逊传记。我注意到，威尔逊决定性地改变了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使其所关注的空间，从西半球转向全球。我因而意识到，有可能以“门罗主义”为线索，将中国学界对于美国外交中“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争的分析，推向更为深入的境界。在研究美国“门罗主义”解释演变的过程之中，“门罗主义”话语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成为非常自然的关注点。《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的终稿，梳理了“门罗主义”话语在美国、德国与日本三个国家所经历的解释演变的基本线索。本书前三章发展了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并订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

在探讨日本的“门罗主义”话语的时候，我已经遭遇了中日两国文化—政治精英的相互影响的问题。比如说，在1898年，近卫笃麿就曾经和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谈及“东洋”的“门罗主义”。那么，“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究竟是怎么传播的呢？郭双林教授2006年的一篇探讨“门罗主义”与晚清中国民族认同的论文，发表之后多年无人跟进，却让我看到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在其工作的基础之上，我进一步研究旅日精英与“亚洲主义”、“门罗主义”话语的接触、吸收和在此基础上的言说，并与19世纪“门罗主义”在中国国内的传播做比较。在经历系统的史料搜索之后，图景逐渐变得清晰：19世纪《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对于“门罗主义”有一定的探讨，但并没有引发士大夫主流的关注；对于“门罗主义”的集中兴趣，是在旅日精英之中发生的，而当时的背景恰恰是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对于菲律宾的征服。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在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中都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而“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话语的结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但在中国旅日精英那里，“门罗主义”话语却与“反满革命”相结合，发展出一种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

在辛亥革命之后，“反满”的诉求淡出，但伸张地方自主性的话语，却长盛不衰。威尔逊设立战时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其中国分部与中国的知识精英结合，不断宣传美国正面形象与威尔逊的国际秩序主张，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将“门罗主义”与“联邦主义”视为同构的、体现“民主”“自治”的组织与制度理念。尽管威尔逊个人的声誉在1919年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之中，“门罗主义”与“民主”、“自治”、“保境安民”等理念关联在一起，在中国的舆论界一度成为一个非常炫目的政治关键词。然而，随着国共两党达成通过社会革命重新统一全国的共识，“省域门罗主义”的声誉江河日下，其“民主”“自治”的意涵日益淡出，而“封建割据”“对抗统一”的含义日益凸显。在“门罗主义”的全球传播之中，近代中国出现的“地方主义”与“门罗主义”话语的结合，是美国、德国与日本三个国家都很少出现的，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独特性。

近卫笃麿

与此同时，我也密切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于美日“门罗主义”话语的反应。在研究“省域门罗主义”的时候，我已经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核心的知识群体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将眼光投向了其他代表性的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国家主义势力对于国际秩序也有一定程度的思考，本书选择了与中国青年党关系比较近的“战国策派”的论述作为代表。全书结束于对李大钊的探讨，他对日本“门罗主义”话语的批判最为彻底，在对国际秩序的思考上，具有最强的“反霸”色彩。在20世纪的革命与建设中，李大钊的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今天仍然可以提醒我们，在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我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理想与愿景。

李大钊

本书的构思与写作获得了许多机构与师友的帮助。我所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给了我充分的自由空间，做横跨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个学科的研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慷慨资助了本书的研究；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为本书的最终定稿提供了孵化环境，我在此尤其要感谢高研院的灵魂人物Alain Supiot教授以及同届访问的王璞教授和来自阿根廷的历史学家José Emilio Burucua教授带来的启发。

本书的部分章节或片段曾在以下研讨会上分享，并得到众多师友的评论：2019年12月14日在北京大学文研院举行的“世界政治史视野下的中国成长”研讨会，8月25—26日在重庆大学举行的第八届“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研讨会，7月8—12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第二届“法意”暑期学校，6月21—22日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欧文明与新全球法律秩序”国际研讨会，5月25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举办的“历史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5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的“门罗反对威尔逊？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之争”会讲，等等。对于组织和参与以上研讨活动的师友，我要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讨论最为密集的是刘小枫教授主持的“世界政治史视野下的中国成长”研讨会，这是一个闭门会，共有从“五〇后”到“九〇后”将近三十位学者到场，对本书一个较早版本的文稿，进行了超过三个钟头的“会诊”。我在此将会诊的记录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思想研究的重镇，刘小枫教授对于学术思想作品的生产规律，有着非常深刻与精准的把握。在这样的工作坊上，可以“红红脸、出出汗”，真正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批评者与批评者都有实在的收获。这有助于及时提升获得讨论的作品的质量，并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师友们的阅读、批评与期待，都令我深深感动，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如果中国学界能将更多的学术经费和学术精力，投入到这样的“集体会诊”，中国学术的格局会大不一样。但作为这个会议的“被研究员”，我非常清楚，本书的终稿只是勉力回应了师友提出的一部分关切，至于达到多数人的期待，恐怕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感谢佩里·安德森与卡洛·金兹堡两位博士论文导师多年以来对我孜孜不倦的教导和鼓励。没有安德森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大国协调”的演讲，我不可能迅速转向对国际秩序与国际法的研究。而金兹堡教授的历史研究作品，尤其是《奶酪与蛆虫》，一直是我研究方法上的榜样，时刻提醒我细致辨别历史的纹理，不能轻易跃过当下与历史场景之间的距离。金兹堡教授于2019年秋天访问北大，给我带来了又一次研究方法上的洗礼。本书得益于他们的教导，但一切错漏和不完善之处，均出于作者本人的疏忽与不成熟。

在此，我还要感谢汪晖、黄平、甘阳、王绍光、苏力、冯象、梁治平、崔之元、潘维、张旭东、黄兴涛、郭双林、强世功、Tony Carty、王锡锌、陈端洪、中岛隆博、石井刚、吴重庆、杨立华、罗岗、李猛、丁耘、韩潮、李放春、王献华、欧树军、张广生、姜佑福、白钢、何建宇、魏南枝、鄢一龙、贾晋京、王维佳、陈柏峰、郭雳、聂鑫、张泰苏、殷之光、陶庆梅、张翔、刘忠、田雷、萧武、常安、于明、陈若英、潘妮妮、刘卓、刘诚、阎天、陈一峰、左亦鲁、唐杰、张慧瑜、汪洋、陈颀、李广益、李晟、徐戬、李斯特、杨昂、魏磊杰、丁晓东、卫纯、李振、汪卫华、马建标、陈玉聃、雷少华、孙飞宇、蒋洪生、昝涛、瞿骏、王钦、刘洋、刘晨光、孔元、王锐、潘丹、郑寰、葛小辉等师友的长期鼓励、支持和启发，感谢史志强、朱晓琦、盛差偲、金雨萌、史庆、吴蔽余在文献搜集、解读和文字编辑方面给予的帮助，感谢徐斌、邵六益、傅正以及我们的“半渡”读书小组的其他朋友共同呵护的一个阅读和批评的思想空间。最后，衷心感谢三联书店的舒炜、冯金红、钟韵三位老师，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推动，本书不可能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得到如此迅速的出版。

这是一本凝视深渊的书，它在读者眼前呈现的并不是欢乐祥和的景象，而是围绕着空间与边界展开的各种冲突。人们对行走在深渊旁边的人持有某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尼采说过：“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如何既凝视深渊，又心存光明？支撑我的是一种确信：自从国民革命以来，以古老的中国乡土为背景，抗击内外敌人，为更为公正的国内与国际秩序而奋斗的游击队员们，承载着光明的力量。他们经常身处生存的黑暗绝境，却不断地给他们所扎根的土地带来希望。在我的外祖父——一个亲历过游击战争的平凡农民的身上，我经常能看到这种力量。

这正是为当代中国秩序奠定基础的起源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只有对这种力量保持敞开，我们才能够在一个日益技术化与官僚化的时代，保持一种方向感与平衡感，才能够在巨大的生存灾难骤然降临的时候，克服麻木、冷漠、怠惰、傲慢与自私，“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保护生命，保护社会，保护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2020年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已经向我们昭示了这种力量是何等可贵，相信未来还将继续带给我们这种启示。

我把这本小书献给我的思想战友张晓波。他曾经在《解放日报》上为我的第二本书《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写过热情洋溢的书评。此时此刻，他已经长眠地下，无法读到我的文字了。然而他生前设想的全球秩序的大变局正在加速发生，如果他能够看到这一切，相信他会和我一样，既忧虑，又欣慰。

2020年3月31日初稿成于法国南特

6月27日改定于北京大学